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間講究家庭出身，用農村的話講就是成份的高低，而這是無法自由選擇的。我外祖父家可謂是滿門工人階級------鐵路工人：外祖父是位老火車司機，駕駛多年的蒸汽機車，最為自豪的是運送紀念碑中間刻有大字的那塊條石到達市內；我的幾個舅舅也都工作於鐵路或有鐵路工作的經歷；外祖父家第三代男性大多還是服務於鐵路。如此境況，我參加鐵路工作應該是命中注定的了。

1960年代中期我考入本市一個重點中學，初一年級被安排在唯一的分校------距離本校以北250米的一條胡同里。該胡同東西走向，分校大門朝北，經常見到一隊身着藏藍色衣帽的年輕人跑步經過，聽說他們是司機學校的學生，那學校就在胡同的東口。多年後，我辦公室的同事說他就是那個學校的學生，而那學校正式名稱是鐵路司機學校，也許我曾與那個同事擦肩而過，不過不曾相識罷了。作為馬後炮來說，這似乎是我的鐵路緣分啦！

1960年代後期我到東北插隊，當年掛鋤時節便扒車回城，自然扒的是火車，而且是冒着極大的風險，不過當時並不自知。返回時依然故伎重演，不過這次不像前次那樣盲目，而是由我的一個舅舅先用自行車馱我到他工作的場地，然後將我託付給去往東北方向的押車人員。那時我根本沒想到，多年後那裡將是我養家糊口的謀生之地。

我第一次坐悶罐車（正式名稱為棚車），坐在盛蘋果的大筐之上，在香氣迷漫中不知不覺在天黑時分到達一個停車場，我該下車了，因為它將向另一方向行駛。停車場，應該叫編組站，鐵道密集，車列靜止，但調車機穿梭、溜車往來，甚是危險。在車列旁有燈光閃爍、人影晃動並有敲擊聲傳來，我知道這是檢車人員在工作。我向他們打探我所前往地點該上哪個車，檢車人員用濃重東北話回答，並熱情地指引我到那個車列旁，幫我爬上敞車，囑咐我耐心等待。鐵路工人的周到熱情令我感動，多年後我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也向他們一樣幫助那些如我一樣的扒車者，這是後話。

插隊生活艱難困苦，使得人人不得不自謀出路，從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我周遭的夥伴逐漸銷聲匿跡，最後我成了留守者。在百無聊賴中，竟然得到一個招工指標------鐵路大修隊，管理知青的幹部陰沉着臉限定我第二天給出答覆：去，還是不去。這可是重大的抉擇，而我孤身一人，連個商量的對象都沒有。即使有可出主意的人也無濟於事，大主意還得自己定奪。我冥思苦想，一夜未曾合眼，這真是兩難：答案若是肯定，馬上就有朝思暮想的正式工作，然而這不是我希望的，經歷風吹日曬、雨淋雪打的農業勞作，我不想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答案若是否定，意味着錯失良機可能永遠無法彌補，也許將終老鄉間，無法脫身，可這也不是我希望的。最後，只好豁出去一賭：不去！

放棄的結果便是保留了“知青”身份，而這身份在回城的大潮中減省了巨大阻力，因而可以堂而皇之返回自己的出生之地。雖然進得城，卻面臨工作分配的壓力。命運對於插隊知青過於苛刻，各種不公層出不窮：下鄉前，死說活說必須走人，而抗住壓力死磨活泡的卻被分配了工作；插隊中，跟各級幹部“走動”頻繁的早早給出招工名額，“死性”的則無人問津；返城後，工作分配呈三六九等狀，“困退”、“病退”的工作指向明顯不同，那些“大集體”、街道企業是後者的指定目標。作為指定目標對象，我不甘被這樣對待，在否定了若干工作單位後，不得不干起家族的老本行------鐵路，也許這就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