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校長

李校長是南來客讀研時調來的。

在禮堂開大會，主持人介紹新來的校長，歡迎掌聲中，一個小老頭一拐一拐地走到講台前。

例行公事的官樣文章大同小異，開場白倒是令人“耳目一新”：

奉調來校前，中組部曾找李談話，任命是耀邦同志欽點的。

原來大有來頭。

南來客讀研所在大學，儘管排名一般般，歷任校長卻都是封疆大吏兼任，首任校長更是五省巡撫。校長政務繁忙，一年百忙中未必能撥冗蒞臨幾次，這區區校務只好交給第一副校長打理。李校長其實是黨委第二書記、第一副校長。大家稱他李校長不僅因為他是實際上的第一把手，還跟國人稱呼人的慣例有關，書記嘛長教授之類的，稱呼起來頭銜前都不帶正副（凡事都有例外。文革時 called a spade a spade，比如南來客念中學時的李副主任，大家稱他李副。饒是如此，姓徐的擔當副職，當面是萬萬不能用粵語稱其為徐副的。同理，用粵語簡稱今上也犯忌）。

李校長，小個子，有點耀邦同志的風範，只是指點江山的手勢要儒雅很多- 畢竟在東洋留過學，一條腿瘸，行走拿拐杖，頭上常常戴着一頂新疆維吾爾族的小帽，煞是搶眼。

不過，當年提起李校長，校園內津津樂道的不是他的來頭，而是他的身世，具體而言，李校長的離奇經歷。

李校長一生坎坷、命途多舛。

這不足為奇。

奇在命犯牢獄之災。

一九三八年，李受黨派遣赴新疆工作，曾任巴楚縣長，四二年，被盛世才逮捕，投入大牢，直到四六年才出獄返回延安。

二十一年後。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事涉“新疆叛徒集團”一案，一九六七年被押赴北京，投入大牢，直至七五年出獄。

一九一三年出生，一九三五年參加革命，截至一九七五年，六十二年人生，四十年革命，李校長先後在監獄中待了十四個寒暑。其中八個是在自己人的牢房中度過的，比在敵人牢房中度過的時光長了一倍。

沒人知道那條腿是誰弄瘸的，是敵人還是自己人。

監獄外的日子也不好過。

一九五九年，李時任教育部機關黨委副書記，受反右傾政治運動牽連，下放北京大興縣安定公社宣傳部任副部長，直到一九六二年獲得甄別，調入江西大學任黨委書記，副校長。

文革後苦盡甘來，南調廣州重操舊業。

李校長是一校之長，南來客小小一講師，二人素無來往，說得上交談的只有一次。

八二年夏天大學生畢業時，學校在學生飯堂準備了幾十桌飯菜，春季畢業的研究生也請來作陪，還安排跟李校長坐一席。席間，李校長問，“要不要喝兩杯？” 

有肴無酒，如此良辰何？

南來客少不更事，說了聲“好”。

顧安得酒乎？

李校長笑了，說，“慢用。去去就來。“

十來二十分鐘後，李校長一拐一拐地回來了，手裡提摟着一瓶酒。

河南孟縣的竹葉青。

那時正值李校長豪氣沖天的年頭。

不料一年後出了“陳朗事件”。

新聞系老報骨出身的教師陳朗遭受系領導打擊，事發，各大報都做了報導，內有系領導在某校領導支持下如何如何句。矛頭所指，不言而喻。李校長被人整了大半輩子，到老反倒成了整人的左棍，一時間弄得灰頭土臉，人皆敬而遠之。李校長如何對待批評，有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得而知。風頭過後不久，南來客在《羊城晚報》讀到一豆腐塊文章，作者赫然寫着李校長的大名，內容是談喬遷、曬書。

十多年大獄都挺過來了，還能沒點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不久，李校長退下來了。

校園裡依然時時見到李校長的身影，手裡拿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踽踽獨行，時而跟人打個招呼，頭上那頂新疆維族小帽，依然那麼搶眼。

碰上了，南來客總會叫一聲“李校長”。

總念着老校長拿酒的情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