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為什麼只有中華傳統體制才能救中國，而不是西方民主才能救中國？我反問他：那你說是公有制好還是私有制好呢？絕大多數人都選後者。我說：“這就怪了，你們既然說私有制好，都追求當上資本家剝削別人，還出台了物權法，想用法律把你們剝削所得都神聖不可侵犯地保護起來，可為什麼對權力要推崇公有制呢？難道權力就不能被私有嗎？一方面在經濟上搞私有制，另一方面卻又要在政治上搞公有制，一隻手拼命給自己撈錢私有之占有之，另一隻手又指着中共，逼中共分權共有之，試圖讓公有制的政治體制和私有制的經濟體制這兩個不同齒間距的齒輪咬合起來運轉，一邊打右轉燈，但又往左轉彎？比鄧矮子‘一國兩制’的設想還一廂情願，這符合人類想把一切都歸為私有的本性嗎？”
一、大義覺迷
人的本性就是自私，就是貪得無厭，做生意成億萬富翁也不會滿足，成了托拉斯便想當康采恩，美其名曰是“發展”是“雄心”是“進取”。都恨不得把天下的財產都掙完把財產都改成他的姓，傳子傳孫才了願，只苦於別人也在“奮鬥”，也在“競爭”，使其願望受到阻力，沒法實現而已。對權力的攝取也是同樣是沒有止境的。
不論商人們如何坑蒙拐騙、制假販假賺了昧心錢傳給子孫，大家都覺得很正常，認為只要有本事撈到錢，就是誰的，就得受《物權法》保護，神聖不可侵犯，不許別人共產。無論官員們的官位是做了女婿換來的，被上級潛規則睡來的，靠溜須拍馬哄來的，靠假文憑假論文假政績騙來的，大家都認為只要有本事弄到官位，那官位就是誰的私產。可是英雄征戰四方，驅逐外敵，翦滅群雄，一統天下，為大家創造了繁衍生息的太平。為什麼反而不能有奮鬥的成果呢？為什麼反而得不到認可呢？為什麼這成果就不能轉化為英雄自己的私有財產而傳之子孫，而非要和猥瑣男們平分權力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告訴大家，這大地時時刻刻都該有個名分，有個所有權的問題。在歷史的不同時期，這中華大地及其上面的附着物和衍生物都是有姓的，有時候姓劉，有時候姓趙，有時候姓朱，有時候姓愛新覺羅，有時候姓蔣，有時候姓毛。奸民們鼓動愚民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這還是人話嗎？我告訴大家，天下是並非天下人的天下，天下就是一人一姓的天下，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人的天下。皇帝就當於管理員的權限，達官顯貴們則是超級版主和版主的權限，雖然權力也不小，但隨時有可能被皇帝剝奪，而百姓只是普通用戶的權限，就是這麼一種關係。
既然是私有制好，這天下就得落實在一個人名下，而不是象現在一樣來句“國有”的空話，結果誰都不愛惜，拿現在的話講，得明確“產權關係”，否則“名不正則言不順”。只有明確了大地的產權，讓當權者知道可以讓他的子孫繼承，才會對這片土地真正地負起責任來。才會想着如何把這個國家治理好，把一片富強而穩定的錦繡江山交到自己兒子手裡，那麼人民也順帶有福了。不像現在，都在想，反正這國家是公有的，又不是我的，過幾年我就退休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趁在台上狠撈幾把，存到瑞士，以後和老婆孩子逃海外去安度晚年。
不把權力私有化，無論誰來執政都不可能對這塊土地負責任。因此社會制度應該符合併順應這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既不是靠西方“權力制衡、三權分立、監督機制”改良，更不是靠某黨自欺欺人地喊兩句“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口號，把自己的官員吹噓成大公無私的超人，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強行占有權力，就可以理直氣壯地不公布公務員財產，就可以理直氣壯地不受監督，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強行“為人民服務”了。
封建帝制最符合人自私的本性，皇帝從不煽情說自己是來“為人民服務”的，也不怎麼試圖限制用何種監督機制來限制人自私的本性。不僅財產上不搞公有制，權力上也不搞公有制，從上到下都搞私有制，也就是不能搞民主，這聽起來很殘酷，但符合客觀規律。要搞民主，除非有個先決條件，那就是人都不自私了，財產也都公有了，都放棄了那強烈的對財產的占有私慾，到了沒有人壓迫人，人欺負人，人剝削人的共產主義，權力自然而然被大家公有。
帝德無限大，君恩深似海。有猥瑣男聽了這句很不服氣，說“憑什麼我要認他是我的君，憑什麼我該被他管？”這話無理之極，英雄能當上皇帝，是用不着你愚民同意的，用不着民意投票選舉的。袁世凱就是太看重這點，才去搞了什麼妓女情願團乞丐請願團來丟人現眼。英雄能當皇帝全憑兩個字：“能力”。正是因為君王有這樣的能力，能使這塊土地得以安寧，重歸祥和，保護着弱者，使弱者免於受到“競爭”的傷害，所以英雄成了這塊土地的主人。
二、朕即天下
開國皇帝都很有能力，守成的皇帝只要中等偏上點的水平就能治理好國家。事實上，治理國家本身並不難，絕大多數網友都能這能勝任，可難就難在要勾心鬥角，要和下面臣民鬥心眼。
後世的帝王不會個個和開國帝王那麼有能力鎮服邪惡的，有的貪玩，有的昏庸，有的多事，會有性格和能力上的種種缺陷，這就需要一個方法來彌補之。那就是大臣了的輔佐了。大臣對皇帝必須赤膽忠心，皇帝對大臣卻可以實施陰謀陽謀，韓非子裡稱這叫“二柄”，也就是玩弄權術權柄的兩種方法。有人說：“這不是不對等了嗎？”對，在帝制就是不對等的，不講平等自由這種言不由衷地美妙言辭的。因為身份不對等的緣故必須那麼做，父子不對等，男女不對等，君臣不對等，這就是三綱五常。試想，如果一個東家因為能力不足，而委託別人來當店裡的掌柜，不必太在意掌柜會奪了他的店，因為還有縣衙可以告狀打官司，還有個說理得到法律救濟的地方，可以把店給追回來。而無論是內閣制還是丞相制，臣下都有可能篡權，臣民要是篡了君王的權，君王去哪裡打官司呢？所以得時時防着臣民。整個國家只有君主一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因為沒有法，便無以治國，但同時人又不能成為法的奴隸，反被法控制着，那麼就只能採取由君王獨自控制天下的一種方式。這麼做就是為了維護君主的權威，維護了國家的穩定，保證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正常生活。
大臣的輔佐，不能因為觀點和皇帝不同而衝撞君王，得尊重君王，當年晉平公，酒酣之際脫口說道：“天下最快樂的人莫過於君主了，他說出的話，誰也不敢違抗。”坐在旁邊的盲人琴師師曠聞聽此言，操起琴來向晉平公撞去。晉平公連忙躲閃，詢問緣由，師曠說：“我剛才聽見有小人在主君面前胡說八道，所以拿琴撞他。”晉平公說：“說話的人就是我啊。”師曠板起臉來說：“這可不是當國君應該說的話啊。”韓非子評論道，師曠此舉不是臣下所為，有失臣下應有之禮，為以後臣下借剛直苦諫之名謀害君主開了先例。
君王實在不聽勸，臣下就只能“死諫”，以自己的一死表達自己的主張毫無私心，而不是反叛和謀害君主，就像忠實的管家必定規勸敗家子少東家。最典型的就是劉璋手下的大臣，大家都知道當年張松被諸葛亮收買勾引劉備入川，別人都看出劉備不懷好意，唯獨劉璋暗弱，相信劉備不會害他，要親自去迎接。忠臣們苦諫不聽，劉璋執意啟程，有的忠臣，死死咬住劉璋的衣服不放，劉璋一拉，連滿口牙都被拉掉，這是忠臣，還有的忠臣，把自己倒掛在城門上，一手握諫書，一手持劍，堵住劉璋出城的路，劉璋不肯接受諫書，他就一劍把吊自己的繩索斬斷，自己墜地而死。這才是大臣應做的。
紂王如此無道，群臣也沒輕易反叛，但不斷有忠臣站出來進諫，寧可被挖心也要說，明明知道紂王不肯聽，明明看見前面有人盡忠言被紂王殺了，再出來苦諫也是要被殺的，卻還是要出來講。等看到殷商真的沒希望了，唯有周武才能消除禍亂，才紛紛背棄。水滸英雄，即使身受奇冤，不得已上山落草，明知宋徽宗糊塗，還整日念念不忘個忠字，盼着招安。在古代，對昏君對暴君，尚且得這麼忠，何況對明君？比現在人當官難多了，這才是大臣應盡的本分。時刻維護着君王的利益，那才是儒家的本質。難道這些人都沒諸君聰明？都是傻子？
有愚民不以為然，問我：“你這招沒有用。你又不能保證皇帝個個都能聽大臣苦諫，要遇到明君還行，要是昏君怎麼辦？豈不是要改朝換代了？”他還是沒搞清楚百姓根本就應該對改朝換代無動於衷的道理，因為產權不是百姓的，改朝換代的後果是皇帝他們家自己去承擔，後果由其自負，只有他們才與社稷安慰“同呼吸，共命運”。大臣諫不諫是他們君臣的事，他們認為這種方式有效就好了，於百姓何干？他就跳不出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習慣思維。他也不想想，既然是昏君，國家一定是民不聊生的，難道被推翻換新主子改善人民生活不好嗎？你着什麼急？您所要做的，就是做個順民，像當年迎清軍“為汝君父報仇”，迎皇軍“大東亞共榮”，迎共軍“解放全中國”的入城式一樣，搖着小旗跑到街上去跪接新皇上進京而已。
前些時，北大的孔慶東教授大概發表了一些令網絡奸民不快的言論，說他為當權者說話，為虎作倀，簡直就不配做孔子的子孫。我看孔慶東才真的是孔子的好子孫，很好地繼承了孔子的衣缽，因為孔子就是因為維護君王的利益獻計獻策四處奔走，而被尊為聖人的，你們什麼時候聽說過孔子是為猥瑣男謀利益的？而維護了君王的利益就是維護了社會的穩定，也就維護了一般大眾的利益，打擊的是社會上不安分的野心家。這些野心家在韓非子那裡被稱為“五蠱”，也就是社會上那些不想老老實實幹活的蛀蟲。
現在要命的問題出在哪裡呢？中共諸君竟也像愚民一樣被西方反華敵對勢力洗了腦，他們雖然在暗地裡搞專制，私下卻極度自卑，內心羨慕美國的一切，把美國的一切都當正確的，也錯誤地以為：“洋人傳來的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為了以蒙蔽國人，取悅外人，證明向世界證明自己也是民主的忠實信徒，也是尊重人權的，拼命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民主而開放的政權。
這樣就給它自己戴上了一個枷鎖，每當人們批評它嘲笑它搞假民主時，他就得惱羞成怒，臉紅脖子粗地和人爭辯，非要說自己搞的是名符其實的真民主，非要說正在為改善人權而努力。當然人家拿出很多證據來證明它的民主“名實不符”，證明他們在冒充民主，使其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和尷尬的境地，張口結舌，橫豎都解釋不清了，還要拼命狡辯，別人就堵他的嘴，獨輪運就拿這大做文章，以證明中共撒謊成性。這似乎是幾十年來中共和“敵對勢力”打口水戰的焦點之所在，幾十年不就是在吵這件事情嗎？成為其在外交、統戰、宣傳工作中長期揮之不去的噩夢。
如果中共諸君清醒過來，真的懂得帝制才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體制，是救中國的唯一方便法門，不再從內心嚮往“西方民主”，就不必再羞羞答答地打着民主集中制的旗號搞專制獨裁了，而應該和所謂的“普世價值理念”一刀兩斷，挺起胸膛，理直氣壯，堂堂正正地推舉一個最能服眾的委員當皇帝，管他是胡是溫，姓蔣姓汪。要做就做真皇帝，而不是處處要看洋人臉色的兒皇帝，不是“八王議政”式的“政治局常委會制”，不是股份制，不是合夥制，沒有董事會，更不是西方民主虛偽的“代議制”，而是獨資大老闆，朕即天下。
尤其要注意的是，決不能出現清末的皇太后壓制皇帝的局面，一個孝字害苦了光緒，讓慈禧分掉他大部分的權力，皇權處處受制約，還由慈禧引進奕劻、榮祿、袁世凱這些不受皇權制約處處和皇上對着幹的奸臣，完全喪失了帝制的優越性，加上慈禧知道繼承人不會是自己的血肉，沒有必要給後人留下一個太平盛世，故意為所欲為極盡享樂，我大清亡就亡在這上面。後世諸君要引以為戒啊！要在傳給兒孫的石碑上刻上“後宮不能干政”的字樣。
封建封建，就是這麼又封又建。中央高度集權，但只下達到縣一級，縣以下鄉紳自治，基層選舉，實行科舉取士，給人民充分的自由和進取的空間，皇上自己也省了不少心，走這樣一條老祖宗千年來就留給我們的偉大遺產——中華帝制，這是現成的新路，是條康莊大道，何必邯鄲學步去學洋人體制？
這樣皆大歡喜，產權又清晰了，競爭激勵機制也引入了，國家的一切都是皇帝的了，有爵位的名正言順地食千戶食萬戶，省得現在這樣偷偷摸摸貪污，免得慌慌忙忙把子女和資產轉移海外了，安下心來對這片“神奇的土地”負點責。誠如是，我金某願放下皇族身份，為中共諸君牽馬墜蹬，做你們的馬前卒，成立籌安會，為振興中華正統政治文化搖旗吶喊。
三、君君臣臣
那麼怎樣施政才能發揮帝制的優越性呢？早有君王就這問題問過孔子，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君就要在君的位，臣就一定得在臣的位，禮數不能僭越，韓非子說，帽子再舊不能穿腳上，鞋子再新不能戴頭上。意思是說君的能力再差，大臣也不應該想篡權，所能做的只是輔助，這就是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家的政治自然有君主和大臣管，而不安本份，老想參與政治，對朝政指指點點，指手畫腳，想奪取權力的，就是亂臣賊子。
而近現代的奸人們卻非要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共叫學生不上課，說什麼“北平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課桌了。”成功地利用了學生提早引發蔣介石對日作戰，而使中共擺脫了危機。現在的學生一樣愛激動，非鬧着搞什麼民主，非要管自己不該管的，抹煞天下的產權，非要說天下是天下人的，不管什麼人都想參政分一杯羹，誰都要對朝政指指點點。中國的奸民們受國外政黨制度的影響，興起許多黨，今天組這個黨，明天組那個黨，都是奸黨，沒一個好東西。
亂黨散布種種邪說，挑動人不安份的神經和奪取權力的欲望，叫學生不好好念書，農民不好好種地，想入非非，蠢蠢欲動，唯恐天下不亂，製造社會動盪，這和儒家思想截然相反，使得上下相失，朝綱紊亂。
一個不安分守己的民族絕對不會有幸福的社會。亂民中盛傳着一個洋人的邪說，叫“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中國人都以此作為座右銘，相信“不想當皇帝的百姓不是好百姓”，人人都成野心家，都不安分守己，都不願做平凡的工作，都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覺得這主席的寶座原本是應該自己坐的，都覺得只有當總統當主席人生才有價值，否則白來這世界一趟。都在抱怨中共不搞“民主選舉”，使自己失去了“公平競爭”實現夢想的機會，運運們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這樣的國家，無論已經治理得多好，無論當權者怎麼努力，總是處於一種不安分的騷動狀態，永遠也太平不。因此，都只能用最血腥的方式才能勉強鞏固自己的王位。能怨皇帝或者主席不賜給你們民主嗎？
朝代的更替分兩種，一種叫“滅”，即用武力推翻朝廷，這多半出現在民族和民族，政權與政權之間。金滅北宋，元滅南宋就是典型，南宋聯合蒙古滅金，明驅逐元，五代十國和南北朝諸國的相互吞併等等，是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對等關係，非君臣關係，不違背倫理。
改朝換代最常見的形式是“禪”，即皇帝發布明詔退位，新皇帝名正言順地、合法地、表面上不違背儒家道德規範地接受權力，以延續中華文明的正統。其中又分內禪和外禪，內禪一般發生在父子之間，如李淵讓位李世民、唐玄宗讓位給唐肅宗、乾隆讓位給嘉慶。外禪是傳位給外姓人的，最有名的如堯舜，堯舜之後的禪讓在名義上仿效堯舜，但一般來說都是在君王被迫無奈的情況下，被逼宮被脅持，不得已發布詔書或進行儀式，將主宰天下的權力轉移。外禪這種形式相對於異姓用武力推翻前朝奪取權力的“滅”來說，也叫做“篡”。之所以中國歷史各朝代更替大多採用“篡”而儘量不用“滅”，是因為一方面篡權者都怕留下罵名，另一方面都認可通過和平方式一脈相承地轉移權力，表示自己是象當年堯舜那樣正統受讓的天下，是天授的。
秦亡以後大多數王朝更迭都是採取這種方式，尤其是接受儒家思想的漢人王朝，比如王莽篡西漢，曹丕篡東漢，司馬炎篡了魏成立了晉朝，西晉的愍帝在被滅前留下詔書，把帝位傳給在南京的琅琊王司馬睿，成立了東晉，讓其繼承了大統，正統一直在延續。南北朝期間又發生多次禪讓，西魏禪讓給北周，北周又禪讓給了隋，被李淵扶持起來的傀儡皇帝恭帝楊侑，不久就把權力禪讓給了唐。唐朝也不是被人滅的，而是傀儡皇帝唐昭宣帝把天下禪讓給了後梁的朱溫。郭威發動兵變，脅迫李太后將皇位禪讓給了他，成立了後周。趙匡胤學郭威的樣子反動陳橋兵變，逼着後周恭帝孤兒寡母又把帝位禪讓給了宋。
民國並非全靠武昌起義這種暴動推翻的我大清，而是以我大清正式頒布退位詔書的方式得到天下。這算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外禪，是正統的政權的延續。而中共又趕走了民國，中共既沒有完全消滅民國，更沒有得到民國的禪讓。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中華正統正朔。
從以上歷史可以看出，哪怕亂臣賊子的實力遠遠超過君王，也決不敢輕易奪取皇位，曹操這樣的大奸雄都尚且不敢這麼做，都得受“君君臣臣”教條的制約，還得裝出堯舜禪讓，自願轉讓權力的樣子才行。而要照現在野人們的脾氣，還沒一點實力呢，就叫囂民主，要分中共的權了，要有點實力的話，自己搶着坐上去了。滿蒙入關後還真心誠意尊儒受教，而這些奸民絲毫不受儒法的約束，急吼吼只有權欲，無法無天，這才是純粹的野蠻人。
國家搞得好搞不好，絕不在於體制，而在於人自己。人要稍微好點，什麼體制都行，搞民主也行。正因為中國奸民太多，所以非得恢復明朝那種最嚴酷的帝制來管束它們，實際上即使是明朝朱元璋復活，想管住它們也是力不從心的了。
四、再造中華
民主再好，也需要法律的完備和人民對法律的尊重，才可能切實起到作用，在這種從娘胎里生出來就從不安分，從不打算尊重法律，不顧忌一切遊戲規則，崇尚黑社會，一切要靠弄虛作假，一切都要用歪門邪道，一切習慣於“私了”來解決問題的國度，想靠民主來達到讓自己過好日子的想法只能是一種緣木求魚的美好願望而已。
在中國的小學，如果兩同學打架了，一方受了氣，向老師告狀，求班主任主持公道，會招來同學甚至老師的恥笑。在他們的眼裡，有出息的做法，是去校外找朋友幫忙出氣擺平，就看誰在校外朋友多，誰在社會上混得開。實在叫不上人的，要能下狠手，拿出刀來捅對方，拿磚拍對方，把氣給出了，也算有種。這些沒有怎麼受過社會污染的小孩，尚且習慣用歪門邪道解決問題，難道也是運運們說的“體製造成的”？這只能說是先天人種問題。
它們要長大了，遇見升學、考試、提干、訴訟的問題，還是老套路，作弊、造假、走關係、行賄、潛規則、買通法官，反正越是歪門邪道，越是烏七八糟的事情，他們越熱衷，可以在飯館旁若無人地宣講自己如何賄賂法官打贏官司的。我看過一個帖，上面揭露說在非洲某國，從不知道行賄是怎麼回事，字典里都沒這詞，後來有中國人去那裡，把貪污行賄這套瘟疫都帶了過去，結果現在那國家的民風和官場也像中國那樣了。
中國的古人比現在人不知道要聰明到哪裡去了，他們早就認識到了問題本質，這些先賢從不試圖做那些辦不到的自欺欺人的“民主”，他們創立的帝制，最實事求是，從不迴避中國人的問題，從不隱諱中國人的弱點，才是最符合中國人的制度。一百年前的思維禁錮的人們看到康梁維新變法，思想轉不過彎來，認為大逆不道。一百年後的今天，當我把恢復中華民族帶給世界最偉大的貢獻——“封建帝制”的思想展現在愚民面前時，他們必定目瞪口呆、張口結舌、語無倫次地開始跳起來反對。
如果上天真有好生之德，不忍看中國人自己毀滅掉自己，還想再救一下中國。就該再降下一個英雄來，囊括四海，併吞八荒，恢復帝制，再造中華。
（本文原名所謂的“民主”，其實只是一桌奸人做給愚民吃的權力公有制的大鍋飯罷了，寫於2011年，2018年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