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開展學習雷鋒運動時，我正在準備高考，根本就沒弄清雷鋒是誰，為什麼學，學什麼。學校則趁機以“學雷鋒，做好事”為由，讓學生義務勞動打掃衛生，把校園內多年積留的髒亂角落清理乾淨了。當時宣傳學雷鋒的主流是“學毛選，做好事”。上了大學這種表面形式的“學雷鋒”運動越演越烈，學艱苦樸素，就穿件藍棉襖補塊白補丁，鞋破個窟窿腳拇指伸出來。學寫日記，就寫自己做的好事，把日記本故意扔在桌子上給人看。也有人故意把髒衣服泡在臉盆里放在水房，留着給“學雷鋒做好事”的人來洗。

文革了，學雷鋒的內容又變成了，“忠於革命忠於黨，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志昂”。“對階級敵人像嚴冬一樣無情”。學雷鋒就是要對“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和分子臭老九”堅決打擊，冷酷無情。出身不好不僅沒資格學雷鋒，反倒成了學雷鋒積極分子表現自己的打擊目標。有資格學雷鋒的貧下中農和軍人，就算再苦，再窮，也是“精神貴族”，可以蔑視，欺壓，打擊，迫害那些被“打入另冊”，沒資格學雷鋒的“階級敵人”，以“階級立場堅定”成為學雷鋒標兵。我的政治敏感性基本等於零，對學雷鋒等政治運動的目的一無所知，但對這種裝樣子顯示自己的學雷鋒十分反感，從來不參加，

可是我的一個無意的行為居然被年級輔導員斥之為“你也配學雷鋒”。這事說起來話長。我上學早，比正常入學的同學小兩歲，而且政治上幼稚無知，除了學習就知道玩兒，同學都不帶用眼皮夾我，沒人和我玩。好在平時學習緊張，幾乎沒有什麼課餘活動。周六晚我就進城到祖父家，周日晚上才回校，從不參加周末活動。另一方面，班裡農村來的占了一半還多，和他們就更無話可說了。有次我上課走神，想起了舞劇“胡桃夾子”，就順手寫在課本封面，正好被一個農村同學看見。兩年後文革批鬥我的時候竟然揭發出來，說我“滿腦子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入學後我分在製造工藝專業，聽別人說不如線路設計專業好，隨口說出來，也被貧農出身學生記住，文革被當成一條罪狀。

因為沒人跟我玩兒，我常一個人在校園裡轉悠，認識了一幫附小三年級到五年級的教職工子女。當年的大學生可是天之驕子，中小學生都以認識一個大學生為榮，可是大學生都以為自己進了象牙塔而不屑與小孩玩。所以附小的小孩認識我後見面都得意地說，我認識了一個大學生，最後才明白，說的都是我這一個大學生。夏天晚飯後一群小孩在校園裡轉悠找我，看見我就高興的又叫又跳。大學附小的小孩兒都是本校教職工子女，誠實天真，單純正直，品德優良，好學上進。他們不光是因為認識我這個大學生而高興，而是覺得我誠實可信，可以做他們有學問的大朋友。有兩個五年級的女孩兒，都是中隊長，因為班級工作分歧鬧了彆扭，就一起找我幫助她們辨明是非。內會兒北京的小女孩兒把自己心裡那些“小秘密”告訴別人時，一定要對方“向毛主席保證”不說出去。那是北京小孩兒最莊重的承諾，彼此都會絕對相信對方。我沒有為她們辨別是非，而是要她們坦誠相待，互相尊重，求同存異，協調解決。兩個小女孩兒接受我的勸告和好後，特別感謝我，一個女孩兒畫了一張我們三個人手拉手的畫。

現在該回到正題了。文革前，在全國學解放軍的號召下，我們年級到軍隊鍛煉。那時候軍隊都搞副業養豬種菜，我們也到菜地勞動，我主動要求到廁所掏大糞。內年頭，掏大糞光榮，因為所有連隊都有菜地，都搶着淘，加上營房周邊農民偷糞，大糞是稀缺物資，能搶到滿滿一擔大糞會很讓人羨慕。有一次我淘滿一擔糞，路過部隊附小的菜地，看見幾個小學生在勞動，就問他們菜地上不上糞，老師說沒人淘，我就把自己這擔大糞送給他們，挖個坑埋了。我也沒把這當回事兒，過了就忘了，既沒和誰說，也沒寫到日記里。

回校後，有一天同學叫我去輔導員辦公室。年級輔導員是政工幹部，專門搞階級鬥爭的，是學生團幹部整人的後台，他找我這樣的後進學生准沒好事。見面他遞給我一封信，原來是部隊附小的表揚信，把我送大糞說成“學雷鋒”行為。沒想到這到成了我的一條罪狀。他冷冷地說，你這樣的出身不配學雷鋒，不要再和小孩在一起，把他們帶壞了。看來有學生向他匯報了我和附小學生在一起玩兒，雖然我和小孩兒玩沒想過是學雷鋒，但是這件事讓我明白，雷鋒不是誰都可以學的，至少我不配。文革開始，我先後被工作組，紅衛兵，軍管會審查批鬥，就更自慚形穢，沒有勇氣再找小孩兒玩了，看見他們都躲着走。

1987年我出國前見到了當年那兩個中隊長之一，她已經是北京某個大學的系總支書記了。她說，他們那些小孩兒特別珍惜和我的友誼，信任我的人品，始終不相信我會是“反革命”。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把我給她的信都帶去了，後來毀於一場大火。我告訴她，我也一直信守當年我“向毛主席保證”的承諾，沒把你告訴我的秘密向任何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