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定武康路 — 一對海華的珠婚戀（一）

武康路/湖南路的交叉口（圖片來自網絡）

那是一條被稱為上海最美小街之一的小路，長約一公里半。大部分路段，由於兩邊梧桐樹的枝椏寬葉遮掩，而成了林蔭路。路邊滿是從小就看慣了的歐式建築。讓我們去巴黎逛到一些小街時，有似曾相識的熟悉感。

內住着十幾戶人家包括他家的那棟法式樓房，位於弄堂口，與著名的巴金居所，相隔百來米。我家所在的那條弄堂，就在他那弄堂的斜對面。本弄堂建於60年代文革前，有五棟樓，居住着幾十家市委機關幹部家庭。近弄堂口的是三號樓。那樓就是一個灰色大盒子形狀，在這條被譽為“一幅流動的油畫”的優雅路上，略有點煞風景。

這裡記載着我們的童少年歲月和青年時代。這裡留下了我倆從同學到戀人到夫妻的足跡。

時間過得真快，新婚那日仿佛就在昨天，可轉眼就已過了我們珍珠婚紀念一年多了。結緣前的那一幕幕，不時還會在腦海里回放。

先提示一下，文中用到“他”時，指的是文中男主人公。談及其餘人可用他字時，則用“其”來代之。

最初印象

黎明中學座落在與武康路北段交匯的安福路上。六十年代末年，我們走進黎園，年方十三。學校里鬧哄哄的，不教什麼知識，就是常要學生們寫些不着邊際的批判文章，算是上着政治課和語文課。

記不清是什麼時候起，才對他有了印象。那印象里的他就是高高的個兒，黑黝黝的樣兒，穿着還算合體的一身深藍色衣褲，腳上一雙深綠色解放牌跑鞋，常常是在一幫男生的最後走進教室。有一段時期，班上男生可能是被青春期荷爾蒙攪得躁動不安，偏好打群架，時不時將別班的對手揍得頭破血流。那股狠勁兒打遍全校無敵手，可沒聽說他捲入其中。教室里，他坐末排，我在頭排。兩人相距頗遠。

他父親是上海市委印刷廠一普普通通的車間主任，居然敢於“反江青”，抵制印刷江青講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關押受隔離審查。挨了一陣批鬥後，因出身普通農民，找不出反革命動機，被趕出市委印刷廠，去了家一般印刷廠。雖檔案里有了反動言行的記錄，但算是回到了工人階級隊伍。於是他在中學第二年得以加入紅組織。

中學班裡約半數人，是他在安福路三小時的同班同學。他在小學班裡曾先任少先隊中隊長，後當紅小兵排長，自然就有一定威信。入紅衛兵不久，他便當上了班級紅排副排長，校籃球隊長，成了學校里的紅人。

那時我老爸和一些市委機關的領導們，被關押在郊縣某少兒管教所之地。爹媽因質疑江青在文革中所為，都有了“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我在安福路二小里，當過少先隊中隊委員和學校紅小兵團幹部。可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年月里，因“家庭成分不確定”，被趕出紅小兵團部。進了中學後，更是家庭成分為上。被一幫爺娘是從三野來的、文革中沒怎麼受衝擊的幹部子弟壓着，抬不起頭來。我可以在野營拉練時吃苦耐勞，獲個“五好戰士”獎狀，但由於父母仍在被審查而家庭成分不明，入不了紅衛兵。我和他，在所謂“政治身份”上，兩人也相距頗遠。

中學第三年之初，謝天謝地，我老爹老媽終於被定性為 “人民內部矛盾”。三十多年的老共產黨員被留黨察看數年，降職降薪，可總算是歸到了人民群中。我也終於能入了紅組織。接着，老鄧的“修正主義教育黑線回潮”，我在各門課都冒出點尖來，當上了數學課代表。寫的文章在學校里被貼出、被廣播，有了些小名氣。當時不多的生活樂趣和目標之一，是當（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三好學生。我和他，便成了在班裡爭當學校三好學生的有力競爭對手。可是有老師說我有驕傲情緒。我的三好生資格，在年級組老師討論中被否了。他成了全班唯一的校三好生。

接下來的大半年裡，我收起自己的鋒芒，虛心向老師求教（裝也得裝哦），熱心幫助同學（那倒是真心的，助人為樂麼）。還刻苦鍛煉（為了做到身體好，咬咬牙），在年級女生1500米賽跑中進入前五（前十名都有獎狀），並順利拿到了首批通過（試行）中學生體育鍛煉標準的證書。於是，毫無爭議地與他同登校三好生光榮榜。這才有了點與他平分秋色的感覺。

略生好感

初次對他生出些好感，是看見他抱着一小娃兒，在斜對面的弄堂口轉悠。聽同學們說，他家就在那弄堂口邊上的那棟樓里。他有仨哥都在外地工作或下鄉。他抱着的是他大哥的孩子，在新疆軍墾農場出生。還說他很顧家，從來不在學校里或街上閒逛。上完課打完籃球就往家跑，幫他媽帶侄子，好讓他媽騰出手來做家務。那十五六歲的高大男孩，抱着小侄子在弄堂口轉悠的形象，有點兒動人。

72年那一年裡，我們算正兒八經地學了些文化知識。可這樣的好日子瞬息而逝，輪到我們下鄉學農的時候了。不知為何，學農時各個班都從排升級為連，他當上了連長。班裡同學被分成了三個隊，分別下到上海市郊奉賢縣莊行公社的三個生產隊。

起初，我倆被分在同一個隊，他任負責人，我是寫稿通訊員。出發前還開過一次隊幹部會。他身為隊長，吩咐着要我們各人分別帶上一些集體所用的物品，比如淘米用的淘籮什麼的。說話時他臉朝着我們，眼睛卻不敢直視我們女生，那略有點窘的樣兒，讓我們看得蠻開心的。可是我們人還未下去，由於班裡有個搗蛋男生，只願意與他住在一起，班主任老師就把他調入了那搗蛋男生所在隊，放在老師的眼皮底下。我們錯過了一次加深認識的機會。兩人依然相隔很遠。

接着，學工、爭取入團，然後就是那決定人命運的畢業分配。按兄姐下鄉或工作或學習的情況，他在可以讀書人的裡面屬硬檔，加上他又是學校紅人，被分在令人羨慕的華東電業管理局技校。我因下鄉的仨姐中，兩人已從農場和插隊知青，“考”成了在讀工農兵學員，屬於可上技衛校人中的軟檔，被分在招人嫌棄的區衛生學校。

兩年多後，我們都是所在學校的人尖子。他在他那技校留校任教，我卻因學校執行毛的“六二六指示”，被迫帶頭去外地山區工作，成了上海在安徽小三線醫院的醫務人員。這下兩人就離得更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