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出春天，廣州開鮮花，上海很洋盤，成都生悠閒，北京產黃沙。這是另類“五城記”的人文地理標籤。

　　經濟學家凡·勃倫曾著《有閒階級論》，成都人有閒，但是否“階級”，我不敢妄下論斷。不過竊以為，成都人用“你吃飽了”來問候你，你以為他關懷你，其實他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收拾你於無形。你以為悠閒，就滋生出文化，而文化里便會盛開文人，這邏輯仿佛
與女人一定可以懷孕一樣不可辯駁，雖然必要但不一定充分。換言之，悠閒不是產文人的充分條件，因為悠閒往往產生的是懶散和麻將。

　　成都悠閒而不大產文人，這是值得遺憾的，但有幾位也值得一說。人望很高的巴金，他作品的缺陷，其實早在幾十年前李健吾(劉西渭)的評論中就說得明明白白，而且至今為止，對巴金作品的評論，沒有比他更中肯的了。倒是李喆人真是成都人的驕傲，郭沫若稱他為中國的左拉，實在算不上什麼高明的評論，因為在我看來，左拉除了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表現了法國知識分子的良心“我控訴”外，他的小說並不算一流。而李喆人的《死水微瀾》應該算得上是現代中國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還不算，他開“小雅”來發揚川菜美食，著文介紹，更重要的是他對成都民俗風情、人物地理的熟稔程度、眷愛之情溢於言表，與成都有一定瓜葛的作家中罕有其匹，以學者型作家配之，堪稱實至名歸。

　　本來我不該把自己不喜歡的東西撒氣在文學體裁上，因為文學體裁本無好壞優劣之分。但有一種東西我歷來都比較反感，那就是鋪張揚厲、大話套話甚多的賦文。偏偏這種文學體裁，我們四川老鄉最愛作，似乎也最會作，但再會作也比不上庾子山《哀江南賦》那樣動人心魄的千古篇章。司馬相如、揚雄的賦空洞無物，活該如揚雄批評別人時所說“雕蟲小技，壯夫不為”。鬼才魏明倫寫川劇之勇於創新，善於學習，才氣橫溢，除了趙熙的《情探》之外，少有人比，他邀我看過《中國公主杜蘭朵》，的確不負鬼才之名。而“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書”，雖有賦文之外形，實在是情性畢露之檄文，至今仍可作為雜文之典範。但魏明倫最近幾年頻繁所寫之賦文，雖詞彩豐贍，但已是有肉無骨。人一生難免沒有“遵命文學”、應景文章，但把這種事情做得洋洋大觀而不休，殊不可解。

　　同樣寫過賦文，流沙河就與魏明倫不一樣。一是流沙河不寫無病呻吟之賦；二是大人先人的邀請，一律說“不”；三是少而精。有一次我約其寫一短文，他名之曰《退休賦》，述自己退休後怡然自得的心情，兼及對當今權貴世襲子弟的批評，有妙句如下：“更有老子整人兒子整錢一家實行兩制。”有些思想上的守舊人士，一慣以革命者自詡，自然時常抨擊現在社會太“右”，而其兒子卻利用其權力人際網絡大撈不義之財。這一家兩制，真是妙絕，婊子要當，牌坊嘛自然是多多益善。退休後，流沙河蟄居家中，不事張揚，常著小文明事理，與二三好友論天地，正符合他曾經所作的對聯“偶有文章娛小我，獨無興趣見大人”，細品之下，其味無窮。他所寫的《鋸齒齧痕錄》至今仍是反思“文革”災難歲月的翹楚之作，而《莊子現代版》，在我看來，是兩千年的莊子研究中，真正探究出他精髓的人，儘管有些地方我並不同意。我不願說他是四川文壇的泰山北斗，這種“超拔”令他反感。但我要說在四川境內，我看到的各式稀奇古怪的人很多，獨他使我心折，儘管外界對他有許多謠傳和誤解。

　　至於說阿來，那是藏族人民的“特產”，雖然可以拿來美化成都，但只不過現在供職在成都而已；說到余杰，自然在故鄉發芽，卻是到北京開花，他的作品沒有什麼地域性；現在不常作文而時常搗鼓石雕的鐘鳴，其隨筆實在別出新裁，另開一路；新文學版本專家龔明德對新文學中那些大言玄玄的聖人之言，發起總攻，可見《新文學散札》；詩人翟永明早已有名，不勞我來費口舌，倒是作家潔塵的文字，真是靈幻天成，無論是談畫的《碎舞》，還是說電影的《華麗轉身》，其感受之細膩獨特，文字魔力盡顯。

　　活得悲慘的人，理應得到我們的同情，驚嘆於成都“季冬樹木蒼”的河南人杜甫，至今仍有一座供人玩樂緬懷的杜甫草堂；誇張“九天開出一成都”的李白，得了一個“青蓮巷”的街道命名，作為對他的獎勵；將成都寫了個遍的李喆人只有一個寒磣之“凌窠”，它僻處在成都的沙河堡，許多人不知道它的具體位置。或許有人會批評成都人，對待文人的態度未免過於輕慢，其實在成都人看來，所有的人事，就像一句廣告，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這就是成都人記念文人的方式，大大咧咧的——不是死硬的塑像，而是活生生的口碑。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