《歷史一角》紅軍長征時大屠殺真相

來源: 一笑而之 於 2016-11-01 08:43:06 

紅軍長征時大屠殺真相：為保證長征時沒人逃跑進行“萬人坑”大屠殺 

2016-10-27 納稅分子A

來源：27軍事網

1935年，紅軍長征後留守中央蘇區的前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投敵，成為“紅軍第一叛將”。事件起因是，紅十二軍參謀長林野夫婦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遭自己人背後用大刀砍殺，為保證長征時沒人逃跑及投降竟進行“萬人坑”大屠殺。這些令人膽寒的殘酷肅反，令龔楚對中共失去信心。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裴毅然在共識網撰文《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之叛》，披露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龔楚

龔楚(1901～1995)，廣東樂昌長來村人，15歲入廣州市立一中。16歲參加粵軍，入滇軍講武堂韶關分校。1921年任粵軍連長。1924年入 團，1925年轉黨，回鄉從事農運。寧漢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關任“北江工農討逆軍”總指揮，率部參加南昌暴動。1928年1月，與朱德、陳毅、王 爾琢等發起湘南暴動。1928年5月，指定與朱毛組成前敵委員會，頭顱也與朱毛同一價位——捉到兩萬大洋、擊斃一萬、報信五千。1929年12月參與百色 起義，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歷任紅七軍長、中央模範團長、粵贛軍區司令、紅軍代總參謀長。1934年10月中旬，紅軍主力西撤後，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 區參謀長。最後一個職務為方面大員：湘粵桂邊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該區紅軍總指揮。1935年5月2日，隻身離隊，留下一份“脫離聲明”。

紅軍創建者之一的龔楚，為中共事業歷盡艱辛，幾入生死，左腿致殘，加之身居高位，通緝匪首，按說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麼會離開革命隊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麼會自我否定呢？自然，龔楚之叛說來話長，有着主客觀複雜因素，須稍展述。

被冤殺的林野夫婦

林野(1902～1934)，福建龍巖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北伐，寧漢合流後脫離汪部回閩西。1928年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即任 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龍巖，林野父母被當地農會在暴動中殺死，擔心林野報復，當地共干要求朱德將林野交送地方 處置，朱德不允，痛斥來要人的農會共干。紅12軍在福建成立後，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工作中得罪軍政委譚震林，調任紅軍軍政學校四連連長，後任紅軍公略學校 教育長、紅軍第二步兵學校校長。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突圍，林野任野戰軍(突圍部隊)總司令部參謀，隨軍行動，走了兩天，因腳受過重傷，行走不便， 朱德調他回中央軍區(留守部隊)工作。當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生)從福建跑到江西蘇區來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戀愛”，真是說不出 的喜悅。

林野向西江(會昌縣屬)中央軍區司令部報到的第二天，譚震林到龔楚辦公室，細聲對龔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 去！”龔楚以為要林野回龍巖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巖去吧。”譚震林獰笑一聲：“不是要他到龍巖去，是要他回老 家！”龔楚一個寒噤，忙問：“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 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 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龔楚認為像林野這樣年輕有為的同志，並無明顯錯誤，僅僅懷疑就要殺掉，實在難以接受。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 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幹動手須報告政治局，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 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無法阻止，但寄望說服項英。龔找到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嗎？”項英很莊重地 回答：“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龔見項處無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嘯仙，兩人雖已失 勢，卻是著名中共高幹，且與龔私交頗深，尤其阮嘯仙是廣東農會時期的老同志(後任贛南軍區政委)，也許能救下林野。兩人聽後，互望一眼，瞿秋白說：“這件 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 長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

當天下午三點，項英通知林野，說是派他重赴紅軍學校任職並請他們夫婦吃飯。林野夫婦興沖沖地 赴約。下午四點開飯，特地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龔楚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眼看這對恩愛夫妻笑意寫在臉上，渾然不知，自己既無法援救更不能泄 露天機，心如刀絞。他忽然想到至少應該救下無辜的林妻，便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 人送她去，好嗎？”一旁項英、陳毅頓時領悟，附和道：“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這對恩愛夫婦婉謝好意，他倆哪裡會知道龔楚的真正用意呢？ 這對好不容易會面的青年夫婦，當然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事後，那兩個在途中奉命動手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經過：走了十里路，已入 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一位黃同志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 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噼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同志結果。那位特務員說完嘿嘿一笑：“這次若不 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了呢。”龔楚事後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譚諷笑道：“參謀長還有一 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 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林野為烈士。

令人膽寒的政治保衛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白軍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 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布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 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 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里不能容許你，現 在送你回去。”然後押着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 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 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泄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 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 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不但中下級干 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更何況，龔楚已有“歷史污點”。 1933年5月下旬，周恩來主持高幹會議宣布：“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 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隨即在紅軍總部召開思想鬥爭大會，對龔楚圍攻批判，提前經歷“文革”。政治保衛局要收拾龔 楚，也不是沒有“歷史依據”。

這一時期被“肅”的紅軍高幹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

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着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岳同時被殺。

1927～1934年間，毛澤東也被清算過“富農路線”，三次開除中委八次嚴重警告與留黨察看。1932年初，蕭勁光因“小資產階級意識”差點不得出任五軍團政委，5月又遭撤職與開除黨籍處分。革命遠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於文革的中共高幹流行語)，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體與生命，抓住的則是乾巴巴的抽象概念與教條。

大陸中共黨史赫赫有名的“紅隊”，即刺殺顧順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紅隊，不知情者還以為以顏色為隊名，其全稱實為“中共紅色恐怖隊”。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龔楚赴長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在汝城遭攔截，白軍縱火燒山搜索，差點燒死。他潛回樂昌老家，靜養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 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期，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 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疑，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 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

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 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 何況人類？我睡在床上，反覆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不過，這時候國民黨方面已出了二萬元賞金通緝我，勢成騎虎， 不得不繼續跟着共產黨走。

有了這樣的思想，龔楚在紅軍中自然會格格難入，漸生異志。

龔楚因與周恩來發生工作意見上的分歧，被新賬老賬一起算，不僅高層檢討，也被大會批鬥，提前經歷文革。1933年5月，龔楚挨批，34師政委(龔曾任該 師師長)黃蘇揭發龔生活腐化，在廣西紅七軍時期花千元代價娶妻，實屬無中生有。散會後龔楚質之，黃答曰：“這個消息我也是聽人家說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 老同志，在這次鬥爭會上我若不批評你，便是我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我不得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老同志還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 哈……”

留書脫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雖然還有近 3.7萬人馬，但蘇區已無可動員人力，存糧僅可維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萬，四周又是合圍日緊的中央軍。項英、龔楚、陳毅商量後，電請遠在貴州的中央，要求 突圍，追隨“野戰軍”西進，爭取與其會合。中央即復：根據突圍西進經驗，中央軍區應放棄突圍，就地分散打游擊，另命龔楚率一步兵團轉進湘粵桂邊區，收容西 進野戰軍散落人員，建立新根據地並成立中央分局，該區黨政軍事宜均由龔楚負責。

龔楚即率1200人進至湖南彬縣黃茅，迅速打開局面，發展湘粵桂邊區赤色武裝。由於國民黨軍隊一時無力進剿，“我雖然過着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閒，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時間和空間。”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 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饒了我吧！中國 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這個負載中共湘粵桂三省軍政重任的“最高長官”，出於對遙控中共的“第三國際”的憤恨與黨內殘酷鬥爭的恐懼，竟撂了挑子。龔楚避開身邊特務員，隻身巧妙逃脫，留下一份聲明給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來的時候，我已到廣東去了，以我一個負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脫離你們而逃，你們該會覺得驚奇？更將會責罵我由動搖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 的。誠然，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責罵我，這是我錯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 使下的賣國黨。它走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 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地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 路，可是所得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干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 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此後，請你領導這一支同過患難的隊伍，並希望你將我這封信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來檢討一下，倘若是你們對我的出走還表 示同情的話，你們可派人到樂昌長來村我的家裡來找我，我當盡我的力量來幫助全體同志走出這個罪惡的深淵。倘若你們認為我的出走是錯誤的話，那麼，人各有 志，請從此一別。

1971年初，龔楚在自序中陳述何以脫紅：“我在這一革命鬥爭期間，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命政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我並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

曲折尾聲

回鄉不久，龔楚先後出任余漢謀粵軍第1軍剿共游擊司令、粵湘邊區剿匪指揮官、粵北五縣聯防主任。1935年10月13日，龔楚誘伏中共北山游擊隊，除幾 人逃脫，30多名游擊隊員全被打死，此為“北山事件”。後來，龔楚與另一中共叛徒何長林誘捕項英、陳毅，被前來帶路的中共偵察員識破，鳴槍報警。項英、陳 毅、楊尚奎、陳丕顯等迅速逃走，躲過一劫。抗戰爆發後，龔楚先後任國軍上校參謀處長、少將參謀。抗戰勝利後，龔楚出任徐州市長，口碑不錯，不久去職返粵。 1946年任廣東省參議會議員，1947年任廣州行轅少將高參，1949年3月任仁化縣長，5月任廣東第四區(北江地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可謂 “助紂為虐”、“雙手沾滿人民鮮血”。

1949年10月，共軍打到北江，龔楚率保安團逃到樂昌瑤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寫信勸降，11 月上旬龔楚率部下山投誠。12月，共軍準備進攻海南島，海南守將為龔楚樂昌同鄉薛岳。廣東省長葉劍英請示中央軍委，派龔楚經香港前往海南策反薛岳。龔滿口 答應。到了香港，龔楚知道勸降薛岳不僅沒有成算，且有“通匪”殺身之險，但若無功而返，又深知中共政策，決定滯港定居。此後，龔楚應邀赴台謁蔣，蔣要他在 港祕密收編殘部組織“反共救國軍”，伺機配合反攻大陸。但他明白國民黨大勢已去，婉拒委派，從此脫離政治旋渦，改名龔松庵，返港辦實業。龔在香港呆了40 年，期間赴美，拿到“綠卡”，最終歸返香港，以寫作書畫自娛，一張墨跡可賣三五千元。1960年代後期撰寫回憶錄。

1980年代後 期，中共發布公告：“不再追訴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建國前罪行”，年近九十的龔楚萌發回鄉之念。樂昌當地政府為討好龔楚，撥款七萬原式原樣重建龔家老屋，占地 面積320多平米，建築面積170多平米，六房兩廳一廚兩衛，琉璃瓦頂，一副當年土豪宅第模樣。宅內配置全新家具，包括電視機、電話、冰箱、席夢思床、大 浴缸等一應懼全，盡顯現代氣派。於是，龔楚決定回鄉。

但樂昌縣有關部門還有一道難題：以何種規格接待這位紅軍叛將？請示上峰，省統戰 部批覆：龔楚回鄉定居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1990年9月13日，龔楚攜夫人王蘭芬抵韶關，樂昌縣委統戰部、僑務辦擺酒接 風，龔楚遞上三封信――分别致“老同事”鄧小平、楊尚昆和王震。

1995年7月24日，龔楚在樂昌老家辭世，享年94歲。當地政府的努力也有回報：龔楚姪孫龔慶韶不僅個人回鄉投資，還牽線引資或與他人合作投資，僅1990年代就為樂昌引資四億餘，也算龔楚最後澤被鄉梓。

如今，大革命一代已完全走入歷史帷幕，這一代人已經走完人生全程，演出結束了，帷幕已完全合上。然蓋棺之時，卻非論定之日。如何評說那場要死要活的革 命？如何稱量“階級鬥爭”在中國的演出效果？如何理解當今中共從革命退至改良，從對抗折返和諧的“改革開放”？大革命一代留下龐大的“社會存在”與“社會 意識”，一切並沒有簡單結束。逝去的歲月仍在“規定”着我們。雖然後人無法改變歷史，也不能假設歷史，但總還有總結歷史的權力吧？後人不能只有接受的義務 沒有選擇的權利。封住歷史其實就是封住今天的前進，不讓還原歷史，底牌自然在於眾所周知的“歷史顧慮”。不過，這一次，寰內士林已經明白：對那場大革命的理解評析，可是一筆必須算清的歷史大賬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