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18日晚7時許,吳儀副總理召見我,她說:“你的工作是對的,我看過兩遍面對面節目對你的報道,你可以隨意談吧。”我給她談了兩個問題:
艾滋孤兒的撫養問題,如何處理,請參照“1960年周恩來總理解決三千孤兒”的辦法,分散撫養好,
有利於孩子的成長和社會的安定。
打假問題,時下假醫、假藥處處皆是,為了自己謀取暴利,嚴重損害了他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人的
生命只有一次,老百姓真太苦了。我在醫藥界打了幾十年假,越打越多……
吳儀副總理笑了,她說:“這項工作是我分管的,您的意見怎麼打?”我說:“游醫靠行賄,買通了某些官員,進駐了正規醫院,在保護傘下行騙,太可恨了。”可用如下三種方法來打:
1.嚴禁各級醫院租賃房子(科室)給游醫,讓他們打着醫院的牌子招攬病人,謀取暴利,對沒有病的人說成有病,把小病治成大病,弄得病人痛苦不堪。對這類醫院,書記院長就地免職,開除黨籍並罰款處理等,對傷害人命繩之以法。
2.嚴禁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等新聞媒體亂登醫療的“虛假廣告” ,若有違反者,處於罰款,撤職主編,吊銷出版執照,同時賠償受害人的一切損失。
3.對製造假藥(沒有藥品批號)給病人吃者,繩之以法,決不姑息手軟。
吳副總理又笑着問我,若發現不了這些情況怎麼辦?
我說,發現不了,可以發動群眾舉報,但需保護舉報者的安全。問題一經查實,重賞檢舉者。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何況許多人非常痛恨這些假醫、假藥的活動,只要下勁打,問題會解決的。最後我又補上一句,你拿出來海關打假的勁頭,一切都好辦了。
吳副總理笑了,看來她對打假很有興趣!直至10時20分我告別時,她說以後我們都認識了,都是朋友了,有事情再聯繫,她一直送到我賓館大廳外看着我上車了。
吳副總理聽取打假的意見非常認真,並不時插話追問具體辦法,使我特別高興,說明政府已經知道假醫假藥的危害了。希望打假早日成功!
吳儀副總理走後,我接踵而來遇到了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如井寶寶的媽媽打電話讓我為她找吳副總理,給她因輸血感染艾滋病致死的兒子伸冤。她說:“兒子死得冤枉,花了很多錢,打了四年官司無果。我求求吳儀副總理為我說句話。”還有病人受騙了、被槍了、失盜了等等事件的當事人,都來托我找吳儀副總理為他們說話,我怎麼辦呢?真煩人,總理日理萬機,我怎能忍心給她這些麻煩呢?
八年的歲月,遭遇了常人未有的坎坷,我做的事情太多了,太累了,為什麼不成立組織呢?本人考慮再三,我是個將才(衝鋒),不是個帥才(爭宏),和他人弄在一起,接下來怎麼辦?今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太複雜了,不如我現在的方法僱人幹活。但人所共知我太累了。
1999年,鄭州大學劉教授送我一首詩:
她有太濃的愛太軟的心
——高耀潔教授剪影
劉家驥
……
她,就是腳踩這沾泥帶土的鞋
上三尺講台,在寬敞的殿堂出出進進,
講婦幼保健,講警惕艾滋病。
她幾乎走遍了中州的小縣山城,
在縣醫院同醫生座談,到農舍急診,
讓歡笑驅散病床的呻吟。
每次從外地歸來,
總是腰已酸,腿已疼,
可電話一響,又霍地快步出家門!
退休已十年,何嘗不想追兒孫?
怪之怪人老血更熱,
有太濃的愛,太軟的心。
老大姐,悠着點吧,
累壞了,心疼的不只老伴,
還有更多,更多你認識和不認識的人。
壓力、阻力與封鎖
我國的艾滋病病人多在農村,農民得病者多是因貧困而無錢醫治,更不懂得如何預防,直到死亡還不知害的是啥病。在駐馬店農村,老百姓把艾滋病叫做“怪病”,因艾滋病人發熱,周口一帶叫它“無名熱”。由於官方對艾滋病的情況捂蓋子,壓力、阻力與封鎖他們的知情權,使他們對艾滋病知識缺乏了解,只知道害怕。
1999年12月1日中午,鄭州市電視台請我現場播放“防艾知識”,某位領導一下午找我4次。4點鐘我去了,她態度很好,說得也很好聽。她說:“這是為了愛護你,艾滋病不是啥好病。廳里(指衛生廳)說了,河南至今還未發現一名艾滋病人。”而當時,我口袋裡就有個紙條,上面有12個艾滋病人的姓名與地址!
1999年度,我被評為國家教育部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不知什麼原因,我未能去北京領獎,單位也沒有落實獎勵措施,我只收到了證書及獎牌,究其原因,是怕我見了中央領導談河南艾滋病的情況。
2000年3月18日,我在給艾滋病人送藥時拍的照片被單位領導扣下,迄今未歸還我。從這時開始,發現在本單位我的外來信件經常丟失。
2000年8月中旬《中國新聞周刊》對河南的艾滋病作了採訪調查,並寫出了較詳細的真實報道,許多報刊轉載。又有領導說我擅自為記者提供有關艾滋病疫情的資料,是“失密”,影響了河南形象,並勒令我以後不准再接受記者的採訪。
2000年11月9日,半個月前定下來的去某高校講課,我院黨委某副書記電話問我:“下午給大學生講什麼?”。我說:“自我保健和怎樣防止性騷擾。”她說:“講艾滋病嗎?”我說:“講,講的很少。”當時中央電視台記者小王在一旁坐着,兩個多小時後,這場講課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小王等同志正在拍攝的電視片也被不明不白的停下來了。2000年11月15日晚,該書記告訴我今後不要見任何記者,並說,不能再講艾滋病。說得多了,誰還敢來河南投資呢?
2000年11月19日晚,衛生廳某處長來我家辦事,他說;“你見了衛生廳的人,不要說我來過。”我和他談到艾滋病的嚴重性,處長搖着手說:“不敢說,不敢說……”我說:“我自費印的艾滋病資料大量送給河南省防疫站發放。”某處長說:“王哲(防疫站副站長)敢跟你來往?……”
2000年底有人告訴我說我家的電話被監控了,我不敢相信這是事實。2001年6月3號我托一個朋友給新蔡縣的艾滋病病人捎去些藥,同時我打了個電話,藥還未到,地方的官員就去沒收藥!最後那位病人趁夜間把藥接走了並分給許多艾滋病病人服用。
2003年4月還發生了一件事情,即扶貧助學被阻。在平頂山師專、商丘師專等院校的外教老師,他們在此教書為期兩年,快要結束了,他們手裡有幾千元錢,多次要給我,讓我轉給孤兒。我怕招惹是非不敢收轉此款,我提出用此款印刷‘防艾’資料,他們要為孩子買衣服、玩具、書籍等,我認為這些東西可以募捐,用不着買,最後決定把此款送給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於是在3月上旬的一天,我找了河南省文史研究館的李館長,請他聯繫貧困小學校,李說:“這是件好事……”半個月後李電話告訴我說,找到了魯山一個貧困小學,約定4月5日早7時出發,有4位外教老師、一位翻譯、李館長、我本人和司機,一行8人前往魯山。4日晚我院老幹部科科長來我家探問情況,我把此行的來龍去脈完全告訴了她,她說,還是不跟外國人一起去好,次日早6時15分此行被取消了。這件事情,只能說是限制我的活動……
第55界聯合國大會主席霍爾克里曾經面對全世界的新聞媒體讚譽過一位中國人——高耀潔,他說:“知識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國河南,就有一位傾盡心血義務宣傳預防艾滋病知識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讓人欽佩不已……。”此消息嚴加封鎖了。
2001年我榮獲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喬納森char{8226}曼恩世界健康與人權獎”。這個大獎每年在全球只評一人,今年這項特殊榮譽屬於中國人。2001年4月7日我收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正式邀請函,邀我於5月28日至6月1日在美國華盛頓參加頒獎大會。當我辦出國護照時,5月21日,河南省衛生廳領導前往鄭州市公安局阻止,扣發了我的護照,其理由是“我思想反動被反華勢力所利用”,因此,我未能成行。5月30日世界衛生大會頒獎,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國數百人,唯我缺席了。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在講話中說:“中國獲獎者未能前來領獎,我深表遺憾。她是一位在中國農村從事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的女性活動家。” 獎金2萬美金如數寄到我手中後,我把這筆錢用於印刷“防艾”書籍和資料,無償的向群眾發放。
2001年11月20~22日,我在河南省文史館開會,22日下午5時許回到家,6時許,尉氏縣婦聯主任來電話問我是否帶記者到該縣邢莊鄉拍艾滋病病人及死去的人的照片了。我說:“不知道。”半個小時後省防疫站主管艾滋病工作的副站長也來了,還是談這件事,我說開會,這個月沒有外出。一個小時後公安廳李副廳長(尉氏縣駐隊領導)和該縣呂副縣長都來了,他說本月21、22日兩天《北京法制報》來了5個記者三男二女,帶頭人叫盧廣,在尉氏邢莊等地拍照兩天,不但拍了病人,還拍了死人。現在他們想讓我把膠捲要回來。呂副縣長說艾滋病不宜多說,怕群眾害怕,怕地方產品賣不出去,更怕影響河南形象。我說盧廣我不認識,我開玩笑地說,我開了三天會,在文史館坐了三天,即使“做案”也沒有時間。他們坐了半個小時走了。後來聽說,他們找那幾個記者找到深夜4點多也沒找到。
2002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單位領導一行四人來到我家,說是過節了來看我,從談話中我才得知他們不讓我接待記者。其實新聞媒體來人來電者幾乎天天都有。3月3日上海小周來電話說:“有個雜誌要用您的照片,我的朋友準備去鄭州為您拍照。”第二天我發現在我家院門口站有2至3名便衣警察。這時有人打電話說“來拍照的是個美籍華人”並且不讓我接待他。3月7日我去銀行講課,3月8日我又去本院開“三八節”座談會,均有人跟蹤,甚至我到街上買塊肥皂都有人在後面監視。3月10日我從網上得知:我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亞洲25位英雄人物之一,據說《時代周刊》就是1987年鄧小平被評為十大風雲人物的那個雜誌。這時我才知道,是《時代周刊》要為我拍照,照片始終沒有拍成,3月13日我發現便衣警察不見了。
2002年度,我被評為“亞洲之星”頒獎大會場10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當我走進會場時,攝像機、閃光燈,照個不停,我想這麼多記者在關注我,不知他們是國內的或國外的,我最好避免更多麻煩,當晚領獎時與英國前首相梅傑先生合影,第二天一早匆匆返回鄭州。
2003年8月,我獲得被譽為亞洲的諾貝爾氏獎,拉蒙——麥格賽賽獎,頒獎大會8月31日在菲律賓隆重召開,我深知自己的處境,只好請朋友代我赴菲律賓領取獎盃、獎狀、獎金,經過順利。馬尼拉市(菲律賓首都)市長贈我一個金鑰匙,聘我為榮譽市民,歡迎我到該市居住。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來信祝賀,他說:“該獎是對一個人的成就和您非同尋常的傑出事業的再次肯定……祝您取得更大成績。”
清華大學邀請我參加2003年10月10日的“AIDS和SARS國際研討會”,並讓我下午發言。本人10月7日抵京,9日下午2時許,駐進“清華紫光國際交流中心”,5時許我們單位管人事的書記和老幹部科科長突然進入我的房間,美其名曰來看我。我不等他們多說,就隨北師大法律研究所所長離開了房間,赴北師大去了,臨走時,他們問我幾時回來,我說晚上,當晚我住在北師大未回紫光賓館。次日上午8時,進會場時,那位書記和老乾科科長都在會議廳門口等着我,他們說:“不要誤會,給您談談。”我說:“沒什麼好談的,今天的會議開定了,待我回去您們想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吧。”這時,清華會務組的同志喊着叫我趕快進會場,他們強烈要求進會場參加會議,被會務組予以阻止。下午外電報道了他們的這一行動。10月12日,我回到了鄭州,迄今,未有任何領導來找我談這一問題。
繼而,北京大學和北京外語學院邀我參加艾滋日的活動,11月30日,我在北京外語學院講課,我講的題目是《壓在艾滋病病人頭上的三座大山》。12月1日,我在北京大學與周教授一起做節目,會上氣氛十分熱鬧,提問者眾多,會議延長了一個多小時。我回鄭後又贈給兩校共千餘本書和幾千份小報,他們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