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涓滴理論聽起來蠻有道理的。事實是不是支持該理論呢？這個一直有爭議。我們說現在是大數據時代，其實如何分析和理解數據是非常有講究的。第一，數據要完整，乾淨，還必須是隨機的，就是除了要考證的某些因素不存在其他潛在人為因素的干擾。長期以來，可以說沒有嚴肅的數據支持共和黨的涓滴理論，但大部分研究都受數據內容和質量的限制，儘管種種跡象表明涓滴理論並不成立，保守派總是以各種理由拒絕接受研究得出的結論。終於，最近在研究數據及成果方面有了突破。

幾年前，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Raj Chetty帶領的一個團隊得到了一組堪稱金礦的數據，這是幾百萬跨越幾十年的稅單，有關隱私的內容都被去除了，但保留下了家庭的代際聯繫，就是說，保留了孩子與父母之間的那條線。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完整的數據可以比較同一個家庭兩代人的收入。這一研究的結論屬於近些年引人深思的研究成果之一。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幾代人經濟狀況的變遷。（圖片來自紐約時報。）

上圖顯示的是出生於1940，1950，1960，1970和1980的人30歲時的收入比其父輩30歲時收入高的幾率。出生於1940年之前的與1940的數據大致相同，就沒有列入。從圖中可以看出，出生於1940年的有92%的人30歲時比父輩30歲時的收入高。出生於1940之後的人，這個幾率逐漸降低。到1980年出生的人，只有一半的人能比過父輩了。再看看如果細分這些人屬哪個階層能得到怎樣的信息，如下圖。

還是先看出生於1940年的。只有不到10%的人的收入不如父輩，但這部分人卻是出生於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也就是說，他們的父輩屬於社會中最富有的一群。他們收入不如父輩高往往是由於沒有子承父業，沒有做生意，而是選擇做醫生、律師或教授等職業。他們雖然沒有父輩富有，但他們依然是屬於高收入層，所以這群人的收入“降低”不需要社會的關注。

但是1940年後出生的情形就不同了，特別是低收入群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收入不如父輩高，到1980年出生的，連接近底層30%收入家庭的人也比不過父輩了，這就相當令人擔憂了。專家分析認為造成1970年出生的人情況不如以往的原因是90年代能源危機致使美國經濟發展減慢。而90年代之後的每況愈下則歸咎於經濟的全球化、新型技術的誕生、政府對富人稅收的放寬，工會組織被削弱，以及教育投資，包括技工技能培訓的削減。綜合來看，經濟發展的減慢和貧富差距的拉大是最主要的兩個因素。學者們又做了模擬，把1980出生的與1940出生的比較，以1940的為基準，一個模擬狀態是讓1980的經濟增長與1940相同，另一個是貧富差距相同，看這兩者哪個的作用更大。由下圖可見，貧富差距的作用大得多，也就是說，貧富差距的增大是造成子輩收入不如父輩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再結合其他的研究一同比較，就可以發現1980年是個轉折點。下面幾個圖表來自於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就職於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Emmanuel Saez 和 Gabriel Zucman（兩個人都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教授）的合作研究。

下圖是最富有的1%與底部的50%的稅前收入占整個國民收入的百分比。從60年代到80年代，頂部的1%占據大概略多於10%，底部的50%則占據大概20%。但從80年開始，頂部1%收入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而底部50%所占的比例則大幅下降。到2014年，頂部的1%的占有率已經高於20%了，而底部50%卻跌至12.5%。

再看上圖的實際收入比較。60年代至80年代，頂部1%與底部50%的實際收入大致都沒有變化。但80年之後，底部的依然無變化，頂部的卻是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增長。上圖的第二部分說明了富人收入來源的比例，多少是來自企業，多少是來自金融市場。

圖示清晰地表明自里根的減稅政策之後，富人越來越多的收入來自於金融市場，而不是企業。而這種收入來源的變化，更促使富人不願意投資企業，也不願意投資勞力市場，底部勞動資源的技術水平和收入就走向不斷下降的惡性循環。

上面兩個研究的結果，第一次如此明白、尖銳地暴露了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這兩個研究的特點是：（1）數據質量高。樣本群都非常大，原始數據乾淨，無污染。（2）數據的分析方式設計的非常有邏輯，無懈可擊。（3）結論明確清晰，沒有絲毫的拖泥帶水，沒有絲毫的勉強。而其研究結果一致證明，涓滴理論只是一廂情願的想象，是沒有數據支持的。

第二個研究同時也表明了，現今的貧富差距之大已經到了非常不合理的地步，而如此巨大的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不是政府依靠福利所作的稅後調整能夠彌補的。還有種種研究表明，政府福利政策的二次分配，對窮人的提升效果遠不如一次分配。也許下面來自其他學者的數據能夠比較有效地說明，怎樣的一次分配才比較合理。

1950 - 1980 期間，美國經濟增長相當快，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在此期間，幾乎所有人的收入都翻倍。同時期內，CEO的收入大致是員工平均收入的20倍。（這個研究看上去與上面的圖表有衝突，其實不然。這裡主要是看中產和整體的，而上圖只是看兩端的。還有，上圖對年代也比較細分，這裡卻是跨過了比較長的年代。而這裡結論的區別也更說明了，只有合理、全面地理解數字，正確解讀數字，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

1980 - 2000期間，美國經濟總體來說依舊是增長的，大致趨勢是，大部分人的收入沒有變化或略微降低，而頂部1%的收入成長極快。（這裡的有無變化都是考慮了通貨膨脹的，上面的數字也一樣。）在此期間，CEO的收入與員工平均收入的對比不斷拉大，達到了400比1，而對沖基金管理員的收入是美國平均收入的22000倍！

2000 後，美國經歷了經濟大蕭條和金融風暴。在此期間，大量人失業，在房屋市場和股市上慘遭損失的大有人在。但最高收入群是受影響最小的。CEO與員工的平均收入比降為300比1。

來自美國勞動部（Labor Department）和統計局（Census Bureau）的數字也給出了CEO與工人平均工資的比在不同年代的變化：

1979年：29:1

1985年：40:1

1988年：93:1

1990年：113:1

1995年：150:1

說來說去，就是如何做一次分配的問題。讓我們做一個把問題簡單化的實驗。假設一個企業一次分配稅前的總資源，即盈利，是100，其中30必須繳稅。以當時的社會條件，要讓員工維持個人、家庭生活的基本費用大致是20。我們假設下面幾種該企業的一次分配方案。（1）20作為員工的收入，其餘50企業主收入腰包。（2）30作為員工收入，老闆盈利40。（3）員工拿40，老闆盈利30。（因為是簡單化的實驗，把稅收固定了，與實際情況不符，但應該不影響討論的意義。）

第一個方案就相當於員工沒有什麼向上走的出路，長此以往，就徹底違背了upward mobility（向上移動，主要指社會地位、階級地位的提升）的美國精神，事實上也正是這樣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造就了投票給川普的群體之一；該方案中，老闆是賺的肥腸肥腦，盆滿缽滿的。

第二個方案，員工的狀況有很大改善，更重要的是，因為收入高出基本生活的費用，就有了向上移動的空間，可以改善生活條件，比如租個大點的房子，可以吃得更營養健康；當然，做老闆的收入略有下降。

第三個方案，員工的收入相當高，不僅可以考慮買房等實實在在的大目標，還可以適當享受一點奢侈；不可避免的，老闆的收入有較大的縮水。

依我看，第三個方案是最促進消費，同時又最減輕政府福利負擔的。而消費被帶起來之後，一次分配的餅就越來越大，雖說還是分到同樣的比例，餅大了，總資源就不再是100，而是120、150或更多了，每個人分到手裡的就多了，是真正的雙贏。我的理解，這個分配方案相當於上面提到的1950-1980期間的美國經濟。

哪個方案最接近理想呢？這絕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沒關係，公公和婆婆都可以把自己的理由說出來。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的是，第一，要尊重數據，尤其是被學者普遍接受的嚴格的數據。第二，提出自己的論點，舉出支持自己論點的數據就好。沒有人有資格說，只有這樣才是對的；沒有人有資格說這份錢就該歸我，無論你站在哪一邊。

現今的美國社會，太多的問題必須靠二次分配來補救。但二次分配的弊病不僅多，而且有長久的負面作用。比如，一次分配的提高鼓勵買房；二次分配只能提供臨時住房。一次分配提升社會地位、階級地位，對下一代有着不可估量的正面影響；二次分配只會打擊孩子的自信，還可能養成他們吃福利的習慣。一次分配能夠從根子上減弱社會的不公因素；二次分配不僅治標不治本，而且當一次分配非常不公時，還造成“劫富濟貧”的假象。一次分配是真正提供“向上移動”的機會；二次分配只是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無法幫助弱勢群體爬出貧窮的深坑，長此以往，必定激發階級矛盾的不斷尖銳化。

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這個社會有很多隱性的社會功能，各個功能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為什麼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就是因為太多時候公公和婆婆都只看到了某個方面，忽視了另外的方面。還有一種可能，有的人是故意在誤導，而這才是最具危害的。所以，一定要格外尊重嚴肅的學術研究，要兼聽，要抱着開放的心態兼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