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過去寫歷史,關注的是人。這與西方史學的研究方向不同,西方歷史關注的是事件。不知諸位是否看過奧斯卡獲獎影片《英國病人》,這個電影就可以說明西方文化在關注什麼。影片情節是發生在戰爭期間的一場婚外戀,因為在戰爭的背景下發生,男女主人翁的結局相當,怎麼說呢?驚心動魄?“瀑布慘”?姑且這麼說吧。影片並不是在刻畫人物,而是意在刻畫戰爭。如果傳統的中國人來寫這個故事,就會寫人的,道學先生會來一番道德批判,情聖們則會描繪出一對超凡的才子佳人。譬如《三言二拍》裡著名的《賣油郎獨占花魁》。這個故事的背景同樣是戰亂,寫的是北宋南渡時,國破家亡的兩個年輕人在異地相濡以沫的愛情。故事對戰亂一筆帶過,卻把賣油郎對花魁娘子的綿綿情誼寫得婉轉動人。
這個中西治學方向的不同是有原因的。李自成祭奠崇禎皇帝時說,君非亡國之君,而臣皆為亡國之臣也。自古我們中國人就認為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其必然性,國運所至,命中注定,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及也云云。崇禎不是亡國之君,其實大臣們也不都是亡國之臣,還有楊嗣昌,還有盧象生,還有熊廷弼和袁崇煥。洪承疇其實也是蠻有才幹的嘛。大明之所以亡國,什麼都不為,氣數盡也。由於這樣的天命觀,中國人對歷史事件沒什麼興趣。研究事件意義不大,君不見傳說中的高人對於500年800年以後的事情都瞭然於胸,還怎麼會有興趣呢?而西方人因為糊塗,覺得事情比人有意思,才會在事情上花那麼大的功夫。
中國歷史寫事件,基本上是裹在個人歷史裡寫。這是從《史記》開的頭。《史記》以前寫歷史是編年體,其實也是以人為主。春秋筆法很省墨,大戰爭驚人事件等等幾個字就打發過去了。不象西方史學那麼瑣碎。這也許是因為中國歷史上的事情太多,而西方歷史相比就蒼白,幾乎沒什麼東西,所以才會過分地挖掘細節。
總的來說,司馬遷寫《史記》有其哲學目的,以宣傳他的哲學思想,這個思想可能大體是儒家的東西。用西方語言說,儒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人能把握命運。比如《史記》記錄的飛將軍李廣,這個人的軍事才能世所公認,不但才幹“天下無雙”,品德也很可觀。李廣做二千石的官做了40年,死的時候卻家無餘財,一輩子也不曾考慮添產置業的事情,有了賞賜輒分其麾下,而且身先士卒。然而李廣的命運卻很蹭蹬,一生鬱郁不得志,結果也慘。連文帝都為之可惜,說李廣如果在高祖時代,萬戶侯豈足道哉?
然而李廣到了也不過是個部級幹部。看着一群庸才封侯進爵,地位遠在自己之上,李廣憤憤不平:“從和匈奴打仗起我就參與,到現在因為漢匈戰爭封侯的有幾十個人,我仿佛寸尺之功都撈不到,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這是命中注定的嗎?當時一起喝酒的一個半仙王朔就問李廣,做過什麼虧心事情沒有?果然,李廣曾經誘降八百羌人,卻違背承諾在羌人歸降的當天就將其全部殺戮,就是這件事情一直放不下,耿耿於懷。王朔說,“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除了這件事,太史公還把一件極小的事情與李廣一生的驚濤駭浪並列放在一起,實在是大有深意。李廣在家賦閒的時候,有次可能犯了宵禁,被一個小官呵斥,李廣說老子是李廣,那也不行,拘留。沒過多久,天子召拜李廣為太守,李廣便殺了內個小官。
宋楚瑜這次來大陸說過一句話是“心胸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這話說得很對,李廣雖然天下無雙,卻是個心胸狹隘的人,睚眥必報。這個事情應該就是《李將軍列傳》篇的點睛之筆。李廣如此坎坷憤懣不得志,其實並不為殺已降,只因為他沒有那麼大的胸懷而已。
古語云,
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
但凡觀察人,總會發現其人命運與其心胸性格有關係。例如《大宅門》中的白景琦,此人對錢就沒什麼概念,揮金如土不知吝嗇為何物,他從來也沒把錢當回事,這就是所謂的千金之人,因為他有那麼大的心胸。世間汲汲於富貴者,大多都是捨本逐末,只向外頭去求財,卻從不考慮來向內修心,汝等且捫心自問,“人皆欲富也,且問萬貫纏腰,如何布置?”你有那麼大的肚量心胸裝得下這許多的錢嗎?功名利祿是一個道理。
佛學說“命由心造”,這個說法想必太史公也是同意的,儒學也是此意。儒學不是說“大德必得其位”、“大德必得其祿”嗎?上面寫的李廣就是一例,李廣還是德行不夠。不過李廣雖然心胸不大,但是他那些好處卻也難得,他自裁之日,“一軍皆哭”,百姓也無論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涕”。司馬遷說李廣的好處是“其身正,不令而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廣帶兵很鬆散,紀律不嚴,但是士兵“咸樂為之死”,這就是李廣正氣浩然的效果,下屬不令而行。否則,雖令不從也。
《史記》中類似的事情很多,目的就是教人警惕自身,時刻深刻反省,出了事情或者命運不濟不要怨天尤人,看自己的心胸性格有沒有問題,發現了問題而且改正了,心變了,命運就會跟着變化的,這就是人定勝天。接下來再舉例詳細說明之,這就是本貼的題目:《袁盎晁錯列傳》。
司馬遷把袁盎晁錯放在一起寫是獨具慧眼,袁盎晁錯雖然勢同水火,這兩個人卻是一樣的人,兩個人的悲慘結局都是由自己的性格決定的。晁錯的問題是惡惡太嚴,這是君子常犯的毛病,袁盎的問題是好名,殊不知名與刑一樣都是可以殺人的。兩個人似乎都是慷慨君子,然而都敗在了沒有學問上面。
袁盎晁錯的生死角力發生在吳楚叛亂的時刻。晁錯這時已經是亂了分寸,的確吳王叛亂與晁錯有直接關係,但是在這件事情上晁錯的原則還是不錯的,那就是必須削藩來捍衛中央集權。國中國的局面非長久之計。這一點晁錯看得不錯。但是晁錯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是一般人常犯的,那就是對於削藩缺乏通盤的謀劃考慮。只想着削藩削藩,削藩了以後會怎樣他不管。他沒有考慮到如果藩王們反了怎麼辦,所以事到臨頭才會亂了方寸,居然昏了頭建議景帝殺袁盎來追究罪責,這又是一個錯誤。出了事情先不考慮怎麼應付而先去追究責難責任人?主次分不清楚了。晁錯一要殺袁盎,袁盎反過來就勸景帝殺晁錯,分析得頭頭是道,結果景帝不得已騙着把晁錯給殺了,到底也沒什麼用,諸侯們不但沒有因此退兵,還差點把前去遊說的袁盎也給殺了。
《史記》說晁錯這個人“峭直刻深”,峭是尖銳鋒利的意思,直是不會拐彎,刻是苛刻,深是過分。所謂“氣性乖張,多是夭亡之子。語言深刻,終為福薄之人”,晁錯的這個缺點在現代社會較普遍,說話寫東西做事非常狠,什麼解恨說什麼,不留餘地,這就是刻薄,是過分。這與浮躁的社會空氣有關,浮躁表現出來就是氣性乖張。以晁錯的學識不應該是張狂浮躁之人,但是他的性格卻早就犯了眾怒,晁錯雖然心懷天下卻不懂得自保。
晁錯成了政治的犧牲品,結局是“衣朝衣斬東市”,被騙到了法場,到死前一刻才知道皇帝要殺他。而且是腰斬。諸位看這個“峭直刻深”,不正是一把刀麼?
晁錯胸懷大志又見愛於皇帝,政治抱負得以施展,但是他的不成熟成了致命的事情,急於事功而待人嚴苛,這一方面是其性格使然,一方面也是因為不成熟。綜觀晁錯一生,一路平步青雲,並無歷練和磨難, 沒有遭受過打擊使他認識到自己的缺點,以至於最終的毀滅。晁錯並不懂得寬容與宛轉平和。
與晁錯一樣,袁盎也是常稱引大道理,慷慨激昂,對於政治十分熱心。但是根據《史記》中若隱若現的筆意來看,袁盎有些熱中於陰謀。曾經宦官趙同在皇帝那裡給袁盎上藥,中傷袁盎,袁盎患之,但是苦無良策應對。袁盎的侄子袁種出主意說,君找個機會當着皇帝的面罵趙同一次,侮辱他,這樣就沒關係了。雖是高招良策,卻不免於心機,這本不是君子光明正大的作為。袁盎對於毀謗這種事情感到憂慮,這也說明其患得患失的缺點,做不到心無掛礙,心裡還是有問題。太史公說袁盎“好聲矜賢,竟以名敗”,好聲就是很看重聲望,矜賢就是因為賢德而自滿誇耀。袁盎的確在很多事情上有君子之風,《袁盎晁錯列傳》裡寫了不少,比如其手下與其婢女私通,袁盎裝看不見,後來事情敗露,手下逃跑,袁盎親自追他回來還把婢女相賜,成人之美。正由於袁盎會做人,所以較得人心。不過袁盎的這個會做人會做事,仿佛是因為得到好的名望才這麼做的,這就叫做“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袁盎做了那麼多善舉,最終卻因輕率地捲入奪嫡這種敏感的帝王家事而死於非命,這就是名聲害了他。他幾乎和晁錯一樣,感覺有些太好了。這都是自滿到一定程度出現的糊塗狀態。已經不清醒了。
《莊子》中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莊子是主張無善無惡的。作惡會受到懲罰,行善則會得到名望,而這個名望正象刑罰一樣對人傷害很大。所以聰明人躲避名望猶避水火,出名了並不是什麼好事。袁盎的事情正說明了這個道理。
本貼寫了三個人的故事,目的不是要來臧否人物,這三個人心胸性格上的缺點對於現在的很多人都有借鑑意義,見賢思齊,見不賢而自內省也,以史為鑑,以人為鏡而正心胸,這就是明哲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