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人的性情與人情

中國人這一生大略是在“性情”與“人情”之間流連反覆的。

“人情練達”處世，“性情放達”養生。若處世，便得處理各樣“人情”；若養生，最好陶冶自己“性情”。性情不好，喜怒無常，容易致病；人情事故處理不得體，處世多緊峭淤塞。

總的來說，“性情”在道，“人情”在儒。

不是麼？《紅樓夢》中有一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說的真好。自古要在中國處世做事，皆須要做到“人情練達”的。中國是個很重“人情”的國度，中國百姓遇見個事兒了，往往第一反映是：要找個“熟人”托點關係之類的。俗語：“朝里有人好做官”“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說的便是“人情”的要緊處。這一點，可能與西方國家不大一樣。西方人遇見個事兒了，可能是須要找律師的吧。

在中國，處世做事，若一門子“法治思維”，多是要碰壁的。

中國人“屈死不打官司”，一是打官司往往會將情況搞緊張，二是打官司也多打不起——“自古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當下雖然講法治了，然而終是積習難改。非萬不得一，老百姓多願意將事情“私了”。這裡面就需要“人情”。

中國老百姓最怕被人諷刺為：“連一點兒人情事故都不懂”！人若懂得“人情事故”了，左右圓轉，上下浸潤，那世俗的小日子該是過得滋潤呢。

比若《金瓶梅》中的西門慶，那麼個男人，懂人情，會浸潤，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日子便過得舒服。耿介，倔強，潔身自好如屈原，卻是跳了汩羅江。

在中國混俗世生活，奔仕途，求富貴，多須學儒。

孔夫子教人這一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要有一番作為的。要有所作為，儒教便教人懂規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循其道，規規矩矩，在朝在野，都喜歡。《大學》中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其先後，則近道矣。”一個人要“近道”，則須知先後，懂本末，聽君話，尊師長，便會落得好名聲，獲得好前程。 “意誠心正”要修煉，“克己復禮”，性情必得要收斂，不可率性而為。久在其道，人便受不得。

於是，便有一流人物，反其道而行之，“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而去。

比如陶淵明——“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於是，便決然辭職回老家過起“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的生活來。這些田園生活，悠閒度日的人生哲學，往往是多近道家——居虛極，守靜篤”“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是將那當官入仕的心放下，瀟灑處世，灑落為人。

陳繼儒棄冠，蘇東坡題竹，李笠翁閒花美酒度日，皆是如此。這些人物，善養“性情”，渾不計較人情事故，或種菊，或寫梅，或“把酒問青天”，或“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將人性放歸自然，性情由之，悠然放逸。

但，大多數中國人是做不來這樣曠達的。

多數中國人的“人生永有兩方面：工作與消遣，事業與遊戲，應酬與燕居，守禮與陶情，拘泥與放逸，謹慎與瀟灑。”（林語堂《談瀟灑》）一壁崇尚着田園風光的閒逸生活，一壁又念念不忘仕途上的飛黃騰達，在“道”與“儒”之間，徘徊周匝，跌宕來去。還是林先生說得妙，人生應有前、後台的。前台唱戲，後台休息。不可一直在“前台”表演唱戲，那人還不早就累死？中國人能做人做的好，便是事業與家庭兼顧的。事業狂，太入世，奔波不息，而忘卻家庭溫存，外人尊敬，家人抱怨；宅男女，太顧家，“兩耳不聞窗外事”，做人如此，不免被笑為小氣。所以，中國人要做好，便要既會休息，又會工作；既能幹大事，又善營小家，二者缺一不可，修練和諧，便稱是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