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和王朔評金庸（外一篇）

鄧曉芒：金庸越被追捧，中國人距離常識越遠！

  中國人躲到屋子裡喜聊齋，一是沒有當權思想衝撞風險，二是可充分滿足意淫想象。金庸快槍急就章譜寫了一個“武俠江湖”，原來是為稻粱謀，後來不知不覺就成了國人擁戴的“大師”。大師不能倒下，不然武俠小說讀者自己受不了，所以就想進一切辦法貼金讚頌：金庸語錄，將會以另一個“江湖”版本，繼續傳播。

  武俠小說在中國代表一種停留於原始“互滲律”層次上的幼稚思維方式，它基於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和人性觀，瀰漫於中國從下層到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深處，是對主客相分的健全常識的一種遮蔽和解構。

  在今天武俠精神向影視和電腦遊戲的滲透，更是使得人們沉溺於幻想而忽視了對社會公正體制和合理的思維方式的重建，亟待我們在大眾中普及一種起碼的理性即健全理智。

  common sense，本是流行於歐洲18世紀的一個術語，指普通人憑藉自己的正常認知能力都能夠獲取的基本知識。當時的經驗派和唯理派在哲學上爭論得一塌糊塗，各執一端，但也有些人認為不必如此較勁，雙方都有一些道理是普通人都能夠接受的，只要這些道理能夠應付日常生活就夠了，過於鑽牛角尖反而有害無益。兩派中大部分人也的確都承認某些共同認可的東西，就是那些最淺顯的道理。後來的哲學家也時常有主張返回到常識的，如蘇格蘭常識學派、美國的實用主義。但常識最主要的批判鋒芒是針對當時的宗教教條和迷信的，因為它們一方面與人們已經掌握的科學知識不合，另一方面不能在每一個正常人的經驗中得到驗證。因此，常識雖然不是什麼高深的知識，但卻是一切非理性的狂熱（宗教狂熱、道德狂熱、戰爭狂熱、復仇狂熱、偶像狂熱等等）的有效的解毒劑。

  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常識極不發達的民族。我們要相信一個東西，往往就要走極端。比如儒家講孝道，就非要走到“二十四孝”裡面的“郭巨埋兒”、“割肉療親”的地步；道家講養生，就要追求長生不老，哄得那些皇帝一個個都早早地進了棺材，仍不知反省。文革中，對偉大領袖的信仰也一定要用把像章別在肉上這種方式來表達，否則好像就不夠虔誠。

  我們不相信彼岸的神，但相信此岸的預兆、禁忌、神功、氣數、卦象、祥瑞、符咒、靈怪、魔障、風水、命相，以及各種無法解釋的“奇技淫巧”。近代以來，西方的船堅炮利打破了中國的國門，國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探討和掌握船堅炮利的科學技術原理，而是尋找能夠破解西方奇技淫巧的“神功妙法”，諸如羊血穢物和氣功咒語等等，接着就是義和拳的“刀槍不入”。即使已經知道了這些東西其實抵擋不了西方的戰爭機器，我們能夠想到的也頂多不過是把這套機器買過來，然後雇幾個洋教頭教習一下操作方法，由此建立起了當時位居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甲午戰爭的慘敗和繼之而來的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終於讓國人有了一點初步的常識，廢科舉，辦新學，聲光化電不再只是奇技淫巧，而是重新理解的“格致”（格物致知）之學。

  清政府的倒台使中國不再存在拒斥西學的人為障礙，大批知識人放眼世界，留學東洋或西洋，才發現我們原來五千年來一直生活在愚昧和幻想之中。這時才有可能形成對現代生活的常識：國家的事要大家協商着辦———這就是民主；做任何事要根據客觀規律來做———這就是科學。

  但這兩句看起來毫無新意的大白話，在中國實行起來竟是如此之艱難。國人以前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什麼“為民作主”、“民意即天意”，什麼“實事求是”、“參驗質測”，但那些都是說着好聽的，說說而已。

  五四以來我們把這就當成民主和科學的意思，最激進的那批人則把民主發展成了“民主集中制”，繼而把科學落實成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但中國人始終沒有真正脫離對“怪力亂神”的興趣和對迷信的需要。民主集中制演變成了半個世紀的造神運動，而科學技術即使成了第一生產力，也還是變相的奇技淫巧，沒有多少人對其中的科學原理真正感興趣。然而，20 世紀70 年代以後，造神已經失敗，科技更是硬碰硬的勾當，真正能夠滿足中國人的想象力的，就只有武俠小說了。

  20 世紀80-90 年代，中國讀書界幾乎都是剛剛引進的港台武俠小說的天下。市民階層的瘋魔不必說了，我的幾位學者朋友竟也成了金庸、古龍的粉絲，有的還購齊了全套的金庸。

  金庸受聘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和博士生導師，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按照中國的人文現狀來看，他不當院長誰當？他是一大批專家教授們的偶像。他的最終辭職不過說明，當今的官僚體制本質上是反人文的。不過，本文要說的倒不是這個，而是中國人文精神的一大特點，就是不顧常識而追求傳奇。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現象，就是武俠小說的流行。

  武俠小說在中國源遠而流長。如果說，早期的志怪只不過是文人士大夫好奇心理和遺世獨立心態的反映的話，那麼自從話本以來的武俠則深入到了民眾，成為了廣大百姓超越現實的某種理想寄託。民間到處都有因官府壓迫和思想禁錮而積累的怨氣和戾氣，人們嚮往一個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世界；但由於個人力量的渺小，氣不得出，便寄希望於某種特異功能和強大人格。

  那些俠客和義士個個身懷絕技，敢作敢當，扶危救困，義薄雲天，在江湖之上來去自由，恩仇必報。但唯一的缺點就是：不現實。武俠小說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武俠影視，憑藉誇張、渲染、編造和特技，創造出來的是一個似幻似真的神話世界。中國古代神話不發達，且大都失傳；而武俠小說就代替了神話的位置，成為了成人的童話。

  之所以說是成人的童話，是因為武俠小說反映出來的讀者心態多半是不成熟的兒童心態，它的一個最突出的作用就是鼓動讀者進入一種“快意恩仇”、似真似幻的白日夢狀態，卻不需要任何常識。它往往是借用古代某個時期的一段傳聞添油加醋，繪聲繪色，插入某些民間公認的正義觀念，隨意引伸，讓人起一種模仿的衝動（金庸的小說基本上都是這種模式，所以他被浙江大學授以歷史和文學兩個方向的博士生導師資格）。

  中國武俠小說或武俠電影中的倫理思想基本上是既定的，其中的倫理衝突頂多不過是傳統倫理的內部衝突（復仇等），極少倫理思想的探索；而對常識的扼殺則是全方位的。

  有人曾將中國武俠小說與西方中世紀騎士小說相提並論，但騎士小說雖然也充滿俠義精神，卻從來不過分渲染騎士英雄的武功如何超凡，“內力”如何了得，要突出的只是人物的愛情觀和榮譽感，以及個人主義的冒險精神，有種理想主義的幼稚性。而武俠小說發展到顛峰時期，則是極盡細緻入微繪聲繪色之能事，着意刻畫的是主人公如何憑藉長久練就的功力、用什麼名目的招式制服了敵手，一瞬間的過招動作，可以寫上洋洋數千言。單就這種描寫來看，其中沒有任何道德元素，純粹是一種虛擬的技術分解；但這種貌似專業的技術分析所使用的卻又是一整套玄而又玄的文學、哲學術語，其實全無可操作性，只有一種超越常識的、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性。

  中國武俠小說目前還看不出衰落的跡象，它現在以更為洶湧之勢進入了電腦遊戲裡，使上億的青少年沉迷其中，欲罷不能。那麼，為什麼在中國武俠對常識的干擾如此嚴重？從文化心理上來看，這要歸責於中國天人合一的傳統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與常識是格格不入的。所謂常識又稱“健全理智”。何謂“健全”？首先是主客觀要分得清楚，不要一廂情願地把主觀想象混同於客觀事物。相反，天人合一的思維則處處想用主觀感受代替客觀事物。

  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當然與原始人和兒童不能完全等同，而是有數千年高度發達的文明作基礎；然而，作為一個“早熟”的民族，中國人雖然在思維的內容上已經建立了等級森嚴的禮義規範和層次繁多的形上範疇，卻在思維方式（形式）上仍然保留了原始的互滲思維習慣，這就是我們時常引以為自豪的中國天人合一的文化形態。

  正因為如此，不論我們在精神文化上曾經取得過多麼輝煌燦爛的成就，我們在文化心理和思維模式上仍然是發育不良的，也就是未能將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維能力充分發揚起來。

  從這一角度反觀武俠小說，可以看出它不過是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互滲律的一種體現。那些江湖英雄們之所以能夠在廣大的客觀世界中來去自由、橫行無忌，無非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內心與天道是直接相通的。這種相通不僅體現在對於自己本心的原始正義感自然就能夠“代天立言”、“替天行道”的自信上，而且更體現在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冥冥中與自然法則暗合的內在體驗上。前者在武俠小說中只是一個旗號，一種大原則；後者才是作者所津津樂道的看點，這就是人的內在之“神”與萬物之“精”或自然之“氣”的合一。中國的武功其實主要是氣功，它不像西方的騎士交戰，憑藉蠻力一合即決出勝負，而是比內力，比意念，比功法，比門派，比套路，比絕招，所以才有那麼多的東西可寫。這些東西其實並無實戰效果。講實效的西方人骨子裡是不相信這一套的，只是他們對於怪力亂神有種天然的好奇心，作為他們已經常識化了的枯燥乏味的規訓體制的補充和調劑，他們也願意接受這樣一些調味品，卻決不把它們帶入到日常生活中來。然而，對於法制尚未健全的中國來說，老百姓在受到欺壓時與其相信正義的制度規範，還不如相信高人和神技，或者希望自己能夠練就一身真功夫，禦敵防身。但這種心態反過來又阻止了他們去努力追求一種公平合理的制度設計，而助長了他們盼望一位義士俠客為他們打抱不平的幻想。即算像包公那樣的青天大老爺，也被他們想像為有一大群奇俠圍繞在側隨時待命，否則似乎就失去了可操作性。

  綜上所述，武俠小說所透露出來的文化信息，在於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偏重於直觀感性和切身利害，而疏於對超越個人行為之上的普遍規範的探索，也缺乏對這種規範的信念和追求這些規範的動力。這種偏向表現在社會政治方面，就是沒有對一種建立在普遍理性基礎上的制度的精心設計，而只有一種得過且過、憑藉目前手中的權力和武力來維持一種暫時的平衡和穩定的權且之計。表現在認識論和自然規律方面，則是缺乏與客觀事物打交道的穩定的媒介（邏輯和實驗），而總想跨過媒介直接與客觀世界達到同一（天人合一）。然而正是這種傳統思維方式，在今天成了我們走向民主法制和科學發展的絆腳石。

《湖湘論壇》2014年第三期

鄧曉芒簡介：

  鄧曉芒（1948年4月－）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著名哲學家和美學家。

  祖籍湖南耒陽。1948年4月出生在東北，在長沙長大，其妹為作家殘雪。初中畢業後自願去農村10年（1964—1974年）（湖南江永六年、耒陽三年、瀏陽東鄉一年），後返城（長沙）當土工和搬運工5年，1979年考取武漢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導師是陳修齋和楊祖陶先生，1982年獲哲學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2009年11月3日，因華科可以解決其配偶的教授職稱問題，已正式加入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

  主要研究方向為，德國哲學，美學、文化心理學、中西文化比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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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談金庸

　　金庸的東西我原來就沒看過，按我過去的觀念，港台作家的東西都是不入流的，他們的作品只有兩大宗：言情和武俠，一個濫情幼稚，一個胡編爛造。

　　金庸的作品讀的人越來越多，評價越來越多。我周圍小圈子裡的朋友中已然有了一些金庸愛好者。有幾個人對我談金庸小說的好處，他們中更多的人出差帶着一套金庸，晚上睡不着就看，第二天眉飛色舞與同好聊個沒完，遇到我們這種金庸盲編訕訕笑道：看個熱鬧，換換腦子。

　　我第一次讀金庸的書，署名自還真給忘了，很厚的一本書讀了一天實在讀不下去，不到一半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來了，只留下一個印象，情節重複，行文羅嗦，永遠是見面就打架，一句話能說清楚的偏不說清楚，而且誰也干不掉誰，一到出人命的時候就從天上掉下來一個擋橫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亂的深仇大恨，整個故事情節就靠這個推動着。這有什麼新鮮的？中國那些舊小說，都是這個路數。初讀金庸是一次很糟糕的體驗。

　　前不久《天龍八部》電視劇播得昏天黑地，我也看了幾眼，雖然總體感覺太糊弄，有幾天還是被劇情帶着走了。後來，看到書店擺着這套書就買了。這套書是７本，捏着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麼努也看不動了。一道菜的好壞不必全吃完才能說吧？我得說這金庸師傅的故事，按我口味論都算是沒熟，而且選料不新鮮，什麼都透着壞了的哈喇子味兒。除了他，我沒見一個人敢這麼跟自己對付的，寫小說能犯的臭全犯到了。無一句不是現成的套話，用密集的動作性場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說文字統統作廢，只起一個臨摹畫面的作用。他是真好意思從別人的作品中拿人物。

　　若說老金還有什麼創意，那就是把這情種活活寫討厭了。見一女的就是妹妹，一張嘴就惹禍。幸虧他前邊還有個《水滸》，可以讓他按着一百單八將的性格往他筆下那些妖魔鬼怪身上貼標籤。這老金也是一根筋，按圖索驥，開場人物是什麼脾氣，以後永遠都那樣，小胡同趕豬直來直去，正的邪的最後一齊皈依佛門。

　　金庸筆下的俠與其說是武術家不如說是罪犯。他們為私人恩怨互相仇殺倒也罷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給他們的暴行戴上大帽子。金先生大概是純為娛樂大眾寫的這類讀物，若要你負起教化民眾的大任你一定不肯，那又何必往一些角色臉上苦苦貼金？以你筆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兒，不扯千秋大義家國之恨他們也打得起來。可能是我不懂，渴望正義也是大眾娛樂的目的之一，但我覺得，扯淡就是扯淡，非要扯出個大原則，最噁心。

　　金庸的小說人物骨子裡全是“牽線術”，跟着作者的主觀意圖跑，什麼不合理的事只要情節需要就硬幹，說起來有名有姓，可一點人味兒沒有。我一直生活在中國人之間，我也不認為中國人有什麼特別的人種氣質和超於世界各國人民的愛恨情仇。都是人，至多有一些風俗習慣的講究。在金庸小說中我確實看到了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那麼狹隘，粗野，視聽能力和表達能力都有嚴重障礙，差不多都不可理喻，無法無天，精神世界幾乎沒有容量，只能認知眼前的一定點人和事，所有行動近乎簡單的條件反射，一句話，我認不出他們是誰。讀他的書我沒有產生任何有關人、人群的聯想，猶如在看一堆機器人作業，邊讀邊問自己：這可能嗎？這哥們兒寫東西也太不過腦子了！一個那麼大歲數的人，混了一輩子，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莫非寫武俠就可以這麼亂來？

　　我認為金庸很不高明地虛構了一群中國人的形象，這群人通過他的電影電視劇的廣泛播映，於某種程度上代替了中國人的真實形象，給了世界一個很大的誤會，意味着就是中國人本來的面目。都說張藝謀的電影歪曲了中國人的形象，我看真正子虛烏有的是金庸，會些拳腳，有意見就把人往死里打，這不是熱血男兒，也與浩然正氣無關，這是野生動物。

　　這些年來，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和金庸小說，可說是四大俗。並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這麼個俗法。我們有過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時期文學，搖滾，北京電影學院的幾代師生和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十年。創作現在都萎縮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說是全盤淪陷。這個問題出在哪兒，我不知道。也許在中國舊的、天真的、自我神話的東西就是比別的什麼都有生命力。

　　中國人所能產生的藝術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們可以學習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悠遠浸泡、沉醉在過去的繁華舊夢之中。上述四大俗天天都在證明這一點。我們自己的那些藝術家呢，莫非他們也在努力證明他們是短命的？有時，我真不知道該不該相信進化論。

中國的人性危機

時寒冰

  跟德國人接觸，你會發現，他們會用一生去踏踏實實地做好一件事情，一件產品精益求精到像藝術品。日本人也是。很多優秀的民族都有這種沉穩專注的特性。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很多人想的只是賺快錢，能踏踏實實做事的人有多少？

  人心浮躁，人就沒有根，民族就沒有根。人心冷漠、自私、殘忍，就不可能被人尊重。

  有一次，我向一位德國記者請教了一個問題：“中國在國際上那麼隱忍退讓，甚至以大慈善家的豪氣用巨資援助他國，為何國際上還不斷提及中國威脅論？”

  這位德國記者反問了一句話：“一個敢賣給自己同胞有毒食品的民族，一個不惜以殘害自己同胞來追逐金錢的民族，一個不懂得愛自己同胞的國家，底線在哪裡？什麼事不敢做？你難道不覺得這很可怕嗎？”

  臨近春節的時候，朋友轉發給我一段視頻：一個壯年城管，一個彎着腰的滄桑的老人。城管想拉走老人的三輪車，老人一次次努力地掙扎着去搶，每次都被壯年城管一腳踹倒在地。老人無助地掙扎着，爬起來，再被踹倒……旁邊是一群冷漠的看客，脖子伸着，“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魯迅的文學作品中的話）。

  我心中不由地湧出一陣悲涼。就算是執法，也應該文明執法吧！城市的面貌再美，有人的生存重要嗎？這樣一位年邁的老人，他原本應該可以靠領取養老金生活，而不必在寒風中靠這個破舊的三輪車賺取那一點可憐的生活費。這麼大的歲數，仍然掙扎着為生計努力，而不是去乞討，而不是像那些養尊處優的人那樣悠閒地享受生活，這樣的生命卑微但值得尊敬。

  再看看那些被碰瓷的人，再看看那些因攙扶倒地者而被訛詐的人……這個社會，有一個越來越顯著的特點：殺善！當這種現象越來越普遍，就演變成了巨大的危機——人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