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歸去來(3)

李大同

作者簡介：李大同，祖籍陝西，1952年生於四川省南充市，《中國青年報》著名記者，原《冰點》周刊的掌門人。文革前為北京第26中學1967屆初中畢業生。文革初期參加過紅衛兵，因對當時的運動不理解提出十個問題，被列入團中央的《內參》上報。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幫”子弟獨自前往內蒙插隊。在10年的插隊期間，蒙語一流，擔任過大隊會計和負責人，甚至榮獲了那達慕大會的賽馬冠軍，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愛。1979年，進入《中國青年報》，先後任駐內蒙古記者，學校教育部、科學部主任、高級記者。1995年在報內創立《冰點》時評欄目，翌年起成為報內之品牌欄目。1996年《冰點》被評為“中央主要新聞媒介名專欄”,後遭改組。

“盲流”知青

這時我們才發現，十個人里，只有三個人身上帶了錢。我是富翁，帶了一百元錢，老曹帶了一百元錢，另外一人帶了三十元錢。其他人竟一分錢沒有，因為父母都停發工資了吧。我們只好把所有的錢集中在一起，然後就打聽在哪兒住最便宜。人家告訴我們最便宜的是殘疾人開的福利車馬店。在黑暗中我們跌跌撞撞地找到了這個車馬店。騾馬糞味兒，屎尿交加，撲面而來。一個退伍殘疾軍人在管事，問：一晚上多少錢？答：一塊五；這麼貴！有沒有便宜的？說：大通鋪，一人五角；又問，還有沒有更便宜的？說通鋪不生火，兩角。我們就決定睡那兩角的了。他把我們引進一個大通鋪屋，連玻璃都沒有，窗子上的一點破紙還噼哩啪啦地響。當時是零下20幾度。我們把所有的被子鋪開，靠着牆，一個挨一個地擠，帶着皮帽子睡下。

那晚上還是睡着了。但是早晨一起來，滿嘴邊是冰碴子，因為你一呼氣，哈出的氣馬上就會凍住。第二天，給家裡寫信報個平安吧，哇，所有的鋼筆都凍住了。這兒不能多呆，得趕緊去旗里找安置辦。安辦的人說，我們這裡沒有接待你們的計劃指標，不能收。他說：“你們是什麼人？有介紹信嗎？”“沒有。”“有什麼能證明你們是什麼人嗎？”“沒有。”他們看着我們這些清一色的一米八的大個頭兒，不像是知青。只有當時的破學生證，還有北京戶口，可以證明我們是北京的。別的任何證明都沒有。我們決定，到盟里的安辦活動活動。我和另一個人就前往盟里去了。那時去盟里坐卡車要走200多里地，到盟所在地的錫林浩特，我們找到盟安辦。他們說：“我們得等下一批指標來了再考慮接待你們，這次安排不了。”我倆一想，這個地方更住不起。趕緊往回返。這回是從東往西走，那天零下38度，6級大風，夥伴身體較弱，讓他去車樓里，我就上到了車頂。司機很有經驗，用氈子把我裹起來。我覺得自己像是在一個氈筒里。但是車開出一百多里後，我覺得所有的冷氣都往我的心臟集中，感覺快不行了。旁邊是半扇凍牛肉。我當時敲敲牛肉，嘣嘣地；又敲敲自己的心臟，看看是不是也凍成那個樣子。後來覺得要凍死了，不行了。用最後一點力氣，敲了敲駕駛樓。急剎車！司機問我，怎麼了？我已經說不出話來了。瞪着眼看他們，搖了搖頭，完全說不了話了。他們一看不好，趕緊把我弄下來，旁邊正好有個道班房，進去，給我按摩，喝紅糖水，半天才緩過來。還得走啊，司機又把他的羊皮大衣給我裹在氈子裡面，接着走。走到夜裡才回到阿巴嘎旗。等我們再找到那個車馬店時，那幫傢伙們，都到那個一人一塊五的有火房間裡去了。他們說夜裡在被子裡擠着還行，白天沒法呆，大家都穿着棉衣在那兒蹦。說，不行，還得到有火的房間去。小房間，一人一塊五，炕上能擠四五個人。接下來就開始了長達33天的抗戰。我們每天從車馬店到知青辦去磨。到那兒就是：“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你得收我們！”“不收！”“你得收！”他看我們填的表，全是幹部子弟。說：“你們肯定是聯動的！”我們說：“我們不是，我們是反聯動的。”後來，還是用毛主席像章打開了缺口。我們發現知青辦四個人是兩派，我們就採取各個擊破的方針。先開始孤立那個主任——挖肅派，拿着大像章，把保守派的三個人買通。慢慢地都搞熟了。主任就說，好吧，我們派人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況吧。結果知青辦專門派了一個人到北京各個學校了解我們的情況：是不是聯動分子？是不是反革命？一了解，我們學生本人都沒有什麼問題。其實，他們就是走了一下形式，順便旅遊一下。真正解決的原因是毛澤東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已經發表了。這是最強大的力量。

李三友他們在北部伊和高勒公社，我們離那有四百多里路呢。所以也沒法找他們。等那安辦外調的人回來說我們沒有什麼大事，安辦另外幾個人也被我們買通，同意要我們了。他們決定把我們發配到“階級鬥爭最複雜”的牧場去——阿巴嘎旗南部的白音德力格爾牧場。那裡，從來沒有去過一個知青。為什麼說那裡階級鬥爭最複雜？因為，當時內蒙正在搞挖肅，清查“內人黨”，唯有白音德力格爾是保守派占上風，挖不下去。當時去了內蒙的知青，普遍參加了“挖肅”，要表現出是輸出革命來了。

我們出發了。白天坐馬車，晚上睡廟裡，弄點牛糞一燒，走了三天才到。去了以後呢？我們很快就參加了那個地方的反“挖肅”。我們的場長，叫烏力吉巴雅爾，是老復員軍人，被打成“內人黨”，讓造反派抓到紅星大隊去拷打。我們天生就是保守派，聽了聽情況介紹，同情場長，決定一塊參加搶場長的行動。於是去紅星大隊，提着鎬頭把兒，愣是把老場長搶出來了！我們這幫人什麼陣勢沒有見過？又人高馬大的。

那裡是個牧場，是內蒙為數不多的公私合營的牧場。原來歸大牧主所有，所有牲畜都是他的私產。與城市的公私合營、與資本家達成的贖買協議是一樣的，作價以後，每年付他3%本息，三十年付完。實際管理權都已經是公家的了。場長剛回來時，被打得不能動了。但回來後人就安全了，為此，老鄉們對我們不錯。

這時，我們不能再呆下去了，從12月中出來，到收留了我們，到搶出了場長，已經筋疲力盡，我們決定回北京休整一下。這時我們還沒有分配到大隊裡。另外有五個人已經去了紅星大隊，也是北京來的知青“盲流”，有廖平平（廖承志的兒子）、黃小源（黃靜波的孩子）等。他們比我們晚到旗里，結果卻比我們先下到了隊裡，他們也使了些“陰謀詭計”，還偷過我們的煙，也曾住在那個福利車馬店。

我們回到北京，開始準備正式在草原上安家落戶。實際上1969年春天，我們在北京過完了春節，再次回去，才真正進入了草原生活。

初受挫折

我們是把各人家裡的書，有價值的全部運走。用大木箱子。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也包括當時的“內部小說”。其中包括《葉爾紹夫兄弟》、《茹爾賓一家》、《州委書記》等；我們還有全套的《摘譯》；也有馬恩列斯的書、中外歷史的書；還包括傳統文化方面的楚辭、漢賦、唐詩、宋詞；耀邦在團中央時主持編的《中華活頁文選》，基本上是古文精品。

如果沒有書，我們在草原怎麼活啊？說句老實話，這麼多年，如果我們沒有這些書，人就廢了。我記得有一本精裝的《堂吉柯德》，被我們看散架了，不知讀過多少遍，連人物對話都背下來了。《唐詩三百首》至少背下來二百多首……

我們帶的書有多少？兩個牛車，專門拉我們的書。在草原游牧，一年搬四次家，換草場，我們這個包，是原來牧主的大包。一次要用八輛牛車才能把我們的家搬走，其中兩輛牛車，專門運我們的書。直到我離開草原，還有滿滿一木箱子書。其它除了不斷傳閱流失了，就是在沒有柴火就要凍死時燒掉了。當然是先從最沒有用的書燒起：第一本是《毛澤東選集》，第二本燒的是農業科學知識。剛下來時，我們還想用種樹啊等農業科學，改變那裡的面貌。在草原，實際上不需要這些農業科學知識。

我們下去，和一般知青不一樣的是，我們思想上根本不是去接受什麼再教育的，我們很狂：我們是要去掌權去的！是要改造那塊地方去的。個個認為自己有經天緯地之才，管理一個生產隊算什麼？

我們後來也和李三友他們聯繫上了。我們雖然是在一個旗里，但他們公社在旗所在地往北二百多里，我們牧場是旗往南二百多里，我們之間有四百多里地。一個月能通一封信就不錯了。別的聯繫根本不可能有。後來，到七十年代初，我們來了一次遠征，四個人騎馬去他們那裡訪問了一次，當時叫“千里北征”。到他們那裡,我們騎了三四天。一人騎一匹，牽一匹，換着騎。

下去之後，生活很快就教訓了我們。

首先，語言不通，感到就像到了外國一樣。連說吃飯都聽不懂，你還想“統治”？下鄉前父親還教過我兩句蒙古話，說你會這兩句話就餓不死了。結果我發現他們那兒的蒙古話和我們那兒的不一樣。我們那吃飯叫：“浩勒亦得”。我父親打游擊地方，是伊克昭盟、河套地區，吃飯叫“布達亦得”。還別說吃飯，剛下分場，第一夜是住在老鄉家的蒙古包里。可是，我們長這麼大沒有男女混居過呀！試想你腦袋旁邊就是女主人的腦袋，好傢夥！怎麼睡得着？還有關於草原上性病的傳說，嚇死了！簡直嚇死了！瞪着眼，一夜沒有睡着。這方面的事就忽略了吧。

我們第一次長虱子時，也嚇傻了！人身上怎麼能長這東西呢？人家告訴我用兩手指甲一掐，“叭”就掐死了。我第一次掐時，渾身起雞皮疙瘩，掐不下去，害怕，嘔心。是別人幫我掐死的。後來一回到北京，就把所有的衣服放到蒸籠里蒸。第二天，虱子就沒有了。我們回去告訴老鄉說：我們回到北京就沒有虱子了。老鄉根本不相信！說天底下可能有沒虱子的人嗎？他們認為虱子是與生俱來的東西。

後來我們有了自己的營地，住進了自己的蒙古包。男的一個，女的一個。知青當時每人有一百多元的安置費嘛。我們六個男生的錢可以買八個“哈那”（側牆）的大蒙古包。我們去以後，因為是春天，哪兒有什麼羊肉啊！我們就是到場部買些小米、面，沒有肉。牧民一年也殺不了幾隻羊。開始牧民們從心裡是很歧視我們的。他們也歡迎你，那時因為怕毛澤東，而一旦你進入了他們的生活，就沒有人理你了。他們把我們當成內蒙曾經有過的盲流一樣看待。那些盲流是困難時期闖口外，干那些蒙古族牧民不干的雜活、苦活、累活的人。漢人在牧民那裡是低人一等甚至低人兩等的。

但我們借着政治的餘威，下去第二天，就跟他們的說，我們要放牛放羊。是毛主席讓我們來的！我們得靠放牛放羊掙工分，吃飯啊。他們不敢不給。他們從最近的、離我們約一里地的羊群中，給我們分了一半羊群過來；又從離我們更近的牛群里，給我們分了一半牛群過來。我們可高興啦！放牛放羊有什麼難的？不就是跟着它們屁股後面走嘛？每一頭牛身上刷了一道紅漆，標誌着是我們的了。我和一哥兒們放牛，走着走着，牛就沒了。它們又回到原來的牛群去了，根本不理我們。不給我們馬，我們追不上嘛。羊就更別說了，我們當中，三個人放着一群羊，白天還攏住了，到了晚上，下夜，出問題了。羊在夜裡是要臥到它們拉屎撒尿有味的地方，而我們這裡是生草地，它們怎麼會臥呢？它們一叫，一里外原來的羊群也叫，它們就開始往那兒沖。我們把褲腰帶解下來了，抽啊，打啊，羊群把我們撞得七倒八歪，天黑啊！一會兒一隻都沒有了。這就是牧民第一次收拾我們。

哥兒幾個全儍了，一天牛羊都放不成，還好意思向人家要嗎？還有可怕的事呢！一出去就轉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蒙古包在那兒。我第一天，在草原撒了泡尿就轉了向。草原很平，走啊，走啊，有了坡，覺得人家看不見了，才敢方便。可回去時，怎麼蒙古包看不見了呢？找不回去了！有一天，我出去方便一下，回來走了二十多里地，天都黑了，還找不回去。是牧民們打着手電把我找回去的。迷路是很可怕的，有了指北針也沒有用，要看地形。

後來我們就商量怎麼辦。我說，這樣下去永無出頭之日。蒙古老鄉們的生產、生活技能，我們一點都沒有，生存技能低於一個五六歲的草原上的孩子。我提議，咱們不能在一起住了，一人插到一個牧民家裡去。首先掌握語言，然後掌握生產技能。

我們和一般知青不同的是，這是我們選擇來的。選擇來的和分配來的不一樣。我們無怨無悔，什麼坎都得邁過去。誰讓你選擇了這塊地方？如果是強迫來的，也許你會怨天尤人，低沉、頹廢……。幹部子弟還有點不同，深受俄國十二月黨人的影響。越是艱苦，反倒越有一種亢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這是一種反其道而行之的精神狀態。受了一通折磨後，我們決定，必須先掌握蒙古人所有的生產和生活技能，包括語言，我們才能統治這塊地方。當時腦子裡真用了“統治”這兩字啊。

我是毫不猶豫地走了。只有兩三個人不願意下到老鄉蒙古包里，

女生不敢，千金小姐，住到男女不分的蒙古包里，不可想象。有兩個男的也不願意到牧民家去生活，就去了配種站。我們雅干西勒分場是全內蒙的改良畜試點。羊是改良羊；牛是荷蘭紅改良牛；馬都是頓河、卡巴金種馬。當初最富的大隊是紅星大隊，我們表示，我們不是衝着錢來的，是衝着好馬來的。頓河是中挽馬，卡巴金是高純血，比蒙古馬可高大、漂亮多了！

我下到的蒙古包，男主人曾經當過土匪，有一個老伴，還有一個他們領養的上海女兒。1960年代困難時期，從上海運來很多孤兒，讓牧民們領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