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後重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 紀念人民領袖毛澤東誕辰123周年
老田
一周之後的2017年，就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九十周年了，今天再來回顧這一篇經典文獻，是非常有意義的。毛澤東當初看問題的方式，提出的那些問題和判別事物的標準，在今天還有效嗎？
在西方學界爭論“毛主義”相對於馬列的獨創性過程中間，《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最常被提及的，這一篇文獻對於農民革命潛力的推重，尤為馬列所未言。從後來中國革命的實踐展開過程看，是走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政權的道路，真的依靠農民的力量顛覆了海內外統治階級聯手維護的蔣介石政權，這個結果與報告中間的發現有着高度一致性。中國革命的實踐過程，檢驗了作為政治學徒工階段的毛澤東的睿智發現，這是一個典型的實踐檢驗真理的過程。
一、作為認識起點的經驗和群眾
經驗相對於認識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其作為認識的起點和基礎，真正典型的經驗意味着內含着無法超越的矛盾着的相互關係及其結構--在一切相同或者類似的環境中間都會複製出來。
在幾個月之後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在發言中間呈現出一個巨大的落差：“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後仍無法答覆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在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在合作化時期，毛澤東再一次發現：“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對於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這種人難道我們遇見得還少嗎？這些只會循着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對於人民的積極性估計過低。一種新事物出現，他們總是不贊成，首先反對一氣。隨後就是認輸，做一點自我批評。第二種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這兩種態度循環一遍。以後各種新事物出現，都按照這個格式處理。這種人老是被動，在緊要的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進一步。那一個年頭能使這種人自己有辦法走路，並且走得象個樣子呢？有一個治好這種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群眾中去走一走，看看群眾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從其中找出先進經驗，加以推廣。這是一個治好右傾頑症的有效的藥方，奉勸人們不妨試一試。”【《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思考問題觀察事物，必須以群眾的現金實踐經驗作為認識的起點，這是毛澤東從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過程中間發現並堅持了一生的認識論原則，到了臨終之前，他依然認為：“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於上級，群眾高於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於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我們知道，在共產黨內部，始終有兩種不同的政見在辯論：一方說，山溝溝裡面沒有馬克思主義，另一方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真理到底是來自書本，還是群眾的革命實踐，這個問題看起來曾經解決了，但是，只要條件容許，還是會不斷地改頭換面再一次冒出來。
一九三〇年毛澤東非常強硬地說過：“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你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麼好辦法，打出什麼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反對本本主義（一九三○年五月）】
在三十年後，毛澤東回顧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時，依然堅持：“教條主義這個東西，只有原理原則，沒有具體政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而沒有調查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具體政策的。……正確的策略只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只能來源於調查研究。所謂策略路線是包括很寬的，包括政治路線的。比如，依靠些什麼階級，聯合些什麼階級，打倒些什麼階級，就屬於策略路線的問題。……我那篇文章批評社會科學研究專從書本子裡面討生活是危險的。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正是失敗的時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一些知識分子倒退了，蛻化了，變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他們專從書本里討生活，不到工人、農民、社會中去調查，不到群眾中去調查，不在鬥爭中逐步深入調查研究。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里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嗎？如果那樣就完全是教條主義嘛！我不是反對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非有不可，我這篇文章裡頭也講了的。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麼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應該說，今天的中國已經完全不同於毛澤東革命時代的中國，那個時代文盲充斥，革命隊伍中間的所謂知識分子，在今天的中國也只能夠算是剛剛完成掃盲過程。那一代人對於馬列主義的把握，也只能夠說剛剛走出掃盲班的程度，所謂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勞動大學的留學生涯，不超過黨校短訓班的程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強調經驗對於書本知識的優先性，是毫無疑義的。
詭異的反而是，在今天中國教育發達的時代，我們親眼見到了教條主義的復仇。于光遠、杜潤生和李銳等非毛化虎將，手握“生產力水平絕對決定生產關係”的教條，為黨史國史研究設立了“理論天花板”--對毛時代重大政治和經濟政策實踐只能夠由這個萬古不變的教條來說明。據老田的閱讀經驗，今天學界許多聰明的頭腦--許多博導教授博士等等，在著書立說時依然必須受到這個理論天花板的壓制。據此，這些人宣傳說社會主義改造搞早了、搞糟了，有一位武漢的造反派工人領袖評論說：按照這些人的說法，中國革命也搞早了，要回頭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陳獨秀才是他們的英明領袖和正確路線代表。
二、階級鬥爭的鬥法--群眾自發起來“割資本主義尾巴”
在農民與地主階級的鬥爭中間，雙方有着不同的優勢，也就有了非常不同的策略。鄉下的地主富農的經濟力量比較強，也是依靠占有土地和餘糧這樣的經濟優勢，實現對於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經濟優勢是鄉村統治階級的策略起點。反過來，農民想要和地主富農作鬥爭，就必須發揮自身的人數優勢，同時要對地主富農的經濟優勢進行限制，這樣，才能夠做到戰而勝之。
在傳統中國的鄉村社會裡，規範的政治權力和法律即便是存在，也極其微弱，真實的權力往往要藉助各種肯定統治階級優勢地位的觀念來實現，美國學者杜贊奇在考察華北地區農村時提出“權力的文化網絡”的概念。毛澤東在考察湖南農村是，從經驗出發歸納出“政權、神權、紳權和夫權”的重要事實，然後指出這是束縛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要掙脫這四條繩索，除了農民自身要組織起來發揮人數優勢之外，顛覆各種必不可少的支持舊權力的觀念形態，也一樣是絕對必須的。
一種觀念的存在，本身會對統治階級的權力進行肯定或者否定，組織的同時需要進行觀念的變革，所以，組織和宣傳工作通常是一體的。觀念的變革過程中間，始終伴隨着對於階級利益的確認和明晰化，這是覺悟過程和新規則的確立過程，本身是高度政治化的，而不僅是技術性的認知。
“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着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一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一批貧農擁進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褂先生嚇得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着農民運動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十年之後，毛澤東在思考新民主主義的時候，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三分法，在這個三分法中間，為了顛覆地主富農階級的經濟優勢，農民必須要組織起來確立自身的政治優勢，同時還要進行文化方面的革命或者顛覆工作，以確立新的觀念。
在農民識別自身利益的過程中間，地主富農乃至於商人階級的逐利和剝削，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農民的簡單再生產條件，為着保護自身的再生產條件，農民藉助新確立的政治優勢，往往要作出各種限制商業行為的禁令。也就是說，毛澤東發現農民從保護自身的再生產條件出發，在1927年前後就已經着手搞了很多“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行為。
在一定程度上，商業領域的存在和不受限制，也是舊統治階級據以實現其經濟優勢的領域，正是藉助這個關鍵的領域，地主富農階級的剝削不僅得以實現，還得以正當化和擴大。1930年毛澤東在尋烏調查時發現，剝削階級在放高利貸的時候，就是依託市場上巨大的季節差價搞“撿新谷錢”“撿新油錢”的，讓被剝削者看到：依據市場季節差價的變化，我借給你一擔谷還回來兩擔，我沒有賺你的錢。
三、作為政治概念的新民主主義
新民主主義原本就是一個政治概念，這個概念的真實內涵就是領導權從舊統治階級手裡轉移出來，到了被統治階級手裡，這樣的領導權分配模式才可以稱為“新”。
根據毛澤東考察所見：“農民有了組織之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去，即是從農村的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這是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鬥爭。這個鬥爭是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的中心鬥爭。這個鬥爭不勝利，一切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等等的經濟鬥爭，決無勝利之可能。”
新民主主義概念的提出，隱含的政治預判是舊統治階級無法正確地行使他們所擁有的領導權，他們所擁有的領導權越有效，就越是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因此，從舊統治階級手裡的奪權，是一切社會進步的起點和基礎。
從新民主主義概念出發，發展出一個對中國近代史的理解框架，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後者，中國歷史的僵局將無法打破，反對帝官封的歷史性任務無由達成。老頭剛剛進大學的時候，學習《中國革命史》課程，這個課程的教材就是以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主線來寫就的。
新民主主義之新，在於下層組織起來追問上層所掌握的領導權是否還體現下層的利益和意志，這個追問和質疑是永遠不會消失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辯論會上，造反派往往手持《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強烈主張群眾對幹部的批評權，而保守派往往手持《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主張俯首聽命之義務。在面對當權派的群眾這個結構中間，領導權如何合理分配，以及是否有必要重新下移，都成為辯論的焦點。
在湖南農民運動期間，“把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去，把貧農的權力長上來”之後，就實現了“一切權力歸農會”，結果在鄉村創造出空前的秩序，農會還有潛力部分地接管國家機器的鎮壓職能。通過調查毛澤東發現：“幾個月來，土豪劣紳倒了，沒有了訟棍。農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級農會裡處理。所以，縣公署的承審員，簡直沒有事做。湘鄉的承審員告訴我：‘沒有農民協會以前，縣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訴訟稟帖；有農會後，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於是知事及其僚佐們的荷包，只好空着。”
經歷過農民的鬥爭過程並建立起組織優勢之後，這個就相當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程序就走完了，由此才能夠創造出真正有執行力的基層政權。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在八路軍的解放區發現，當地土匪近乎絕跡，這一點國統區反而做不到。按照今天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看法，非到絕跡意味着國家能夠壟斷暴力並提供秩序，意味着最小國家的建成。農民是否經歷過翻身和奪權過程，換言之，是否經歷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基層政權是否穩固的關鍵一環。
老田2011年訪問七大代表柳運光時，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指出：只要是農民翻身了，根據地就能夠鞏固，不然就算是派幹部過去，敵人一掃蕩就沒有了。看起來，新形式的有執行力的基層政權的確立，是需要以犧牲舊統治階級的政治和文化優勢為先決條件的。這種基層政權的高水平執行力，並不是以暴力機關的優勢和鎮壓能力為後盾的（八路軍對日寇和國軍都是弱勢），主要地是由於翻身和有覺悟的農民（或者說已經有了明確政治選擇的農民），自覺自愿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賦權。
建國後，經歷過農村土改和城市裡的民主改革之後，舊統治階級手上的政治優勢和文化優勢，業已被剝奪乾淨，此後的城市裡的私營企業，就相當於失去了政治和文化庇護的赤裸裸私有資本，按照布羅代爾的看法：沒有政權和輿論的積極脅從，資本主義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這個事實說明，真正的新民主主義是不可能兼容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說毛澤東個人推翻了原本要走一段新民主主義道路的說法，甚至還有人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社科院李偉嚴厲駁斥過這個理論謊言），都是不看變化了社會現實的想當然。
毛時代城市裡的單位制內部，其制度確立的內涵來自於三個方面：一個是革命傳統（官兵一致和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權的公共化特點），一個是熟人社會網絡對禮俗社會規則為的重建，一個是由新民主主義革命中間對舊統治階級代理人批判過程而確立的禁條（什麼是不對的）。與湖南農民運動時期一樣，單位制有潛力接管相當部分的國家機器鎮壓職能，在毛時代公檢法機構的人數很少，但是，整個社會秩序卻遠遠好於今天，關鍵在於單位制內部重建的禮俗社會擁有很高的自我調節能力。
四、外行介入政治的負外部性記憶--直接民主的合理邊界與上限
在農民運動通過農會組織起來之後，對於土豪劣紳的懲處是一個重要內容，毛澤東在此發現：“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個命題是從湖南農民運動中間首次發現和提煉出來的、關於直接民主的最高辯護。這一直接民主的有效性，是與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在鄉村社會這樣的熟人社會中間，長時間互動過程中間積累的有效政治信息的透明性而言的，劣紳之劣，意味着濫用優勢損害弱勢群體的負外部性記憶。群眾的革命或者造反，是遵循着負外部性記憶來實施的。正確的造反或者革命，是與負外部性記憶這樣的透明信息聯繫在一起的。
除了顛覆性的造反和革命之外，在革命隊伍內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長期互動，一樣會留下負外部性記憶，這是正確的批評權的基礎。但是，群眾行使對於幹部的批評權，即便是有着負外部性記憶作為基礎，也依然需要受到限制，這意味着直接民主除了信息透明的邊界之外，還有一個上限--不能夠群眾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直接民主不僅僅可以應用於對敵鬥爭，而且還可以引入革命隊伍內部的管理場域，並作為幹部作風不良的糾偏機制來起作用：“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誌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四大”說到底，是在熟人社會信息透明的邊界之內，讓群眾行使批評權的實踐形態。這個權利既有其合理的邊界，也有其必要的上限。在直接民主引入革命隊伍內部的時候，還需要管理專業化的知識與經驗來矯正，不能夠群眾說怎麼辦就怎麼辦，這是直接民主的合理上限。
在建國之後，城鄉出現了普遍的組織化，權力和管理現在成為所有人生產和生活過程中間的一個基本要素。遍布城鄉的幹群關係，都在單位制內部穩定化了，創造了工業和城市化時代的熟人社區。在這個信息相對透明的熟人社會裡，幹部是否正確地行使了權力，僅僅依賴自上而下的正面教育是不夠，自下而上的批評權，也需要參與進來成為保證權力正確使用的一個因素，為此需要引入“四大”：“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跟我們黨歷史上採取過的形式是有區別的。延安那一次整風，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提倡。後來‘三查三整’，也沒有採取這種形式。在革命戰爭時期，沒有人給我們發餉，沒有製造槍炮的工廠，我們的黨和軍隊就是依靠戰士，依靠當地人民，依靠群眾。所以，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民主作風。”“對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主要有兩怕：一個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我看有許多人是怕亂的。還有一個是怕下不得台。當工廠廠長的，當合作社主任的，當學校校長的，當黨委書記的，怕一放出來，火一燒，怎麼下台呀？……無非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之類的毛病，有則改之，不應當怕。基礎就是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相信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數是好人，農民的大多數是好人。共產黨里，青年團里，大多數是好人。他們不是想要把我們國家搞亂。”【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在熟人社會重建政治平等之後，特別是群眾批評權的引入，會恢復很多禮俗社會的德性政治要求--治理的權威或者權力將主要地由自下而上的群眾授予，而不是反過來，自上而下地賦予的合理合法性權威。海內外的新儒家，只是泛泛地談論“返本開新”，至於儒家思想和政治主張在工業社會還有沒有應付新時代新問題的能力，卻無法落到實處進行深入校驗，而毛時代的單位制在很大程度上，創造了一個儒家德性政治運作的最合理平台，德性政治及其在新時代的有效性，可以從此聯繫實際經驗展開研討。
在法國大革命後，有人認為大革命的主要錯誤是要在廣土眾民的時代，引入小國寡民的古代人自由，是直接民主應用超出了合理的邊界。例如貢斯當區分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實際上是說直接民主與小國寡民的地域之間的關係：“古代人的目標是在有相同祖國的公民中間分享社會權力：這就是他們所稱謂的自由。而現代人的目標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樂；他們把對這些私人快樂的制度保障稱作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在於以集體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權的若幹部分：諸如在廣場協商戰爭與和平問題，與外國政府締結聯盟，投票表決法律並作出判決，審查執政官的財務、法案及管理，宣召執政官出席人民的集會，對其指責、譴責或豁免。……個人在公共事務中幾乎永遠是主權者，但在所有私人關係中卻是奴隸。”他批評盧梭說：“這位卓越的天才把屬於另一世紀的社會權力與集體性主權移植到現代，他儘管被純真的對自由的熱愛所激勵，卻為多種類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藉口。”貢斯當還認為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誤入歧途，是因為在廣土眾民時代還“對這兩種類型的自由的混淆一直在我們中存在。在著名的大革命時期，它是許多罪惡的肇因。法國被一些毫無益處的實驗折騰的精疲力竭。”【邦雅曼·貢斯當著，閻克文等譯：《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39頁】對照貢斯當的分類，毛時代的單位制內部出現了直接民主的條件，而按照毛澤東的看法，大集體不僅不妨礙小自由，反而有助於造就小自由的穩定實現條件。
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西方發達國家，政治權力的配置出現了二元結構：公共領域的代議制民主和私人領域的管理權壟斷。在革命和後來的建設年代，毛澤東力推的變革是：在西方的私人領域實現了管理權的公共化，在對應西方公共領域的層次上，還沒有發展出一套成熟的、凝聚群眾意願和利益的有效政治機制。用毛澤東自己的概念，以政體（政權組織形態）來保證國體（階級利益代表）的方向上，不管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是文革時期的三結合革委會，都只是應付急迫的國家管理事務的對付方案，還不是能夠保證國體的有效政體。1967年2月中旬，毛澤東在對張春橋和姚文元談話時，回顧了巴黎公社和蘇維埃等政治形態，認為這些政治上的創新都不足以保證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差不多的時候他不止一次評論過選舉制的“虛假性”，這幾種得到人們普遍實踐的機制，在毛澤東那裡都不能夠解決微觀單位之上直至中央層次的利益代表性難題--都解決不了“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因此，在宏觀政治領域，除了周期性發動群眾的高成本的對付性方案之外沒有什麼好的制度化手段，毛澤東實際上認定還沒有出現足以解決多數人利益代表的有效形式，這只能夠留待以後去探索。
群眾自下而上的批評權和由三灣改編確立的管理權公共化，是毛澤東管理思想的兩大支撐點，這兩者共同構成了毛氏公共領域，後來提出的群眾路線和三大民主，都是毛氏公共領域的實踐程序和特徵。這些主要地局限於微觀單位內部的幹群關係合理調整，用以解決面對面層次的管理和政治問題，但宏觀政治方案始終付之闕如。
五、人民創造歷史的史觀
毛澤東使用了近似於詩人的語言，來講述民眾的革命潛力及其不可違逆的強大：“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1927年年初毛澤東在湖南調查時，在農民中間流傳的革命意象符號和人物，都是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有沒有打傷腳”“三民主義果然立得起麼”，但是，在很短的時間內，上海就發生了屠殺工人領袖的四一二大屠殺，湖南發生了馬日事變，農民寄予無限期待的國民黨及其軍隊反過來對自己舉起了屠刀。在這一反對歷史潮流事件的二十二年後，製造屠殺事件的蔣介石，就率領殘兵敗將轉進台灣島苟延殘喘去了。
美國大學教授亨廷頓名著《變革社會的政治秩序》在討論革命時說，革命伴隨着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往往超過政治體制的吸納能力，而革命的溫和派領導人由於未能及時處理這部分社會動員的能量只能夠自我邊緣化，而讓位於激進派領導人然後由這些人把東方型革命推進到最後。與上文的貢斯當一樣，亨廷頓也一樣沉迷於自創的知識型，搞紙面上的兩極分化，缺乏實際的革命鬥爭經驗（實際上也沒有能力處理這些鮮活的經驗），一遇到紙面模型處理不了的問題，就把人們的心理偏好拿出來對付，從而徹底背棄史實。按照亨廷頓的看法，孫中山和蔣介石都要算是溫和派領導人了，他們都不能夠吸納農民革命的大潮，與亨廷頓在紙面模型所預言的不同，蔣介石舉起屠刀想要鎮壓這一股革命浪潮，還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最後的結果卻是被革命浪潮淘汰了。而毛澤東也不是先天就腦後長有反骨的激進派領導人，他原本是搞工農運動的，最後被蔣介石的屠殺政策逼得無法立足，不得不率領殘部走上井岡山開展工農武裝割據的，最終毛澤東引領那一股無法被代表和吸納的社員動員力量淘汰了蔣介石。
在蔣介石看來，革命似乎都是革命家策劃的（這個跟亨廷頓的看法很接近），把這些人殺光之後就再也沒有革命了，用大屠殺對付革命的認識論基礎在此。在革命勝利之後，許多馬屁精文人把毛澤東吹噓成英明無比的革命家，似乎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了革命，更不用說革命勝利了。但是，毛澤東拒不認賬，他本人不止一百次在不同場合講過，自己不過是個小學教員，原先根本沒有想過打仗，因為蔣介石拿起屠刀被逼着走上井岡山後來才逐步地學會怎麼打仗的。革命戰爭的勝利不是因為某個人或者某個團體的英明睿智，而是階級鬥爭的大勢使然，反革命的鎮壓讓革命者無路可走，階級剝削和壓迫讓絕大多數人活不下去，革命是這樣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因此，統治階級用屠殺政策對付革命是無效的，這改變不了他們自己最終將要“被革命”的結局，就像被殺的革命者夏明翰所說的那樣：“殺了我一個，還有千萬人。”
革命力量實際上是鎮壓革命的那一方用各種方式造就出來的，這一點就算是圍剿軍高官都能夠認識到。2006年7月，台北的“國史館”出版了《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其中透露了這位黨國軍政要員對這個問題的認識。1931年6月蔣介石任“圍剿”軍總司令開始第三次“圍剿”，此次圍剿中間陳誠為第二路進擊軍總指揮，陳誠把江西的見聞和思考寫信告訴自己的女朋友曼意，“6月13日，陳誠致曼意說：‘來贛忽己半月，對於贛省黨務、軍事、政治稍有調查……總之，江西赤匪之如此猖撅，不能不歸咎於諸黨棍、軍閥、官僚、土劣。所有青年及民眾之不滿意中央，實無怪其然。我中央對於黨務、政治如不徹底改良，縱使此次剿匪有辦法，但想根本肅清赤匪，除非將所有青年及民眾全殺盡。因中央固決心剿匪，而地方仍然造匪。吾等雖雲剿匪，實無異與民眾為敵。現在與江西一省民眾為敵，將來恐怕還要與全國民眾作戰。此吾所勿為也。我想此次戰事結束後，中央如能切實求根本辦法，我雖犧牲，亦不足惜。’6月18日，陳誠又寫道：‘然每想及許多有為、勇敢的青年，因不滿現社會與政治的厭惡，以及生活的鞭策，情緒的衝動，而跑入共產黨裡面去再經過共產黨的訓練和麻醉，成為共產黨前鋒。……我屢次想把這次來江西的感想詳細的來告訴吾妹……待我稍為空一點，我一定要把它寫出來，作我這次剿匪的記錄。’”【李良明：從陳誠家書看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的有關問題，載《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3期】同一個陳誠後來還發感慨說：奉命剿共等於判處無期徒刑。
人民創造歷史，在於其巨大人數優勢相聯繫的潛在力量，而要把這一潛在力量轉化為現實的力量，則需要付出巨大的組織成本，因為民眾數目過於巨大同時個體的貢獻能力很有限，因此，轉化民眾潛力的單位組織成本必須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後，才能夠挖掘出民眾中間所潛藏的巨大潛力。這就是毛澤東所反覆強調的聯繫群眾、得到群眾自覺自愿擁護的各種組織原則，這些原則必然是對於統治階級常規管理經驗的顛覆。
知識分子在分析社會問題時，喜歡討論什麼是應當的什麼是不應當的，在毛澤東那裡，這種思想痕跡還有但已經不占主導地位，他反覆追問的始終在於：革命的潛力何在，怎樣變潛力為現實，革命的推動力量和阻礙力量如何識別，同時如何實現推動力量最大化和阻礙力量最小化，毛澤東對於革命的貢獻僅僅在於此--他貢獻了一套較為有效的組織策略和戰略戰術，因此降低了革命的成本並縮短了革命的進程。革命始終是一個被強勢統治階級所決定的事項，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毛澤東及其領導的革命隊伍始終處於次要和從屬地位上，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着的兩個方面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發生轉化，在主次互換地位的進程中間，人民群眾的擁護和反對要起到最終的決定作用，而人民群眾的態度最終取決於統治階級對於人民利益的兼容性選擇。
蔣介石當初多麼強大，後來得到美國人鼎力支持的蔣介石更是強大，毛澤東率領的那些散兵游勇很弱小，但是，這強大和弱小的兩方在“幾萬萬要革命的農民”面前，做了截然相反的選擇，由此就決定了截然不同的結果。
孔夫子絕對不是左派更不是革命家，但他能夠看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讓老百姓沒有出路的統治階級肯定是要完蛋的。革命的潛能始終是由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利益兼容性來決定的。毛教員相信革命，正如他相信復辟不可避免一樣，復辟的統治階級以壟斷政治權力和階級利益為主要特徵，排斥多數人的政治解放和經濟提高要求，這就必然地站在多數人的對立面上，這就為自己造就了對立面--革命者。孟子曾經較為準確地指出過：為叢驅雀者雕也，為淵驅魚者獺也，為湯武驅民者桀紂也。革命到底是怎麼發生和成功的，或者反過來追問：強大的統治階級是如何滅亡的，這些問題的答案長期被共同歪曲--好像革命就是革命家憑空製造出來的，真正的答案是：革命最後取決於統治階級把多少人驅趕到革命隊伍中間去，所以毛澤東1962年告誡共產黨高官們說：“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沒有什麼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面。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懷仁堂），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
一個政權的存亡，一種制度的興廢，歸根結底取決於它與占人口總數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利益之間的兼容性，再強大的事物如果與多數人利益相衝突，都不可能長期存在，在毛澤東看了這才是人類歷史最後的決定性因素。到底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奴隸創造歷史。
在毛澤東提出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標準之後，幾十年來充斥視聽的都是GDP標準或者人均GDP標準，似乎後一個標準更能夠說明問題，結果怎麼樣，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似乎還需要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