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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點滴區別
送交者: liusue 2005年08月14日23:12:40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上海文化的基礎就是江南文化,或者可以說是吳越文化。所以,江浙的移民,恐怕在上海是最有歸屬感的。有相近的語言,相近的文化,相近的生活態度。

上海文化的精髓就是其包容性、海洋性,從上海文化中可以看到寧溫的精明和闖勁、杭州的生活態度,嘉湖紹的儒雅文風,江蘇的心靈手巧,的總體上說,這是一個商業的文化。
在上海,提供了一個商業的舞台,通過法律法規,以保證業者的居住、購物、休閒的需要。

反之,以北京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的文化,渾厚大氣,有天朝上國的威儀。但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經過千年的傳承,如果不加以完善或者根據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話,肯定會變成負面的東西。

以上海、廣州為代表的最早通商開化的城市,不可否認,城市包括市民在商業價值觀,對規則的制訂和遵守方面相對北方有着與生俱來的優勢。很多價值觀無法被北方的中國傳統文化所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民族如果要融入國際社會,就必須要轉變。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也是通過的,而作為先行者的上海文化,必然要承受不理解乃至詆毀,。

舉個幾個例子說:
1、對女性尊重問題:在全世界人類文明都實現對女性的充分尊重的大環境下,中國許多地方可以說還未開化。我個人覺得,為自己的伴侶做飯、洗衣服,或者是女性為自己的伴侶做飯洗衣服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2、商業問題:上海人為人所詬病的精明、不吃虧、有來有往,按照規則辦事而對人冷漠,是很適合現在這個全球化商業活動需要的。而講究人情,走關係的方式,證明是低效率和催生腐化的溫床。

有個很有趣的現象,現實中,論壇上,江浙對上海不滿的,很多是因為在經濟上的相互角力而引發的矛盾。
其次是許多上海人許多不符合現代文明的陋習。
而北方的指責呢,更多的是聚焦在 上海人的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
可以說這個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陋習把。
千年前,適合社會發展的 中庸之道,經過統治者長時間的無意或有意的歪曲和錯誤理解,變成了對新生事物的懷疑指責,也演變成了天下一統,率土之濱莫為皇土的 鴕鳥心態。

從某些角度說:上海成為風口浪尖的對象,其本質上是文化的衝突,代表了海洋文化和大陸文化的的激烈對抗。

關於江南文化 從沉悶的中華文明中突圍的原因探索

為什麼我要用“突圍”這個詞呢。因為我始終覺得,19世紀,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
野蠻而又落後的滿清,入主中原後,由於其本身知識的貧乏,只能重新拾起當時已經破敗的封建的中央集權統治方式,繼續以這種方式統治中國,從而徹底扼殺了那一點點中國資本主義的火星。明朝的統治很腐敗,這個是毫無疑問的,可是就是這種腐敗的封建統治,也是培育新的火種的溫床。滿清居然把這種破綻百出,已經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制度修修補補,繼續太平的統治超過100年時間,也是一種本事啊。但是,他付出的代價就是:把噴薄欲出的新的生產力扼殺在一定可控的範圍內,鞋還是這樣的一雙鞋,就是把不斷長大的腳不停的“裹緊”。


滿清政府被迫通商後,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在北方激烈外來文化侵襲的同時,江南文人卻出奇的保持了沉默,當北方的義和團運動襲擊外國人,焚毀教堂,毀壞鐵路的時候,上海的士紳卻在要求拆掉城牆,擴大道路,以滿足不斷的增長的商業活動需要。我們不僅要問:難道所謂的“媚外”是松江府的傳統的劣性。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經過五代以後士大夫階層的不斷南遷,到宋元明清,江南地區,特別是以太湖為中心的杭嘉湖蘇,儼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後堡壘。就在滿清入主中原發生最激烈抗爭的地區,這些文人難道已經墮落到放棄自己傳承中華文明的責任了麼?答案顯然也是否定的。

正確的解釋是:這些承擔中華文明的繼承者,同樣有意無意的意識到“革命”的必要性。而他們正是承擔這種改革的精神燈塔。他們必須從文化層次,或許是意識形態層次指導商人、市民、手工業者“進化”成適合當時社會發展的新的“中國人”。


可以說,中國的實施分子,主觀上從來就不是抱殘守缺的頑固分子。先秦時期,周王朝經歷了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過渡的激烈的社會變革,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各色人等,提出不同的解決社會矛盾,知道生產力發展的理論,此所謂的“百家爭鳴”。秦國之所以能掃六合,就是從穆公開始,選擇了適合自己國情的,以統一天下為目標的法家的理論。商鞅、尉繚、李斯都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人選。而在當時,唯一可以抗爭的齊國喜清談,楚國沉湎於奢靡,剩下的四國相互攻伐,自然難免敗亡的結果。而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其治理國家理念的僵化和不根據具體執政情況加以變化,從而造成了社會的動盪和政權的覆滅。

漢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同樣在不停的尋找適合社會發展,適合國家統治的理論。董仲舒、程朱均是如此。但是,這種文化的追求,在封建帝王有意識的誤導下,變成了毒害民眾的統治工具。可以說“愚民政策”是中國執政者的一貫政策。普通民眾變成了統治者所樂意見到的順民,沒有文化,沒有思想。從來不需要去想,他們為什麼要男尊女卑,為什麼要做皇帝的臣民,為什麼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所謂我們國家是“儒家”文化的概念,僅僅指的是普通的“百姓”階層。而統治階級說信奉的帝王之術,或者說是“霸術”則直接傳承於法家的思想。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為君王尋找到統治理論後,並沒有停下繼續探索的腳步。


中國的歷史證明,知識分子不是革命的發動者,也不像農民是革命的暴力工具,知識分子是革命的理論導師。只有知識分子才能引導革命的方向,儘管有時候會有偏差。

而江南地區,作為文人薈萃之地,也不乏思想深邃的思想家。正是這些知識分子這些思想的火花,才能讓滿清的統治者恐懼而變得瘋狂。19世紀中期以後,滿清政府對江南知識分子的已經失去了控制,知識分子才能根據自身的條件作出了合理的判斷,教化民眾,以追求新的文明的火花。

而北方廣大地區呢,由於長期的戰亂,也隨着大量漢民族知識分子的南遷,漢文明創新的火種在北方逐漸熄滅,留下的是已經被固化了封建傳統思想的農民和地主階層。南宋以後,北方就再也沒有思想家的空間了。

因此,上海文化,或者說是江南文化的突圍是漢民族的一次自身的革新,就如同儒家在漢武帝時期的興起擊潰了道家黃老之學一樣,江南文化也是對中國北方傳統文化的一次革命。江南文化還是中華文明的一支,而不是所謂的異類,而傳統的未經改良的中華文明,已經落後了。


江南文化在保留中華文明精粹的同時,也在不斷吸收世界文明的精華。南方人身上不同於北方國人的那些特點,閃現的是世界文明的光輝。

上海作為一個光怪陸離的大都市,存在着各色各樣的人群。早期的江浙、廣東移民,中期的蘇北移民,解放後的南下幹部,60年代的支內知青活動,把這個城市狠狠地攪拌着。他們的身上有着中國人的通病,也有中國的優點。在他們的身上,看得到自己同樣的缺點,同樣的優點,也有自身可以進步的方向。

讓我們共同進步吧,而不要去試圖改變別人,因為,你未必是真理的掌握者。作為絕大多數的普通人中的一員,我們要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優點,彌補自身的缺點,吸收別的長處。指責,是無助於自身的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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