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至1987年，我在美國一所大學任研究員，在一次華人聚會上，忽然有幾個人跑到我面前，熱烈地向我祝賀。我吃了一驚，他們也馬上停下來，“你是……”原來他們弄錯了。交談中才知道，當時有一位華人獲諾貝爾科學獎，大概叫李遠哲，長得很像我，“長相，年齡，氣質，風度……啊，他比你個頭還是稍矮一點。不過，太像了。”他們都是台灣人，在美國工作或留學，剛從廣播中聽到李遠哲獲諾貝爾獎的消息，而且李遠哲也正在這個城市，他自己也是聽別人告訴他自己獲諾貝爾獎的消息，後來又在廣播中得到證實了的。

原來，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得主事先一點也不知道。既不要自己像乞丐似地把自己科研成果一一上報，也不要填表，更不要自己吹自己的成果有什麼獨創和高明，更不存在拉關係、開後門等等，而是由有關專家提出推薦，且不通知科學家本人，再由權威專家評判，評判後，發布消息，所以得主往往事先一點不知道。消息發布後，大家向得主祝賀，得主當然也很高興，更十分光榮。

但如果要科學家自己上報、求獎，求人為自己發放諾貝爾獎，而且必須自吹自己的成果如何高明，同時還得貶低別人（同行）的成果，又是填表，又是上報，又是審核，等等，那麼，這位科學家還高貴嗎？人格還高尚嗎？他還有時間和心情去從事研究嗎？

諾貝爾的妻子是被一位數學家奪走的，諾貝爾為此十分傷心，所以，諾貝爾獎中不設數學獎。後來，國際某組織設立了世界數學獎（我忘記了具體名稱），相當於諾貝爾獎。上次得主是一位俄羅斯數學家，這位數學家埋頭數學研究，功力極深，但從不發表論文。

如果在中國，他肯定不會被聘為大學教授，但俄羅斯一位大學校長還是聘請他為教授。這位數學家只把自己的研究結果掛在自己的電腦網上，絕對沒有向任何刊物投稿，他認為投稿有辱他的人格，他在自己研究成果前寫下一句話：“就是這樣的。”結果被國際權威機構評為國際最高數學獎。全世界轟動，他也無動於衷，繼續過自己平淡而緊張的研究生活。通知他去領獎，他一笑置之，拒絕去領獎。他的生活並不富裕，但有教授工資，能維持生存和研究也就夠了。

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高尚人格和骨氣，但不可能完全如此。比如當官的，下級必須服從上級，而且官員禮賢下士時，面對群眾、賢士，他應該表現出“處下”的風度，絕不可高傲。此外，為了鞏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也不得不（略去）；又比如一個乞丐向人乞討，他必須低下……

但知識分子必須有獨立人格、高尚的人品，特別是骨氣。

社會也應該尊重和維護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高尚人品，至少不能培養知識分子的“低下人格”，而現在很多規定就是培養人的低下人格。比如評獎，先發通知，叫人去看通知，然後按通知規定，把自己的著作或畫集上交，再填寫表格，自己認為自己的作品能得幾等獎，並講出自己作品的優點，比別人作品強在哪裡。一個知識分子，自己拿自己的作品去求獎，自己講自己作品如何好，而且還必須貶低同行其他人的作品，這人品就不會太高，還能有什麼格調呢？但不求獎也不行，因為每年都有大量著作、畫集出版，評職稱、評工作、入協會，都要得獎作品才算數。

這還不算，評獎時還要活動，打聽好誰當評委，好一一登門拜訪打招呼，是否送禮就不得而知了。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在某市辦一個書法展，原定好請一位名人出來講講話並剪彩，名人也答應“肯定來”，但到展覽前一天，名人告訴他：“不行了，有緊急事。我的作品要參加評××××獎，這幾天正要評，我得去活動活動。”“去活動就有希望，不去准沒戲！”他去活動了一個多星期，果然獎評到了。

爭着當評委，誰有權誰當評委主任、副主任，再由他挑選幾個和自己合得來的評委。評獎討論時，首先把自己的作品評上高獎，再評幾個關係戶，或自己朋友的學生……

真斯文掃地矣！

我建議，以後評獎也像評諾貝爾獎一樣，由有關部門找一批權威專家參與，由權威專家推薦，再評比。如果權威專家自己的作品也被另外權威推薦，那麼評到他的作品時，作者必須迴避。評好之後，再公布。這樣可以少折騰作者，不要讓他們為評獎到處兜售自己，到處拉關係，長此以往，知識分子人格降低而不自知，還以為是應該的。其實，每年出書出畫冊很多，但真正好的著作是十分少的，大家一提就知道的。

現在，好書評不上獎，十分惡劣低下的書反而能評上獎，問題就出在人格高尚的人不願降低自己的人格去求人求獎，而人格低下的人本來寫不出好書、畫不出好畫，便到處求人拉關係，或者自己有權，獎便評到自己頭上，不是評獎，而是評關係、評權勢。

知識分子是社會精英、人群的典範，他們人格的高下決定社會素質的高下。所以我希望不要培養人格低下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要培養他們高尚的人品和人格，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捧着自己的作品求人為之評一個獎，這人格還不低下嗎？

明代朱元璋就是培養知識分子人格低下的一個皇帝，歷來“刑不上大夫”，而朱元璋對具有高尚人格的知識分子，或拍頰，或逮捕，或腰斬，或侮辱後殺頭，重用的都是那些俯首貼耳、人格低下的人。從明初始，知識分子的人格集體降低，直到五四運動，知識分子的人格才上升起來，到1957年“反右”，知識分子已無人格可言。

知識分子人格低下，整個社會人的素質必集體降低，中國人的素質之低早該注意了。我們不希望再培養人格低下的知識分子，因而在細節操作上都應該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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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傳席| 社會不需要人格低下的知識分子
陳傳席 新青年閱讀2018 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