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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科學與廣義進化論簡介
送交者: 趙南元 2005年08月14日10:04:47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2002-9-15 19:32:42

大約40年前,正值計算機科學的黎明時期,計算機專家許下三個諾言:

10年之後
計算機可以奪得國際象棋的世界冠軍。
大部分心理學理論將採用計算機程序的形式。
這其實就是計算機科學中的人工智能問題。人工智能的研究要涉及認知科學,而認知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人的大腦(或心靈)是按照什麼原理工作的?但是傳統的人工智能顯然沒有能夠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這並不是人工智能技術上的失誤,而是哲學層次上的失誤。東西方文化的深層精神結構的不同,因此這種基於本體論的認識論很難取得突破。

早期人工智能從玩遊戲和證明定理出發,希望能找出解決所有問題的通用方法來,即開發“通用解題者”的程序。但遊戲的複雜程度差別很大,最簡單的遊戲是有必勝法的遊戲,只要雙方都掌握了這種法則,並完全照辦,那麼從遊戲的一開始就註定了先走的勝還是後走的勝。象棋和跳棋之類則找不到必勝法,其中一方面遇到計算時的指數爆炸的困難,另一方面又讓人感到不符合人的思考習慣。人在下棋時顯然不會考慮幾億個可能的棋局,只能藉助知識在不太多的有希望的走法中選擇。出於這樣的認識,60年代後期人工智能開始轉向對“知識”的研究,希望找出一種通用的在計算機中表現知識和利用知識去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製成了專家系統,把專家的知識放在計算機的知識庫里,用這些知識解決一些專門領域的問題。這個研究方向也遇到一些共同的困難,第一是專家的豐富知識並不是全說得清楚的,另一個困難是,這些知識的表現方法都不是面向學習的,即機器不能自己學習新的知識,而真正要作出能應付實用的專家系統,需要的知識量非常巨大。早在40年代馮·諾伊曼提出了計算機的基本結構之後不久,就研究過逐次處理的計算機與人腦的區別,提出了神經元網絡計算機的想法,隨着深入研究,神經網也存在學習時間隨問題的複雜程度呈指數增長的困難。計算機可以處理邏輯深度很大的問題,而人則只能處理邏輯深度很小的問題。

模式識別是人工智能的一個重要領域,其目標是把模式信息變換成便於計算機處理的符號信息。模式識別的過程就是判別一個模式屬哪一類的過程,識別的前提是分類。在識別之前先要有一個類別系統,如果知道人腦按什麼原則去選擇特徵來建立類別系統,我們就能找到自動決定如何抽取特徵的放法,不必再依靠就事論事的技巧來設計模式識別系統。這裡得到的啟示是:識別就是再認知的過程,其中包括人是怎樣在大腦中建立類別系統的。

現在有一種反對進化論的理由是指數爆炸,生物的基因中包含着極大的信息量,例如人類基因信息量可以抵上一座大規模的圖書館,靠隨機的方法去生成如此之大的有序信息所需要的時間顯然超過宇宙的壽命。但是人畢竟出現了,這說明進化的機制中包含着迴避指數爆炸的算法。

西方是上帝造人說,上帝是一切追問的終結,西方是一神論。東方是泛神論,神都有自己的來歷,是一種人化的神,天庭、玉帝不過人間社會的翻版,東方允許各種觀點、體系的並存。現代科學起源於一神論,所採用的範式是歐幾里得範式,存在着形而上學的起點。西方的知識體系從一些不加證明的前提假設出發,推出一套邏輯嚴謹的知識體系。“大魚模型”不僅是一種宇宙模型,而且可以解釋西方知識體系的構建。這種立足於“大魚模型”的結構的最主要特點是明確的方向性,不可逆性,有絕對的上下關係,只能是大碗盛着海水,不能是海水盛着大碗,只能是大魚浮在海面上,不能是海水浮在大魚上,上下一顛倒,整個體系就崩潰了。中國的知識體系是一種小行星式的體系,眾多的理論就像宇宙中漂浮着的小行星,相互之間沒有明顯的支持關係或一致性,理論之間即使存在着邏輯上的矛盾,也不會導致這種體系的崩潰,因為這種“小行星模型”並不意味着相互無矛盾的理論體系。形而上學拒絕任何科學的分析、論證和研究,我們所需要的認知論是既作為認知科學的工具,又作為認知科學哲學層次的表現的認識論。與一神論的“大魚模型”和多神論的“小行星模型”相比較,排斥了形而上學的現代科學相當於“地球模型”,與“大魚模型”不同的是,“地球模型”不需要也不存在形而上學的支撐,只存在局部的、相對的上下概念,不存在全體的、絕對的上下概念,地球的各個地點,上和下所指的方向是不同的。組成科學地球的各個部分不存在絕對的起點和上下支持的關係,各理論之間相互支持,相互一致,相互無矛盾。

以收集特殊例子、觀察現象為基礎而建立普遍陳述的方法通常叫做歸納,並且被看作科學的標誌。換句話說,歸納方法的使用被看作是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劃界標準。對這種方法,休謨提出了一個疑問。他指出,單個的觀察陳述不管數量多大,他們在邏輯上不可能蘊涵無限制性的普遍陳述。歸納問題又叫做“休謨問題”,被稱為哲學的“家醜”,從休謨時代到現在,這個問題一直困惑着哲學家們。歸納是一個獨立的邏輯原理,是從經驗或其他邏輯原理都推不出來的,沒有這個原理,便不會有科學。

波普爾為歸納問題提供了一個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法。他首先指出證實與證偽之間的邏輯不對稱現象。看到一百隻天鵝都是白的,得出普遍陳述“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但是觀察到有一隻黑天鵝,就可以在邏輯上得出“並非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一陳述。經驗概括儘管不能證實,但可以證偽。這意味着儘管科學規律不能證明,但可以檢驗:通過反駁它們的一系列嘗試,它們能夠得以檢驗。波普爾的一個重大貢獻在於,他明確指出“真”並不是判斷科學理論好壞的唯一標準,作為科學的理論,必須具有可證偽性。如果我們把追求真理作為科學的目標,把追求真知作為認識的目標,那麼必然會陷入大量的絕對性所引起的理論困難之中而不能自拔。只要我們能夠象拒絕其他形而上學觀念一樣的拋棄真理觀念,把科學和認識地目標改為追求更好的理論叫善理和知識,那麼懷疑論就根本不會產生。基於“善理”的體系是一個開放體系,永遠不會對將來出現的更好的理論關上大門。

作為善理理論體系的起點,我提出善理的三個基本原則:

存在原則;
經濟原則;
預測原則。
存在原則:這裡所說的存在,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存在,而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存在,也不是唯心主義的絕對精神那樣的存在。認識論意義上的存在是“我思故我在”,“我在”依存於作為認識主體的“我思”。存在的基本原則是穩定,也可以說“存在即穩定”,存在原則也可以稱為“穩定原則”。

經濟原則:經濟原則可以用存在原則加上生物學原理推論出來。對生物來說,生存就是作為生物的存在,生物總是要通過各種生命活動從外界獲得能量或含有能量的物質以克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傾向維持低熵狀態,由此就產生了經濟原則。如果一個生物是“不經濟”的,即能量的總支出大於總收入而出於虧損狀態,那麼生物就不能維持其作為生物的存在。在進化過程中經濟性能差的生物會被淘汰掉。經濟原則可以這樣表述:一切生物、作為生物的人、人的認知過程、人利用自然的過程、以及一切具有認知能力的存在都有追求經濟性的傾向,經濟性是善的重要指標,經濟性可以具體轉化為效率。

預測原則:預測原則來源於經濟原則和人的重要性特徵,人與動物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人能夠進行有目的的活動。提高生存概率和增加經濟性是人類認知和動物行動模式的根本目標。而對於人類來說,認知與科學活動的更直接的目標是提高預見能力。這就是預測原則,是對認知活動和科學理論進行評價的重要原則。

波普爾舉過一個下雨的例子。有一個理論說,將來要下雨,即使世界上100年沒下雨,這個理論也還沒有錯,因為可能在101年就下雨了。但天氣預報說,明天海淀區會下雨,可能不準確,但有用。所以理論的好與壞與理論的真與假沒有關係,不是尋找真理,而是尋找有用之物。理論都是一個發明,發明就有好有壞,與客觀實踐、實際存在的東西不直接相連,舉一個比喻:假如自然界是一個牛,那科學理論是牛皮?是牛骨頭嗎?都不是,是牽牛鼻子的那個鐵環,是造好了夾在牛鼻上的,而不是牛本身。在這種觀點之下,就不再存在真偽的問題。牛是自在之物,但只有對我有用處,我需要理解的東西我才去理解。這裡又講到一個概念,就是笛卡爾妖。笛卡爾有一次想,我周圍的東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還是僅僅是幻象。這裡有一個哲學意義:假如一個人剛生下來,我就把他置於虛擬現實之中(Virtual Reality),就象電影Matrix,那麼這個人只會把自己感受到的認為是真的,而我們從外面看,一切都發生在一個箱子之中。其實我們所認識到的世界,是大腦中製造出來的關於這個世界的一個內部模型,從某個斷面上來看,我們所得到的和輸出的只是一些信號,如此說來,這個世界是否是真的存在,從原理上來說就是無法知道的。所以,雖然青蛙眼裡的世界與我們眼裡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並不能說青蛙就是謬誤,我們就是真理,也許在更高級的生物看來,我們跟青蛙差不多。又如,人眼是三原色的,假如有一個人進化出一個四原色的眼睛,那麼在他看來,我們都是色盲。從認識論中的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就講到逆鏡模型,我們看到現象,找出背後的理論,於是說這就找到了所謂的真理。但這個模型中有一個矛盾,如何就能夠知道,找到的理論和現象背後的理論就是一致的,是否有這個理論都值得懷疑,同樣一種現象,我們卻有無窮多種解釋,所以這裡存在一個很明顯的困難。我們可以把逆鏡模型翻過來看,這在書中有很多解釋,就是說,我心裡內部構造的模型,是我心裡的世界,但我只能想像外面的世界就是這樣的,雖然可能是錯的,但只要這個模型能維持我生存,這就是一個好的模型。青蛙的模型是錯的,它看不到靜止的東西,但靠這個模型它可以活下來,這就足夠了。逆鏡模型基本含義就是這樣,是反唯物論的反映論的一種說法。

之所以要說這件事情,因為這與文化有關係,洋人是想不出這件事情的。有兩個大的模型,一個是上帝創始模型,上帝在創造了天地萬物之後,又創造了人,這時人就要開始認識世界。但中國不是這樣的,盤古開天地,混沌被劈開後,輕氣上升為天,濁氣下降為地,天地由此而創造出來。中國的這種想法其實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在先定義了輕、重、上、下之後,天地才被定義出來。一個胎兒的大腦神經觸突是很不規則的,據說小時候看到的顏色都是單塊,無法形狀理解,對遠近也沒有概念,不理解遠的東西會變小。所以我認為盤古開天闢地從根本上說來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

下面我們講一下第三個問題,進化論的問題。我比較喜歡其中博弈論的問題,但這不是我講出來的,在教科書中又很多,這兒不再細說。我所創造的是一個軟硬結構模型,畫起來很簡單。

後來我又看到一本書叫《複雜》。複雜是什麼呢,一種定義是說:複雜是在混沌與秩序的邊緣。但在邊緣做什麼,為什麼在邊緣,書中沒有說,而我的軟硬結構模型剛好解決了這個問題。硬結構對軟結構是支持,軟結構對硬結構加以變動,這樣的一個結構才可以自我發展。這裡舉一個例子,比如說一棵樹,樹芽上有個生長點,生長點細胞不斷分裂,樹才能長大變硬,成為木質的樹幹,樹幹的邊上才是活的。這就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我們再看一個社會學的例子,比如法律,比較完整的法都有更改本法的一個條款,這就存在對自身進行構建的一個過程。法律是一個社會的基礎,是硬的東西,但是社會允許言論、出版自由,思想家覺得法律中有毛病,可以向立法機關提出進行修改,硬的法律就會發生改變。這也是一個軟結構對硬結構進行變動的例子,但硬結構對軟結構也有支持作用。在允許言論自由的情況下,思想家才能把言論擴散出去,才能造成影響,導致變動。凡是有發明創造的東西,我們都可以歸結成這樣一個軟硬結構模型。古代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說法,“仁者”就是社會的官僚,是硬的部分,要按規定來辦事,保證高效率,而“軟的”,那些智者,就會進行發明創造,從而引導社會的發展。

第四部分講認知與思維。剛才講過認知科學與人工智能中遇到的一些困難,我們怎樣才能克服這些困難呢?早在60年代,美籍日本學者渡邊慧證明了一條著名的定理叫醜小鴨定理。這條定理的主要內容是:醜小鴨與天鵝之間的差別與兩隻天鵝之間的差別一樣大,世界上所有事物之間的相似程度都是一樣的。從這條定理可以得到的一個推論是,不存在“純客觀”的分類標準,人進行分類所依據的一切準則都是主觀的,選擇什麼準則進行分類則純屬主觀評價問題,是一個涉及到價值觀的問題。為了解釋這個看起來違反常識的定理,我們舉一個例子:按生物學的分類準則,鯨是哺乳類與偶蹄目的牛屬於一類,而與魚不同類;按產業界的分類,捕鯨業屬於水產業而不屬於畜牧業,鯨與魚在一類而與牛不同類。模式識別其實就是一個分類的問題,而分類需要有意識的參與。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需要有意識,人有意識到底有什麼好處?我可以用軟硬結構模型來解釋。人腦中絕大部分信息、信號的處理是一種無意識,這是弗雷德發現的。在他之前,人們都認為,我想什麼我自己是全部都知道的,而其實是不知道的,但又知道一些,其中知道的那一部分才是有意識的部分。意識顯然與記憶有關,夢遊的人睜着眼睛,什麼都看見了,但卻沒記住。夢遊就是一個無意識的過程。意識與記憶和注意有關係。有意識到底好在哪兒呢?意識對學習有作用。前面提到了知識的指數爆炸問題。你不能一下子學會一樣很複雜的事情,但你可以從小的事情,循序漸進地學起。比如學自行車,先學會能騎着前進不倒,然後才能學拐彎,這期間還要有一個熟練的過程。有人騎車不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看到一個垃圾桶,心裡想着別撞上,別撞上,但還是直直地撞了上去。這是因為你學習騎車的時候,是先學朝着一個方向去騎,在心裡緊張的時候,就會把以前學習的基礎子程序調出來,於是就撞上了。所以意識的作用就是在指揮學習,指揮學會眼前這一塊小的東西,再指揮把小地積累成大的。所謂意識是受無意識控制的,而意識則會慢慢添加一些東西到基礎部分的無意識中去,意識在學習中起到的是指揮積累的作用。

感情有什麼用呢?只有人會笑。笑有什麼好處呢?笑是一個學習過程,笑用計算機中的話來說,叫“中斷(interrupt)”。當我們聽到一個以前不知道,奇怪的東西時就會笑,其實這時笑的作用就是加深印象,使你記住那些不知道的東西,下次再聽到就不會笑了,其實是一個新穎性的檢測。人的感情是一個評價的過程,評價事物對自己是否有用,而評價本身也在被評價,評價的對錯與否由事後的經驗來驗證。評價中最基本的是生存,但也會派生出其它的評價準則,包括預測,看電影時就是這樣,結果都知道了,沒有什麼意思,而結果一點也無法預測,也不行。

兩個休謨問題中的另一個問題是,休謨發現:從“是什麼”推導不出“應該是什麼”。要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統一起來的話,要做一個小小的改造,認為自然科學不是研究“是什麼”的問題,或者說自然科學不是追求真理的,這樣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就可以統一起來了。

自由意志,或者說意志的自由是與意識密切相關的一個重要概念。對於西方文化背景來說,意志的自由是極為重要的基本出發點,是建立多種理論的必要前提假說。彭羅斯說過可以用量子力學來解釋自由意志問題,這是不對的。自由意志不是一個隨機問題,不是一個隨機過程,不是可以由擲骰子來解決的。明斯基早已意識到關於大腦或精神世界的機械論解釋雨自由意志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用明斯基的話說:“機遇的女神和宿命的女神一樣無情”,如果決定論決定了該去做什麼,那麼是沒有自由意志的,若沒有自由意志的話,“大碗”又要被顛翻,因為一切道德,倫理社會的基本結構,是建立在有自由意志的基礎之上的,你做錯了事情,你甘願受罰,因為是你自決定去做的,若是由上帝決定的那你就不應受罰。但若把人看成學習的機器,而機器的學習也可以靠賞罰來進行。這樣就可以迴避自由意志的問題,社會的道德依然存在,不會因取消自由意志而崩潰。自由意志就相當於“燃素論”中的燃素,是與科學不相融的東西,“自由意志”是一個宗教概念,來自於上帝,聖經之中,人吃了智慧之果,就有了自由意志,就要接受賞罰。

我從王朔的書中得到一個啟發,他指責北大的學生,說他們腦子中滿是概念,日常的東西就看不清了。在學習中概念是一定要清楚的,但概念為什麼又變成一個壞東西呢?社會科學中有很多壞概念,它蒙人,隱藏沒解決的東西,概念從哲學中來,哲學來自神學,神學最初就是為了蒙人,像真理、本質,這都是無法證明的東西。像一個蘋果,牛頓發現它與月亮一樣,因為本質是有質量;而遺傳本質是不同的,只是重視的方面不同。如何區分壞概念?自然科學中的概念,像力、質量等很難下定義,但有一種操作主義的定義,力使用彈簧秤稱出來的就是力,質量——天平稱出來的是質量。也就是說概念都要聯繫着一個可實踐的東西,如果沒有這樣的聯繫,那就是壞概念。可以這樣一種方法對社會科學中的概念進行一番清洗。我覺得孔子最了不起,他的偉大之處不在於他說了什麼,而在於他不說什麼,子不語“怪力亂神”。種地的事情他不說,因為他不懂。中國的形而上學化這麼少,就在於一個非常有優勢的傳統,不知道不亂說。

我為什麼要研究倫理學呢?因為認知的問題,就要研究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這與倫理學密切相關。科學的發展引起了倫理學的問題,“克隆人”引起了倫理學的問題。不對!我認為應該這麼說:是科學的發展暴露了倫理學中有大大的問題。倫理學根本不是學問,無法說服人,在科學上站不住腳,我認為倫理學需要重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倫理學?首先要管用,能解答倫理問題,像“人工流產”應不應該?倫理學不應受任何宗教的干擾,否則就是盲從,是信仰,是形而上學。第二要有普適性,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但對其加以解釋的學問卻只能有一個。倫理學存在道德風險,倫理學如果發生錯誤,對社會造成的危害非常巨大,所以我提出道德的最小化原則,對每項道德進行經濟學中的風險收益分析,逐一分析。道德的存在是對人的一種約束,是一種反自由的,與人的自然趨勢和本能相反。只有在囚徒困境存在的情況下,道德的存在才有用。道德是可以自發產生的。

我就先說到這兒,泛泛而談,大家對什麼問題感興趣,我們再深入討論。

盛洪:非常感謝趙教授,他所講述的是一個極困難的問題,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棗對思維的思維,是一種反思,現代叫做認知科學。趙教授剛才講到了人類認識世界的問題,東西方思維方法的不同,以及倫理學與科學的問題,這都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問題來進行討論。

下面先請黎鳴先生來做一個評論。

黎鳴:今天這個題目我很感興趣,因為我最近的研究也是從這個角度着手的。最近我也看了世界上有名的系統論專家拉茲洛寫的一本關於廣義進化論的書。趙教授剛才講到的與我看到的、想到的有許多共同的東西。我與趙教授都是學理工的,思維上有許多共通之處,趙教授從專家系統,人工智能這樣一個角度來談人類的理智,認知問題,有其獨到之處,我就不再重複趙教授講的問題。我講一點不同的地方,我認為趙教授完全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談人的認識還是不夠的。像他開始提到的人工智能中指數爆炸問題,“是”與“應是”問題,都講到了認識與智能的問題,怎樣去給人的認識下一個明確的又有開放意義的定義,是很困難的事情。從機器的角度來論證人,是論證不清楚的。這就需要理論上的突破。拉茲洛提出,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現代看來已很難成立,因為作為理論基礎的自然選擇是沒有智能,沒有意志存在的一個純粹的隨機過程,是無序的、偶然性的碰撞和選擇,這樣是不可能有進化的。有個天文學家波意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讓一個盲人,在不可能有學習過程的情況下,去扭魔方,一秒鐘扭一次,要用一千二百七十億年才有可能扭出一個同色的面來。而即使從宇宙大爆炸到現在也只不過才一百五十億年,就有了人類這樣的生命。而若按照某種規則,即使是一個孩子,也可用120秒招出一個同色的面來。從這種意義上,僅僅用隨機的過程來說明進化是沒有道理的。只有在有意志,有學習過程的情況下,才可能。達爾文的進化論在此處已不能解釋,整個宇宙的進化,自始至終,是有着共同的規律的。現在的廣義進化論,包括拉茲洛就是想找到這個規律,但西方人是找不到的,是不可能找到的。我認為二十一世紀重大的突破只可能在東方,不在西方。應從東方古老的文化中去尋找,像老子的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蘊含着樸素的哲學道理。人工智能要發展,需要理論上的突破,趙先生的研究很好,但只是一個開始,要出成果,還要研究下去。我最近在研究哲學史,發現中國人根本就不懂邏輯,但其實中國古代還是有的,象先秦諸子百家中的墨家墨翟。但漢朝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就都被消滅了。所以現在也要提倡百家爭鳴,在制度上允許言論、思想自由,中國才有希望。文藝復興後西方科學、社會的發展,就是因為出現了一系列偉大的思想家,推動了理論的進步。

丁力:聽了趙教授的內容,我覺的非常高興,因為我也相信世界的統一性,學術、科學的統一性,覺得心有戚戚焉,大家有類似的想法,這正是所謂殊途同歸,不同學科、專業的人需要像今天這樣的交流。但興奮之餘,也想向趙教授請教幾個問題。先從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來談,趙教授認為將自然科學視作不研究“是”,也是研究“應是”的學問,二者就可以統一起來,是有些牽強附會的。若把科學看做人類的一種活動,其實人類是一種符號動物,人通過符號構建模型來描述這個世界。量子力學時代的一個物理學家威扎克說過一句話:世界在人的前面,人在物理學的前面。他實際上就是說我們通過有意識的構造的模型,來研究世界,來看世界“是什麼”,而關於世界“應該是什麼樣”的問題,應以前一個問題為基礎。比如說法律是說世界“應該是什麼”,但法律的基礎還是世界“是什麼”。如果不了解世界是什麼,而要去改變世界,達到某種目的,那其實是本末顛倒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說自然科學不研究“是”,其實是一種誤解。趙教授提出人是一種學習機器,來解釋意志。哥德爾定理說:任何足夠複雜的數學系統,如果它的定理是遞歸判斷的話,而這個數學系統足夠複雜,能夠在其中展開自然數論,那麼任何一個這樣的數學系統是不完備的。因為這個系統中存在真的命題,而這個命題是這個系統不能證明的。如此可推出第二哥德爾定理:一個系統不能證明自身的邏輯一致性。把哥德爾定理轉換成物理語言,可以這樣說:存在的必然是真的,不是假的,從中就能看出有些存在的東西並不是由嚴格決定論來說明的。也就是說隨機性是這個世界的一個本質的特徵。這個世界是非嚴格決定論的,是自由意志的一個必要條件。

下面我談一下與我的專業博弈論有關的一個問題,經濟學現在被界定為是研究人的行為選擇的一個學科,它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其實與物理學在自然科學中的地位是一樣的。現代博弈論的發展與趙老師講的東西也是殊途同歸的。博弈論當前研究的框架和思路是這樣的:博弈論解釋有一定理性程度的人,他是怎樣選擇的。博弈論中的核心是納什均衡解,但二十年來的發展,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研究方向,一個是知識論的方向,一個是進化論的方向,知識論是假定參與博弈的人理性程度很高,凡是數學家能推理出的東西,理性的人都能,他們還具有共同的普遍知識即我們都知道,而且我們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知識論框架下的均衡,對理性的要求很高。另一個同時進行的研究框架是進化論的框架,只要求博弈者具有學習進化能力,能夠跟據過去的經驗,受到的獎懲來調整自己的行動。這可以看出學習和進化是可以導向均衡的,但這個過程中就要引入複雜性,用動力系統的一些知識來解決。

李曉寧:我首先說一點,現在大家看到確定性科學下的困惑,開始注意到了複雜性,這是一個進步。我說幾個原則問題。西方科學基本的東西源於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思維體系,對概念的定義來源於對概念的內涵的數加等差定義,但這並不能說出事物本質的東西,於是只有求助於概念的外衍,但也存在困難。我認為趙老師用“大魚模型”來說明西方的知識體系,可以。用“小行星模型”來說明中國的知識體系,還說明對中國的思維研究的不夠。應該從語言開始研究。西方人從字母開始,所以重視邏輯,而中國人是方塊字,是語言限制了思維,研究信息論就要先學漢語,要懂漢語,古漢語。第二是“自恰”,自恰是不存的,自恰是一種假象。第三是真理,科學的過程是一個糾錯的過程。還有剛才提到的進化論中的關鍵問題是:不是在平均自由度上進行選擇,而是在一定的、非常剛性的、穩定的系統上的關鍵鎖定點上的選擇,是相對封閉的、穩定的,不是完全開放的,有一些路徑是鎖定的。我就說這麼幾點。

蔡德誠:我認為人類對自然的認識中,就是剛才趙教授講的自然科學中,“是”才是一個核心問題。當然,用什麼模式去認識,用什麼理論去證明,是需要研究的。科學是真理,這是一個誤解,其實科學是一個無止境的探索過程,是人類每一代人,每一個人,用自己有限的主觀認識能力,去認識那個外在的無限客觀存在,而且永遠是不可能達到的,只能是相對的接近它,後人發現前人的錯誤,加以推翻,改正。所以科學是在求“是”的過程中發展的。科學的可貴之外是它沒有權威,沒有結論,沒有絕對的真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本質上都是科學,都應該是一個無止境的認識過程,只是研究的對象不同,自然科學研究客觀存在的宇宙,社會科學研究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區別所在。自然科學可以證偽,而社會科學難在有框框架架,有思想的限制,難以證偽。我想科學的本質可以表述為六個要素:客觀的依據,理性的懷疑,多元的思考,平權的爭論,實證的檢驗,寬容的激勵。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應在最理性的本質上統一起來。

張祥平:您的軟硬結構中,提到樹的生長點是軟結構,這是不對的。樹就是硬件,周圍的環境,水、空氣、礦物質才應該是軟結構,這是一個從無序到有序的過程。剛才李曉寧所說的鎖定點,是一種通俗的說法,其實叫“奇怪吸引子”,您的講座中似乎沒提到。

趙:我故意拿掉了。

張:可是沒有“奇怪吸引子”,就無法從無序到有序。

趙:是可以的,這個我們以後再討論。我認為在認識與社會中,象丁力剛才所解釋的,拿進“哥德爾問題”,也是有害而無益的。

盛洪:時間有限,話題很有趣味,我聽了也很有啟發。趙老師提出的軟硬結構理論,與耗散結構理論、混沌學等,其中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像薜定鍔所說的“生命是什麼”,生命既不是固定不動的,也不是布朗運動,是界於兩者之間的;耗散結構理論也是講無序與無序。趙老師剛才講到人工智能中的學習問題,其實在博弈論里的多次博弈中也涉及到了學習問題,這包括很多小的計算機模型中也涉及到的。學習是什麼,首先是記憶,然後是判斷,我覺得在人工智能中,學習能力似乎是可以增長的,這當然只是我的一個猜測。您所說的“大魚模型”中大碗下面是什麼,其實就是上帝,我們所謂理性主義中那些可證明的東西,其實是由超越理性的東西支撐的,初始的公理和概念是不能問的,是不加證明的,而這也就是可以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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