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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雄心壯志是“將紅色旗幟插遍全球”，不惜投入重金，在世界範圍內推進共産主義革命大業。而中共作為國產國際的一分部，自然是其援助的對象。不妨看看中共早期領導人的自述：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陳獨秀政治報告中：“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産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産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供詞：“國際幫助中國共産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相當)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裡……”
　　
　　　　更翔實的考據，出自於黨史專家楊奎松，不僅在中共，在共産國際均有相關記錄。在中共中央檔案館裡，涉及這方面情況的檔案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1957年蘇聯交還給中共中央的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保存於莫斯科的近10萬件檔案資料。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産國際與中共中央之間的來往電報。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會議記錄。而在共産國際工作相關的檔案中，也有不少關於蘇聯對中共援助的記錄，比如：季米特洛夫檔案、共産國際聯絡局檔案、以及中共提交給共産國際的各種會議記錄和工作報告。
　　
　　　　根據楊奎松的考證：來自莫斯科的財政援助對中共歷史成長過程的影響極大。以1927年為例，莫斯科在國共關係破裂後對中共暴動的支持態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中國黨史上有名的大行動均獲其資助，如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開辦黨校、湖南農運、秋收暴動、建立軍隊、南昌起義、京漢粵漢鐵路罷工、廣州暴動等均有詳細數額列載。南昌起義前，斯大林曾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員送30萬美元到中國做起義資金。南昌起義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馬上就決定撥出1.5萬支步槍，1000萬發子彈，30挺機關槍和4門山炮，2000發炮彈，緊急海運廣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義南下的軍隊。
　　
　　　　共産國際的影響不僅僅來自於金錢，更在於因為把控了“錢袋子”，蘇聯對中共具有強大操控權(如兩度撮合爭議盈天的國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對確立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導有重要一票、毛澤東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顧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