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幾位瘸了腿的朋友

四十多年前，像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眾多人口而又貧窮的國家，殘疾人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是及其低微的。殘疾人在生活中要面對的種種遭遇也是很悲慘的。人們普遍地歧視他們，很多人甚至認為他們活着都是多餘的。而我，就是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環境裡結識了三位有殘疾的人，後來他們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們分別是在我上初中、高中和工作時認識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殘疾人的家庭就比一般的家庭多了一份苦，特別是其就業方面。實話實說，我所接觸的這幾位殘疾人，可比一般“正常”的人要優秀的多。但是在當時，他們是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待遇的。用通俗的話來講，“正常”的人都還顧不過來。他們完全被邊緣化，遠離人們關注的視線。還記得，那個時候，當我去他們的家串門，第一次看望他們時，會感到他們父母臉上流露出的不太一般的表情。一種錯綜複雜但又包含着由衷喜悅的表情。家長們一定是感到很奇怪的。他們一定在想，怎麼居然會有一個比他們的殘疾兒子年齡要小的一個人，和他們的殘疾兒子交上了朋友，還來他們家來看望。再後來，當我從美國探親回去，又去看望他們及他們的家人，聊天時，他們的父母還會跟我描述那四十多年前，我初到他們的家時的種種細節。聽後，我都感動地說不出話來。他們都把我作為一個善良的人留在他們的記憶里。我上大學了，我工作了，我結婚了，我有了孩子，我出國留學了，是他們，我的殘疾朋友及他們的家人，都知道的比其它人更一清二楚。

第一位朋友姓王，是我上初中時認識的。

他出身在一個及其普通的工人家裡，一條腿患了小兒麻痹後遺症。文革前，他考上了北京頂尖的中學。在那個學校，連共黨高乾子弟都是聰明的，就像習近平那樣的紅二代，是不可能被錄取的。由此可見，我的這位朋友，是多麼的有才了。我認識他時，他已經畢業。但是當時畢業就是上山下鄉，他根本沒有能力去，只能在北京等着，成了當時的“老泡”。那幾年他一直在等待分配，沒有固定經濟收入。我見過他粘貼信封掙錢，我也曾幫他粘貼過幾個。不太記得粘好一個信封能得到多少錢？好像就幾分錢。我也見過他給傘廠，在半成品的雨傘面上畫花畫鳥掙錢。他一手握着蘸上多顏色的毛筆，一點，一觸，傘面就出現一個花瓣一片羽毛。有一次聊天時，我發現他腮幫下連着脖子的地方，皮上長着一層厚厚的膙子。原來那個厚厚的膙子是他練小提琴練出來的。很難想象，他過着苦澀生活的時候，還有毅力去拉那種難學的樂器，更不用提演奏的興致了。從他那裡，使我領會到了對生活應該抱持着的態度。當你努力不斷做自我完善時，幸福是可以產生在自已的腦海里的。我跟他還曾在學校的一個宿舍里同住過。離開幾十年後再見面時，他告訴我同住時在一個寒冬夜晚發生的一件事。他說，那天的晚上，西北風咆哮着，屋裡的溫度很低，放在臉盆里的水都凍成了大冰坨。他又說，我半夜裡突然在床上直起腰坐了起來，摸着我所蓋的面被的外面，嘟嘟囔囔地說：“面被的外邊，這樣冷，真可憐。”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特別地記住了我這句自言自語的話。大概是因為以前所有的一切，包括冰冷的被面也會勾起對痛苦的回憶。後來他被分到街道辦的廠子工作。當聽說我結婚了的時候，他手提着好幾斤大米，拄着拐，大老遠地來到我工作的學校，爬上了6層樓，把米送到了我的家。沒見過他那樣鐵的朋友，直在現在，每年快到我生日時，我可能沒有收到家裡人的生日祝福，有時連我太太也常常記不住，但我總會收到我這位朋友的郵件，准切地說出我的年歲，祝我生日快樂。

國內改革開放後他在雜誌社當上了編輯，過着富足的生活。一年前還有了個外孫女。幾年前，他告訴我，他買了輛日產牌的轎車，改造後，他可以完全用手去操作。他可以帶着太太和女兒到京郊去逛。前兩天他電話里說，他自己最近還開車走游了“魯國”，“魏國”和“齊國”。他說，沒有想到他會過現在的好日子，他很自足。但是他並不僅僅滿足於物質上的好日子，對國內政局也持十分尖銳的批評意見，希望有更寬鬆的言論自由，有不少看法和我一樣。

第二位朋友姓趙，是我上高中時認識的。

他的父母都是教師，他雙腿的肌肉從很小的時候就萎縮了，不能用雙腿站立，更不用說走路了。他也是北京那所頂尖中學文革前的學生。他的那一手寫出來的毛筆字，很漂亮瀟灑，讓我十分的羨慕。我也跟他學了一些。我們還曾一起在紫竹園的一次節日會上展出我們的印象派油畫作品。想想當時的情景，還很興奮。我們真算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業餘“畫家”。這哥兒們跟人關係很好，常常得到很多來自不同人，各種各樣的消息。到現在，我們雖然相隔萬里，但是每一天，我的電子郵箱裡，總會有他從國內發來的文章和新聞。我們萬維一些博主的文章也會“出口”到中國國內，然後再從他“進口”到我這裡。如果突然間他的郵件斷了兩三天，我一打電話，就會證實他是病了，或者是他的國內郵箱暫時地被封了。就因為他廣交朋友，見識多廣，他在我們上高中時，就成了我們一些很關心政治的同學們的“領袖”；經常看到他被很多同學圍在中間。在那人群圍着的中心，常看到他眉飛色舞地作富有扇動性的政治演講。他還因此得了福氣，被一個比他年輕好多歲，美麗能幹的女生追求。至今，他們仍然美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上次我回北京，他讓我坐在他那裝了摩托的三輪車上，接近半夜，在西四北大街上狂奔。車上根本沒有圍着車身的護板，也沒有安全帶。現在回想當時的情景，還讓我很後怕。

第三位朋友姓廖，是我工作時認識的。

他是一位部一級國家幹部的兒子。他除了行走不方便外，從小生活方面應該是無憂無慮。大概是他從來無須為周圍的人和事操心生疑，相比和他年齡相仿的人，顯得十分的單純；他為人也很大方豪爽。當時我在大學教書他在實驗室做維修儀器和管理工作。課前會後我們經常在一起聊天。他喜愛電子技術，自動化和機械，特別對外國的民用新技術和新產品很好奇，感興趣。我們志同道合，都想搞創業學西方的國家，也為中國創造出類似的新穎的民用產品。於是在80年代初，我們在北京一起註冊辦了一個私人技術公司。當時，私人合夥辦的公司還如鳳毛麟角，沒人知道，也就沒有了做生意的渠道。唯有像深圳那樣的城市有辦公司創業做生意的環境，所以也只有從深圳運來“倒賣”的錄音機彩電能給公司賺錢。但我的這位姓廖的朋友一心要搞技術創業，不想賺小錢，沒有擴大那種商業買賣。他是有魄力的人，也有關係，容易就得到貸款，很快就湊了不少錢。用資金贊助他人辦私立學校，還請了一些專家來指導技術開發。可是民用技術產品，那時民眾還沒有購買力和需求，我們想做的事超前了當時社會的發展。回想起來，如果當初我們先一心搞買賣，積累資金，等待時機，那麼後來就會不一樣了。或許會發了大財真的創出了事業。當然也可能就入了牢。因為那時利用差價，利有貨源運到需求的地方去賣，叫投機倒把。

幾年後，我出國繼續我的學業，讀書時太忙沒有再有太多的聯繫，我想他後來一定是成功的。

從我跟這幾位有殘疾的朋友的接觸中，體會到，我們所謂的正常人，真沒有什麼優越可講，更不說去歧視他們。借這個機會也讓我介紹一位身有殘疾的美國人，Itzhak Perlman （伊扎克·帕爾曼）。伊扎克·帕爾曼是這個世界上，頂級優秀的小提琴手。他在四歲時患上了小兒麻痹症。聽聽他演奏的小提琴曲，薩拉薩蒂的《流浪者的歌》。

薩拉薩蒂《流浪者的歌》，小提琴演奏 - 伊扎克·帕爾曼

註：在不久前，當看到有人拿有殘疾的人來取笑時，我真不知道他/她在做什麼，在說什麼？

2017 01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