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食堂”制度是如何加劇饑荒的？

節選自：中國三年大饑荒的觸發及加劇之原因
——論無退出自由的公共食堂的謀殺性後果

文貫中 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

    有研究者認為，1959年以後糧食徵購量過大是加劇大饑荒的主要原因，我也同意這一看法。那麼，糧荒發生後，公共食堂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1、農奴和權貴：公共食堂共產特性的社會經濟結果

    公共食堂制度剝奪了農民自己擁有食物的權利，他們甚至連為自己烹調食物的權利都沒有了。當糧荒開始蔓延時，人民公社的各級幹部以維護公共食堂制度為名，對農民的住家突然襲擊，悉數搜刮他們歷年積存的餘糧；一旦抄出，立即作為非法私藏的糧食全數充公，有存糧的農民還可能遭受殘酷的體罰。有親歷者描述過當時的實況：“公共食堂已經沒有糧食，開始吃草根、樹皮。儘管如此，上邊還在逐級下壓催着要糧，不僅口糧沒有了，連種子糧、飼料也全部上交了。幹部為了完成任務，必須把社員家裡的糧食搜光。於是，大抄檢開始了。由生產隊長和積極分子組成的抄檢隊手持鋼釺挨家挨戶搜查，床底下、草堆里、甚至櫥櫃、雞窩都要翻遍。可疑的地方就用鋼釺捅一捅，犄角旮旯也不能倖免。最荒唐可笑的是他們連廁所都不放過，他們要看看你解的大便里有沒有沒有消化的糧食粒。大抄檢的最後一道工序是挖地三尺。抄檢隊對屋裡屋外所有地面仔細觀察，只要見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新鮮鬆動的地塊，他們就用鋼釺把地面掘開，仔細扒拉土粒。”[15]楊繼繩在他的《墓碑》一書中也描繪了這樣的場景：一方面是幹部利用掌管食堂倉庫的特權，獲得大吃大喝、貪污、腐敗的最大便利；另一方面是農民淪為“農奴”，輕則被罰站、罰飯，重的被處以吊打、穿耳等各種肉刑。食堂這種人們本應該享受腸胃之樂的地方，在許多地方一時間竟成為刑場一樣的可怕去處。[16] 

    其次，實行公共食堂化之後，公共食堂實際上成為一種控制農民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在公社制度下，農民本應有兩種形式的收入：一部分是以食物的形式分配，主要是糧食；另一部分是現金。公社社員通過每天出工積累工作量（“大躍進”之後直到改革開始前，工作量的積累用“工分”計算），首先換取口糧，如有剩餘的積累工作量，還可分得若干現金，用來購買像油鹽醬醋、肥皂、牙膏、衣服、鞋襪以及農具等生活用品和生產工具。事實上，在公社制度下，1970年代的農民一年辛苦之後，往往只能勉強領回一家的口糧，拿不到什麼現金；孩子多而小的，往往還要倒欠生產隊的。筆者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作為知識青年在吉林省農村插隊，我是個強勞動力，每年積累的工分與同等體力的農民相當，但每年秋後結算，除了領回本人的口糧外（作為一個單身漢，我不需養家糊口），所得現金十分可憐，購買一張往返四平和家鄉上海之間的火車票之後，便剩不下幾個錢了。而大部分農民有家小，領回口糧以贍養家中老少之後，很難再有多餘的工分領取現金。回到“大躍進”初期，既然農民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口糧，那麼公共食堂制度下的口糧集體化實際上就是取消了按勞分配，而改行供給制，不論干多干少、干好干壞，農民在食堂里吃的是一樣的伙食。同時，由於農民沒有自養家畜家禽，沒有自留地，不能離開集體勞動場所另外謀生，農村集市也被封殺，農民無法用自有產品到集市上換取現金，除了靠公共食堂提供食物之外，農民已完全淪為“人民公社”事實上的農奴，他們的生存完全掌握在控制公共食堂食物分配權力的基層幹部手中。正因為如此，幹部可以隨心所欲地任意驅使農民，不僅令他們忍飢挨餓地從事繁重的勞動，還敢對農民打罵、抄家，甚至施以肉刑。這方面有大量記載。[17]這就是“大躍進”時期毛澤東最重視的“公共食堂”制度的本質。 

    “大躍進”時期以“公共食堂”為後盾的“人民公社”制度，不僅僅是以革命的名義徹底剝奪了農民的一切自由和權利，把他們變成了黨和國家的廉價農奴，而且嚴重打擊了農民的勞動意願。與此同時，由於幹部的權力來自於上級授權而不是農民的選舉，掌握着公共食堂倉庫的幹部就成了當地的“土皇上”。饑荒發生後，作風不正的幹部便通過貪污腐敗侵吞農民的口糧、謀取種種特權。在那饑饉的年代，這種特權常常意味着幹部的生存機會和農民的死亡可能。在不少地方，當農民只能在食堂中喝稀粥清湯甚至草根樹葉乃至活活餓死的時候，那些墮落的幹部或者假借各種名義大吃大喝、巧取豪奪，或者利用工作的便利在食堂里安插自己的親信、親戚、好友、部下，利用各種機會盜竊食堂倉庫的食物。楊繼繩在《墓碑》中這樣描寫安徽省毫縣的農村食堂：“公共食堂一般來說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機關食堂，按標準憑票用餐；暗是可以多出飽食。如在小農場，火箭營（以武裝民兵為主體的單位）、公社飯店、公社菜園等地方，採取多流量、多留糧、多供糧的辦法，以滿足一些領導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僅暗吃飽食，還聚餐、飲酒。在大隊一級，先辦食堂，後被統一撤銷，大隊幹部到所在生產隊食堂吃飯。多數幹部是明餐不飽暗餐飽，東莊不飽西莊吃，千方百計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屬的生活。還有不少幹部貪占糧食，以保證自己家屬飽餐。……在農民日均口糧二、三兩的時候，食堂的糧食被幹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18] 

     面對這種強制性、壓迫性的“人民公社”及“公共食堂”制度，農民唯一能做的便是極度的消極怠工，這又使糧食產量進一步下降。根據1990年的《中國統計年鑑》，1959年的成災面積低於1956年和1957年，和1954年相近，自然災害不構成對農業的嚴重威脅，但1959年的糧食產量只有1億7千萬噸，較1958年下降了15%。減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59年的糧食播種面積下降。一方面，公共食堂提前消耗了1958年的秋糧，使青黃不接時期提前在1958年冬至1959年春這段時期到來，嚴重影響春耕春播的正常進行。另一方面，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嚴重惡化和普遍的怠工，也使得農村經濟加速崩潰。所以，1959年夏糧的普遍減產是必然的。隨着大饑荒的蔓延，經過整整三年時間，農民通過極度的消極怠工和幾千萬的生命的代價，才迫使毛澤東在1961年年中終於同意解散“公共食堂”。 

     2、公共食堂解散為何有助於迅速結束大饑荒？ 

    “公共食堂”解散的意義十分重大。在政治上，它意味着在毛澤東主導下推行的“共產主義實驗”徹底失敗，同時令毛的極左路線在國際社會聲譽掃地。在經濟上，“公共食堂”制度的終結，對生產力的恢復起了明顯的正面作用。其實，在大饑荒結束的1961年，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接近最低點，只有154公斤，遠遠低於1958年的201公斤和1959年的183公斤，甚至比1960年的水平還少2公斤（見表2），但正是從這一年的5、6月份開始，隨着食堂的普遍解散，農民重新掌握了對自己的生存來說最重要的口糧，重新獲得了自留地，可以生產蔬菜、瓜果，重新有權在自己的家裡烹調食物，農村的集市貿易重新開放，農民可以在那裡互通有無。這一切變化讓農民掌握了一線生機，也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帶來糧食產量的回升，全國逐漸走出了大饑荒。在接下來的1962年到1965年，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分別為161、160、178和177公斤，仍然顯著低於1958年和1959年的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水平，儘管農民的口糧不足，糧食產量卻繼續在回升，逐漸接近1958年的水平。 

    將“大躍進”前期的1958年及1959年與大饑荒後期的1961年相對比，可以發現令人驚訝的反差：1958年和1959年農村的人均糧食消費量比1961年還高，卻發生了饑饉和“人相食”的世間慘劇；而在1961年，農村已死了幾千萬人，剩下的人也是元氣大傷、飢腸轆轆、有氣無力，而且當年的自然災害成災面積比前幾年還高，農村的人均糧食消費量又比前幾年低，結果不但未發生饑饉，相反卻出現了大饑荒趨於結束的局面。這是用糧食徵購量過大或其他因素都無法解釋的，而“公共食堂”的解散無疑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首先，“公共食堂”的解散使農民得以重新支配生存所必須的口糧，併名正言順地恢復家庭伙食和自留地，他們重新可以自由種植蔬菜瓜果來補充食物，即使人均糧食消費量極低，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也明顯提高，特別是農民有了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幹活的積極性和飼養家禽家畜的積極性。其次，糧食消費的效率也大大提高。幾百年來中國農村家庭積累起來的度荒年的辦法重新發揮效用，使極為有限的食物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轉化為更高的生產力和生產積極性。 

    反過來，我們也可以推斷，在1958和1959年的農村人均糧食消費水平的條件下，如果沒有“公共食堂”制度，那麼大饑荒多半就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了，也可能是局部的，不至於蔓延成全國性的空前規模的大饑饉。據東夫介紹，由於四川省委1961年封鎖中央關於允許農民解散“公共食堂”的指示，結果四川在1961年繼續出現很高的死亡率；直到1962年，四川省委才允許農民有退出食堂的自由，於是死亡人數迅速下降。[19]四川省推遲一年解散“公共食堂”的結果是，該省的饑荒也推遲一年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