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斯：與歷史上的煽動家一樣，特朗普抓住一個更深層問題帶來的機會，令人想起奧威爾對希特勒自傳的評論。

更新於2017年2月27日 07:34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菲利普•斯蒂芬斯

過去，西方領導人在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一般談論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的糟糕、危險的事情。今年會議上談論的全是危及西方民主的糟糕、危險的事情。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排在所有人的威脅清單上的首位。歐洲人對特朗普上任頭幾周的表現感到不安；美國人承諾盡力控制住他。

有些事情沒有改變。資深的俄羅斯外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出席了會議，例行公事地指責北約背信棄義。然而，有親俄傾向的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被迫辭去總統國家安全顧問一職以後，克林姆林宮就有些底氣不足。敘利亞的可怕衝突讓西方領導人不由得搖頭，他們知道自己對此無能為力。許多人警告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抱有復仇主義野心。

關於特朗普，人們談論的全是無法正常運轉的政府、古怪的工作習慣以及核心圈子裡的理論家與更為正統的內閣人選之間的權力爭鬥。所有人都對真相與謊言之間的界限日趨消亡感到絕望。

以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為首的共和黨人預計未來會有激烈交鋒。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剛乾了件了不起的事，他在拋棄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同時，聽上去還在對特朗普大表忠誠。

然而，真正令人沮喪的談話，更多是關於選民把他選上台的事實，而不是關於特朗普其人其事。與歷史上的煽動家一樣，他抓住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帶來的機會。

政治階層仍未就這個問題的診斷達成一致，更別提開出解決問題的處方了。當然，共和黨建制派的“遏制戰略”可能削弱特朗普最糟糕的本能，但是他的“運動”呢？如今，赤貧者帶着自動武器而非乾草叉。

不管怎樣，反叛不只發生在美國。它在英國退歐公投中也有一定影響。它正在助長歐洲各地的極右翼民族主義。如果形勢嚴重惡化，它還可能讓法國讎外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的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入主愛麗舍宮。法國總統大選可能會成為2017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特朗普鄙視大西洋共同體的戰後框架令人擔憂。勒龐將會撕毀這一框架。

現在的情況是，大批民眾不再贊同民主秩序。過去70年來，自由民主體制中的政治爭論基本上與“方式”有關。右翼和左翼對權力分配、政府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改革步伐存在分歧，往往還對此感到憤怒，但他們一致同意基本上一樣的多元化框架。

民粹主義者顛覆了這場辯論：現在它與“目的”有關。在白宮戰略顧問斯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的鼓動下，特朗普設想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秩序——一種堅決奉行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捍衛本土白人基督徒這些“多數人”的利益的秩序。舊秩序的價值觀——人類尊嚴、多元化、法律的作用和保護少數群體——在這種身份政治中沒有任何位置。民主的各項制度同樣如此。法官、媒體以及其他機構是“人民的敵人”。

“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是相同架構的一部分。激發特朗普衝動的理論家班農預感會與伊斯蘭爆發文明衝突、與中國開戰。與普京親密互動為的是在信仰和文化上抱團，以防範想象中的野蠻人威脅。

為何是現在？為何特朗普和勒龐之流能成功利用這麼多人的憤怒和擔憂情緒，而其他人卻失敗？對於其中原因，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解釋。收入停滯、精英傲慢、危機後的緊縮政策、技術和全球化造成的不安全感，以及移民帶來的文化衝擊——這些都有一定的影響。我不確定它們能否解釋反叛者那種引人注目的聲勢。

這不只與生活水平停滯和移民人數增加有關。前幾天，一位德國朋友回憶起上世紀30年代，並向我提起了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對希特勒(Hitler)所寫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的評論。奧威爾在這篇寫於1940年的書評中反思了那個時代的進步分子的自滿情緒。當時主流的想法是，物質福利（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將保障主要秩序。

但用奧威爾的話來說，“人類不僅僅想要舒適、安全、工作時間短、衛生、生育控制以及總體的共識……他們也想要戰鬥和自我犧牲，至少是時斷時續的戰鬥和自我犧牲，更不用說戰鼓、戰旗和表現忠誠的列隊了”。他或許還可以加上一句，如果承諾的戰鬥源於身份，“其他人”——不管是猶太人還是穆斯林——是敵人，那就更好了。

奧威爾當時表示，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抓住了人們的心理潛流。情感擠掉了經濟方面的考量。如今正在發生類似的事情，不過謝天謝地的是，邪惡妄想的程度不一樣。

對奧威爾那代人來說，唯一的答案是為他們的價值觀而戰。過去幾十年來那些輕率地認定如今已足以宣告歷史終結的自由主義者，或許也可以從中領會到什麼。

作者郵箱：philip.stephens@f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