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立身敗為哪般----晁錯之死 |
|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6月29日09:59:12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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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立身敗為哪般 ——晁錯之死 公元前147年春天的某天。 當今皇帝的老師、滿腹治國安邦之策的晁錯,怕是想都沒想到他會被自己的學生漢景帝以進宮商談國事的名義騙上刑場,沒有經過審訊,也沒有宣布罪狀,一刀腰斬下去,頓成血肉淋淋的兩截,從此結束了他為效力皇家不顧家人絕親、同僚側目的一生。 由於事出倉促,受刑之時,他的身上仍穿着標誌官階身份的朝服。 如此誅殺當朝重臣,翻遍二十四史再也找不出第二幕。 而悲劇的起因,源於他晁錯一手策劃並剛剛由漢景帝以詔書下達的“削藩令”。 事情得從頭說起。此時的漢帝國,號稱“文景之治”。繁榮昌盛的光環下,似乎總還有着一些陰霾:諸如邊境不寧、外戚集團之間的已經開始出現的明爭暗鬥,等等。相比於這些麻煩,最可頭痛的,是那些分封在各地的諸侯勢力一天天坐大起來。 漢初立國,為了藩衛家天下的統治,陸續分封了一大批劉姓同宗諸侯到各地。分封制的本意,在於以血緣和宗法制度為紐帶,加強中央對地方特別是對一些重要地區和鞭長莫及之地的控制,達到鞏固皇權、維護皇權的目的。因為歷朝歷代的皇帝們對非我族類向來警惕得很,尤其是對那些異姓功臣更是放心不下,所以,從心底里指望着同姓同宗的自家人來衛護皇權。然而,分封制從它出現那天起,就註定了是一把雙刃劍。幾千年來爭奪九五之尊那血腥殘酷的一幕幕,一而再、再而三地揭示了:最終給皇權體制帶來致命內傷的,不是別的,恰恰是分封制。它始終是君主集權制度的強力威脅,是一家一姓家天下最令人髮指的窩裡鬥。每一位坐在龍椅上的君主,無不戰戰戰兢兢地睜大眼睛提防着它的反噬。只要分封制存在一天,皇帝們就得提心弔膽地過一天。然而,它卻又像是染上了毒癮一樣,早已深深植入了封建制度的骨子裡去,欲罷而不能。 晁錯顯然目光敏銳地看出了問題所在。他着急地為着劉氏江山龍座穩當、傳之子孫着想,力勸漢景帝及早動手翦除諸侯王勢力:“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他預見性地指出了不論削藩還是不削藩,諸侯王們都早晚會造反,從而推導出與其養患為禍不如及早解決的結論。就道理上說,晁錯講的沒有錯。但他沒有清醒地意識到,解決諸侯王勢力對皇權威脅的時機其實並未成熟。在這場皇權與諸侯王勢力的利益博弈格局中,加強皇權、削弱諸侯王勢力固然是問題的核心所在,而如何加強、如何削弱的操作策略以及時機選擇,卻直接影響到主動權操之誰手,影響到最終誰勝誰輸,不能不大有講究。早在景帝的父親漢文帝時代,賈誼就建議實行“推恩令”,採取名為施恩、實為削勢的做法,把諸侯王們的勢力一步步地瓦解掉。應該說,這個主意比起晁錯的“削藩令”來得高明多了,不動一兵一卒就可以把諸侯王們整治得服服帖帖又暗地裡徒喚奈何。但漢文帝權衡再三最最終還是沒有採納賈誼之策。因為,時勢現實讓漢文帝不能不有所顧忌:一者皇權還不足以強大到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這一問題的地步;二者在抵禦北方匈奴侵略上,以皇帝為首的中央政府仍需借重於諸侯王們的支持。終文景之世,在解決諸侯王勢力問題上,其實就是一句話:“心有餘而力不足”。一直到了漢武帝時代,國力強盛,皇權擴張,諸方麵條件已經具備,才採納主父偃的推恩令之計(其實就是當年賈誼的主張),但也是逐步地而不是一步到位地把諸侯王的勢力分化瓦解於無形。 而他晁錯的思想當中,完全沒有對這些因素的冷靜複雜的盤算,他用了一種近乎直線思維的方式——削藩,企圖畢其功於一役,直截了當地把諸侯王的勢力一掃乾淨。殊不知此舉一出,不但使漢景帝首先在“政治正確性”上師出無名,從而把控制局面的主動權拱手讓與諸侯王們,自己反倒陷入了一發而不可收拾的被動——因為按照祖制,諸侯王們只有在犯下重罪或者死後沒有繼承人的情況下,他的封地才由朝廷收回,此時無端要削藩,諸侯王焉能答應?!更糟糕的是,晁錯採取了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霸王硬上弓,結果把他的學生漢景帝直接推到了一大幫諸侯王的對立面去,而原來散沙一盤的諸侯王們,此時為了共同的利益,一個個抱得緊緊的要與皇權相抗衡。面對來勢洶洶的七國之兵,漢景帝拿他晁錯做擋箭牌,就只能是勢在必然、不得不然的唯一選擇了。 晁錯死了,一班朝臣們終於鬆了一口氣。想他晁錯那廝,當政之時屁股都還沒坐暖,竟膽敢商量也不商量,就一下子推出多達三十多項的新法,弄得朝臣們目瞪口呆,無所適從。這下好了,沒人再來瞎折騰了,大漢國祚照樣可以千秋萬世。 而當日七國叛軍來勢洶洶之時,素與晁錯水火不容而藉機讓景帝誅晁錯以謝叛軍的袁盎,過了幾年後因捲入皇位繼承人問題,被覬覦龍座已久的梁孝王派刺客刺死。 二OO五年五月一日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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