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看了為周恩來歌德的電視劇《海棠依舊》，本想看看它如何反映大躍進、大饑荒和文革中的周和毛周關係。沒見多少新鮮的，倒是裡面這段周的泰國養女故事，原本不曉，雖是為了頌周，但不乏感人之處。

ZT 周恩來的泰國養女：我的泰國朋友－常媛和常懷

我的兩個泰國朋友是兄妹，他們有很好聽的中國名字：哥哥叫常懷，妹妹叫常媛。他們兄妹和中國有着深深的情緣，一段傳奇的經歷，將他們自己的命運與中國緊緊聯繫在一起。

我是1956年底在北京認識他們的。當時是父親帶我去他們的住所，那是北京一個很漂亮的四合院。爸爸告訴我，給你介紹兩個泰國來的小朋友，其中一個是和你差不多大的女孩，以後星期天你就來陪她玩。我帶着十分好奇的心情，認識了他們。當時他們還不會說中文，我只好用我懂的一兩句泰語問候他們。這以後的星期天，我就常常到他們住的四合院，和常媛一起玩。經過接觸，我了解到他們是泰國高官的孩子，他們的父親在泰國的職位相當於我們國家的宣傳部長。至於他們為什麼來中國學習，父親當時不便告訴我，作為是孩子的我，也不可能知道有什麼背景。但是我發現，我認識的幾個在國務院外事辦工作懂泰語的叔叔阿姨，經常來他們這兒，教他們中文，關心他們。我很快就和他們成了好朋友。我教常媛說中國話、唱中國歌、跳中國舞，她也教我說泰語、唱泰國歌、跳泰國舞。我們共同度過了那段美好的時光。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們就會說中國話了，常媛的北京話還說得特溜兒。

長大了的我，也逐漸了解了他們的特殊身世。他們的父親桑·帕他努泰，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後，為了謀求與中國的接觸，取信於中國，向當時的泰國總理舉薦自己的兒女當“人質”，送到中國來學習。泰國致函中國，周總理堅決不同意以“人質外交”的方式接納他們，後來在泰方再三強調只是送桑的子女去中國學習，與“人質外交”無關。就這樣，兄妹倆於1956年8月取道緬甸，秘密地來到了北京。在周總理親自關懷下，指派專人負責他們的學習、生活，還請廖承志夫婦照料他們。他們的中文名字就是廖伯伯的母親何香凝女士取的。她老人家說：常是南方常見的姓，又與他們父親的名字桑發音接近，女孩叫媛，男孩叫懷。媛、懷的發音與他們的泰名近似，這樣泰名與中國名字就結合在一起了。加上“懷”有思念之意，有把祖國牢記在心之意。周總理、廖伯伯待他們兄妹像自己的孩子，經常請他們到家裡做客；送他們到北京最著名的學校學習，挑選的司機、廚師和其他工作人員都曾經在泰國生活過；為了不讓他們感到寂寞，還選了一倆個泰國歸僑子女，節假日去陪伴他們。這樣，我就有機會認識了他們。他們來北京的第二年，泰國政局發生變化，當時的泰政府被政變者推翻，他們兄妹的父親桑也被逮捕，一關就是七年。他們不得不被迫留在了中國。滯留在北京的兄妹倆並沒有因為泰國政局的變化而失勢，他們一如既往地受到周總理和廖伯伯的關懷。他們經常見到周總理，並且與廖伯伯的家人打成一片，當常媛開口叫廖承志夫婦“爸、媽”時，他們老倆口欣然答應。這樣，常媛在北京就有了乾爸、乾媽了。我因曾在廖家住，節假日和學校放假的時候，我們就又有機會常常在一起玩了，由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一九六七年初，他們的父親經泰國政府批准才來到中國看望這兩個孩子。當時由於中國已經進入了文化大革命，桑要求會見周總理的請求被拒絕，而且被視為“出賣了泰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人，成為不受歡迎的人，被驅逐出境。常懷、常媛兄妹也受到文化大革命風暴的衝擊。由於當時的局勢，我們自己都自身難保，就與他們失去了聯繫。直到文革後，我回到北京探親時，在廖家又碰到剛從英國回來的常媛，我們喜出往外，擁抱在一起。從她那裡，我才知道他們兄妹的不幸遭遇。文革期間，設在北京的泰國愛國陣線要求他們與父親劃清界線，常懷拒絕屈服，被帶着手銬驅逐出境，離開了生活多年的中國。常媛逃過一劫，在周恩來辦公室的關心下，化名潘紅，先與解放軍駐河北一個公社裡的工作組一起生活了幾個月，學會了自己洗衣服、後來又寄住在當地農民家，一年半後，她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北京國棉三廠當工人。一九六九年，她認識了在北京大學讀書的英國人，並隨他去了英國，離開她住了十三年的中國。後來，她與那位英國人結了婚，生育了兩個兒子。她給孩子起名字，一個叫念周，一個叫念廖，表示她對周總理和廖伯伯的感恩和思念之情。她雖然離開了中國，但她仍念念不忘，有朝一日能再回到中國。文革後，她如願回到中國，並致力於泰中的友好往來工作，為中泰建交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成為泰中兩國的“友好大使”。為了記錄下她永遠的紀念，常媛於1995年寫了一本自傳體小說《龍珠》，並由珠江電影製片廠改編成電視連續劇《龍珠》在全國部分省市播出。常懷回到泰國後，協助父親重操舊業，辦報並積極參與政治。1996年至2000年間受國王指定擔任上議院議員。他負責家族在泰國的媒體公關工作，並極力推動泰中友好工作。

1995年，當我在離開泰國曼谷43年後，重返我的出生地時，我和常媛、常懷又相逢了，我們相擁而泣。很巧的是，當年曾照顧他們兄妹倆的林沙楠叔叔、賴烈生叔叔兩對夫婦也到曼谷探親，我們相聚在一起，感慨萬分！

由於在中國的這段特殊經歷，常家三代人與中國結下了不可分離的情緣。當年中國道路曲折時他們遭受磨難，如今中國強大了，常家也得到恩惠。1986年，他們的父親桑臨終前叮囑常媛：不管中國將來變成什麼樣子，她總是最重要的國家。我希望中國永遠在我家的歷史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念周和念廖要在中國住，將家庭的傳統繼續到第三代。

現在的念周和念廖會講中、泰、英、法四種語言。常念周成立了自己的投資顧問公司，總部註冊在香港，在曼谷、北京、巴黎都有辦公室。常念廖現生活在北京，曾任英國駐華使館外交館，現在英國國際發展部駐華代表處擔任國家協調員，同時也是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的諮詢專家。他們兄弟倆的事業得益於他們的母親在中國的特殊經歷。

ZT 周總理泰國養女常媛講述與中國的不解情緣

新華網記者李穎 楊雲燕 陳家寶

    “我在周總理身邊長大，學習生活14年，比和父親在一起的歲月還長。周總理對我說，你就是我的孩子。”

    “在當今世界上像我們家族這樣領略過中國第一代領導人風采、與中國有着持續60年淵源交往的，僅此一家。”

    2015年恰值中泰建交40周年前夕，常媛——這位周恩來總理的泰國養女、這位泰語名為西林·帕他諾泰的佛國女兒，為記者講述了帕他諾泰家族親歷數十載的政治風雨和她與中國的不解情緣。

2015年4月21日，常媛在位於泰國曼谷的家中接受記者專訪。新華網記者李芒茫攝

“第一次聽說周總理的名字”

    常媛的一世傳奇從萬隆會議開始埋下書寫的伏筆。

    上世紀50年代，中泰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分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美國在東南亞組建集體防務條約組織總部就設在曼谷。泰國披汶·頌堪政府追隨美國，不承認新中國。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大背景下，中國努力向近鄰泰國伸出橄欖枝。

    1954年10月和12月，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在會見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緬甸總理吳努時，請他們轉告泰國政府，中國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泰國建立和平友好關係。

    常媛的父親桑·帕他諾泰當時是泰國總理披汶·頌堪的首席顧問和密友。到日內瓦參加國際會議的桑在當地報紙上看到中國政府代表周恩來的儒雅風度，完全不同於此前的印象，頗感意外。

    1955年萬隆會議前夕，桑與披汶總理商量，應該派代表參與以便更多了解中國，並建議派曾在聯合國任高官的時任外長旺·威泰耶康親王率團以“觀察員”身份參會。

    萬隆會議上，周總理親自會見了旺親王，並邀請他到住所共進晚餐。這成為中泰兩國隔絕多年來的第一次正式接觸。

    令常媛印象十分深刻的是，當旺親王回到泰國，“他來我家見我父親時第一句話就說：‘誰說周恩來是土匪？他是中國的紳士、王子，他是天才的外交家。’”

    常媛強調說：“要知道，旺親王前往萬隆前是抱着對‘土八路’的疑慮去的，然而，與周總理的會面出乎他的意外，令旺親王十分驚奇”。

    從旺親王回國後的激動講述中，幼小的常媛第一次聽到“周恩來”的名字。她怎麼也不會想到，此後她的一生，竟會和這個名字那麼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周總理就是中國的軟實力”

    常媛強調：“毫不諱言地說，當時泰中是隔絕甚至敵對的國家，泰國可謂站在美國亞洲反華的第一線。而我父親原本也是泰國反共反華政策的策劃者和宣傳家之一。”然而，周總理的熱情友善和儒雅風度，特別是周總理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求同存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贏得了旺親王在內的亞非國家與會者廣泛讚譽，更深深觸動了桑。

    “周總理是說話看你眼睛的人，他用真心與人交往。上世紀50年代時還沒有‘軟實力’這個詞。可實際上，周總理就是中國的軟實力，周總理在萬隆會議、在國際舞台代表着中國的形象，周總理讓所有接觸到他、領略過他風采的人折服，讓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都能信服中國。”常媛說。

    “父親認為當時在安全和經濟利益上，泰國離不開美國，但是泰國應該同時與中國溝通交往，這是小國在大國之間的生存之道。他開始積極尋求和中國更多的接觸。”

    1955年12月，桑與另一位泰國代表坤能·波素萬以私人身份去仰光，並尋找機會與中國駐緬甸大使姚柱明取得聯繫。與此同時，桑又推薦阿利·披榮擔任秘密訪華團團長前往中國。

    1955年12月17日，姚仲明大使和桑在仰光簽署了共同聲明。聲明指出：“中泰兩國願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友好關係。中國同情泰國目前的處境，願意考慮兩國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發展經濟聯繫，以便幫助泰國擺脫困境，這種聯繫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與維護亞洲和平的崇高事業相一致。”

    中泰兩國代表在仰光秘密會談並簽署共同聲明，泰國代表團秘密訪華的成功，為兩國關係的改善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4月21日，常媛在位於泰國曼谷的家中展示年少時的自己與周恩來總理攝於1961年前後的合影。新華網記者李芒茫攝

“常懷、常媛的名字是經過周總理批準的”

    然而，歷史發展總是有波折的。披汶政府一面秘密與中國交往並頻繁開展經貿合作，另一方面，泰國官方政策仍是充當美國反共反華的基地，並積極支持美國發動的越南戰爭。

    在國際政治的詭譎變幻面前，桑做出的驚人選擇再次將帕他諾泰家族深深捲入了歷史的跌宕起伏，也從此改變了西林（常媛）和她二哥彎威·帕他諾泰的一生。

    常媛回憶說：“父親認為，要把泰國的代表送到中國那裡去學習中國的國情，去了解中國的人民，培養兩國間的使者，在雙方關係僵化的時候或許能起到促進情感交流和友好的作用。父親選定的這個使者就是自己的二兒子、我的二哥彎威，彎威的名字是旺親王賜封的，寄望他日後擔當外交家。”

    “當時我聽說二哥要出國，要坐飛機，我羨慕極了，那時並沒有多少泰國人坐過飛機，我就非要一起去不可。”

    1956年8月，12歲的彎威·帕他諾泰作為披汶政府的總理私人代表，8歲的西林（常媛）做為他的陪伴，來到北京。

    常媛回憶到：“和總理的第一次見面，我就感覺到，我和總理是心有靈犀的。周總理當時問我們：你們來中國一個多月了，喜歡嗎？哥哥還沒來得及回答，我就大聲說：煩透了！哥哥趕緊暗示妹妹這樣回答不妥，但周總理卻早已哈哈大笑起來說：‘我理解你們的感受，我在日本時，年齡比你們大，語言也不通，我也曾感到乏味。’”

    在周總理的關照下，彎威和西林（常媛）兄妹遷入一套四合院，並以外國留學生的身份入學，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周總理還把他們託付給負責外事工作的廖承志，和廖家的7個兄弟姐妹在一起學習玩耍。何香凝女士則根據他們的泰語名字發音為他們取了中國名字常懷、常媛。“廖公家的何奶奶當時很認真地告訴我們，這名字是經過周總理批准了的。”

“你們要當好泰國人，要做中泰友好的使者”

    常媛認為，來北京一段時間後就可回國向同學炫耀乘飛機出國的經歷了。

    然而，披汶政府內外政策的調整加劇了軍人集團內部的矛盾，並已被美國覺察到並深為不滿。在美國策動下，沙立·他納叻在1957年9月17日發動政變，披汶被推翻後流亡國外。

    一年前把兒女送到中國的桑·帕他諾泰不但沒如願接回親人，還同阿利·披榮等兩千多名政治家、知識分子一起，被以親共親華罪名加以逮捕，關進了專門修建的一座監獄。

    “1958年我父親在泰國被捕入獄時，周總理對我說，你就是我的孩子。”

    命運的安排，讓有家難回的常媛常懷留在了周總理的身邊，“我在周總理身邊長大，學習生活14年，比和父親在一起的歲月還長。”

    “你們要做中泰友好的使者”——這是周總理經常對常媛常懷講的話，甚至可以說已經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當已學會說一口流利中文的常媛不願意學泰語時，周總理教導她不要忘記自己的母語，並為她專門請了泰語老師。當周遭的同學都紛紛加入少先隊、共青團，常媛也希望帶上紅領巾時，周總理告訴她，“你們要當好自己民族的人，當好泰國人，你們的身份是泰國在中國的使者。”

    在風雨飄搖的歲月中，精神的力量維繫着中泰兩邊胸懷大業的人物。桑入獄八年時間，常媛的母親把桑和周總理來往的信件資料，用塑料袋封好，秘密埋藏在曼谷家中地下，這些珍貴的原文原件終得以保存。而在此期間，周總理曾指示廖承志設法與帕他諾泰家取得聯繫，傳遞周總理的問候和常媛兄妹在北京的情況，這給桑獄中生活帶來極大的精神安慰。

    就這樣，常媛兄妹二人在中國上了小學、中學和大學。

    然而，六十年代末，在周總理身邊成長的幸運日子不幸被文革浩劫生生打斷。正在北大讀書的常懷在1967年被迫離開中國，並輾轉返回泰國。1970年，自己也身陷困境的周總理為了保護常媛免受文革混亂局面的傷害，親自給英國使館寫信證明她的身份，並將常媛安排前往英國居住。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從1956年赴華到1970年離境，常媛小姑娘眼中夢幻的一個短暫出國假期，就這樣成為了十四載的歷練。但恰如周總理所說的，“你們將來是做大事的”——常媛、常懷和周總理、和中國的情緣遠未劃上句號。

 常媛家中擺設的珍貴照片，圖為1978年，常媛帶着常念周到北京，鄧穎超奶奶親吻小孫子念周。新華網記者李穎攝

“僅由一名外國人擔任中泰乒乓外交的翻譯”

    1971年10月，聯合國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發表上海聯合公報，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開始。周總理在中美之間運用嫻熟的乒乓外交再次在中泰之間施展，主動向泰國“發球”。

    1972年9月，亞洲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中方向亞洲乒乓球協會建議邀請泰國球隊到北京參賽。這是改善兩國關係的良好契機，泰國他儂政府找到了桑。桑建議當時政府要人、全國財政委員會副主任巴實·干乍那越（許敦茂）以顧問身份隨團赴華，並推薦當時在英國的常媛承擔前期與中國溝通工作。

    常媛回憶說：“1972年9月，泰國政府派一位議員和常懷，飛到倫敦來找我。那時離乒乓球比賽時間不到10天了，他們托我轉交一封信給周總理，說泰國乒乓球隊裡有位政府的第三號人物以顧問身份來北京，他實際上的使命是去進行中泰關係談判的，希望見到周總理。我當時就跟駐英國的中國大使宋之光見面，轉達了這個信息。用了不到24個小時，北京就送來了周總理的邀請信，巴實部長才得以以顧問身份赴華。”

    1972年9月，常媛從倫敦飛赴北京，那是她離開中國後，與“周伯伯”、“廖爸爸”的重逢再聚。在人民大會堂，周總理接見了巴實部長，常媛擔任了這次會面的翻譯。“那應該是新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外交場景，僅由一名外國人擔任中國領導人接見外賓時的翻譯”，常媛說。

    中泰乒乓外交非常成功，此後中泰正式建交也就水到渠成。常媛記得巴實部長向周總理贈送了泰國特有的象牙鍾，象徵着乒乓外交敲響了決定性的一記晨鐘，宣告兩國關係將開啟一個新的紀元。

“中泰一家親將代代傳承”

    1975年中泰建交的時候，這成了周總理簽署的最後一份建交文件。1976年常媛的第一個兒子出生，她給他起名叫念周，寄託常媛和帕他諾泰家族對周總理無比的思念和感恩。

    不僅常媛一代按照父輩所託付的那樣擔當使者，常媛的兩個兒子常念周、常念廖，已成為了泰國、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卓越外交使者。在中泰建交40年之際，常媛和常念周正在籌劃“泰中友誼之家”的展覽，將展示包括帕他諾泰家族在內的泰中交往的珍貴歷史照片、歷史資料和文件等，記取老一輩開創兩國友好的來之不易。

    在常媛書桌前擺放的多幅照片中，兩幅奶奶和孫子的合影折射了時光流轉。

    一幅是1978年，常媛帶着常念周到北京，鄧穎超奶奶親吻孫子，凝望中流露出對故人的無盡思念。

    另一幅是約3年前，常念周的小孩出生不久，常媛奶奶懷抱孫子，顧盼間展露出對未來的殷殷所期。

    “我的三歲小孫子也叫‘小周周’，在我的親自教導下，他的漢語已經很流利了。”常媛說：“中泰一家親，要代代傳承下去”。

常媛如今自己也當上奶奶了，圖為她凝視着常念周的兒子“小周周”。新華網記者李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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