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校友的新文字：僅僅是憂鬱 ---沙葉新
深沉的人才憂鬱，淺薄如我，居然也憂鬱？上帝豈不笑掉大門牙！
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經常沒心沒肺、嘻嘻哈哈的我，還真的就在今年正兒八經地憂
郁了一把。其狀態是：時而失眠，夜半即起，整日愁眉，無精打采。什麼事情也沒興趣
做，一篇文章也寫不出來。自我評價越來越低，自我感覺越來越壞。因憂鬱之故，一向
重然諾、不旋踵的我，如今即便是重要的承諾，也都無法兌現，只得失信違約。
比如，去年我曾答應四川某劇團，在今年春節後免費給他們寫一齣喜劇，我本以為此劇
醞釀已久，故事早已爛熟於心，人物更是呼之欲出，只需一個月時間便可輕鬆交稿。誰
知春節之前，憂鬱突然侵襲，心緒越來越糟，勉強寫作此劇，進展極為緩慢，整整兩個
半月，始終在短短的序幕之中逡巡不前，怎麼也拉不開正戲的大幕。可堪欣慰的，僅是
想出了一個令劇團團長喜歡的劇名：《都是因為那個屁》。但孩子還沒出生，就起好了
名字，報上了戶口，若是流產了，這不急死人嗎？越着急，越憂鬱；越憂鬱，越寫不出
，終於不了了之，憂鬱也因之加劇。這種狀態使我十分驚訝和恐慌，況且時間長達半年
，至今也還沒有徹底消停。
好友聞知，前來探視，勸導於我。他說，有什麼好憂鬱的？難道你沒學習？沒看報？如
今欣逢盛世，形勢大好，繼全黨認真學習三個代表，又喜迎保持先進性高潮。從工農大
眾到中央領導，從港澳同胞到海外華僑，都說新中國50多年就以現在最好。紅歌星的《
好日子》唱得世界人民都知道：“今天都是好日子，千金的光陰不能等；明天又是好日
子，趕上了盛世咱享太平。”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安康；看吧，一年年國富民強。這麼
好的日子，杞國無事憂天傾，你憂鬱什麼？莫非對現實不滿！嗯？
我誠惶誠恐，連忙解釋，我說憂鬱是一種疾病，至少是亞健康。如果對現實不滿，那或
是對國事憂慮，或者是對社會憤懣。而我的憂鬱不是對現實的一種立場和態度，只是心
理上的一種失衡。
好友繼續開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你，天下不憂你卻憂，天下都樂
你不樂。豈不是對現實不滿？
我無語，半年多來，我深居簡出，謹言慎行，看書習字，心性恬澹，如果說不滿，我只
對自己有所不滿，何敢對現實不滿？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好友提醒，說我今年有一劇被禁，肯定不滿。
好友所說的此劇是《幸遇先生蔡》，本是1998年我應北京大學之請，為他們的百年校慶
紀念蔡元培而寫，後來由於眾所不知的原因半途而廢。三年後，香港著名的中英劇團得
知此事，誠懇請我將此劇繼續寫完，由他們排演。當時我在美國，很是感動，也很感
慨。感動的是，香港本是成龍、是周星馳、是張曼玉、是梁朝偉的藝術天下，如今蔡元
培這個世紀偉人也將躋身其間，和這些演藝明星所扮演的形形色色人物平分秋色，這怎
不令人感動？這至少說明香港的藝術也需要有點崇高，有點深刻，並非一味娛樂，一味
搞笑。
感慨的是蔡元培藝術形象的首次出現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應該出現的北京；就像蔡元
培的墓地本應安置在北京大學寧靜的燕園，而不是安置在如今香港逼仄的永遠墳場一
樣。
《幸遇先生蔡》於2001年夏秋之際竣稿，中英劇團團長和導演看了劇本即來電話，說他
們感動得哭了。我問：真的？他們說：真的！我有點疑惑，這個劇本能感人，我有點自
信；但感動得讓人落淚，我想還不至於。當年11月該劇在香港葵青劇院公演，連滿7場
，沒想到還真的讓一些觀眾感動得哭了。
當時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一位著名導演正在香港，她看過劇本和排演，很是喜歡，說她
一直就在尋覓這種感人的史詩劇，她說她要把此劇搬到上海舞台。我想這也僅僅是說說
而已。沒想到四年之後，2005年，適逢上海“話劇中心”成立10周年，她果真建議並獲
准排演此劇，作為“話劇中心”十年大慶的一次重要演出。於是，1月成立劇組，開始
排演；2月上旬首次連排，即獲成功。可又沒想到的是，第二次連排就突然接到上級通
知，停止排演！領導指示，堅決執行，劇組也隨之解散，充分表現了強大的執政能力。
好在劇組成立之初，我便表示，我不參加劇組成立大會，不接受記者採訪，不上電視露
面，不作報告闡釋劇本，不會出席首演儀式，也恕不奉陪領導看戲。這倒不是我對此劇
的命運早有預感，也不是我目無領導，而是我乃一介書生，自慚形穢，自有非他族類的
自知之明，因而對令人鼓舞的活動總是恐懼，對法相莊嚴的領導，總是敬畏，統統避之
唯恐不及。這樣一來倒也好，此劇降生時我沒去湊個熱鬧，並未欣喜若狂；夭折時我也
沒在葬身之地，也未如喪考妣。我既沒興奮過，也沒痛苦過，當然也就沒有向遺體告別
時的哀傷，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一樣的平靜。這應歸於我的憂鬱之功，使得我早已不
隨心所欲，而是隨心所不欲，心如止水了。
我非但無怨無恨，反倒勸慰劇組負責人，我說： “領導總是縱觀全局，站得高，看得遠
，停排此劇，自有充足理由，興許是為了避免我們犯下錯誤，才作此英明決定，這正是
領導對我們的關心和愛護。”我還表示：“只是排了一個多月，浪費了此劇的投資，也
浪費了劇組的很多時間和精力，我感到萬分抱歉！”
好友聽我介紹以上情況，甚是驚訝，問我：“果真如此？”
我說：“句句屬實。”
好友又問：“你何以如此。”
我說：“全仗覺悟的提高。早在1988年，我的劇本《假如我是真的》就曾受到領導的關
懷而停演。1989年和1991年，我的《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先後兩次被德國邀請，
分別參加漢堡的國際戲劇節和慕尼黑的中國藝術周，兩次都被政府好心的勸阻。 1994年
，香港某電影公司投資拍攝我的電影劇本《江青和她的丈夫們》，有關部門因擔心投鼠
忌器而釜底抽薪，致使該片安樂而死。2000年，我參與的上海版的《蝴蝶是自由的》，
也因上級的呵護而一度被停演。加上這次的《幸遇先生蔡》，20多年來，我有這以上諸
多劇本以及不少的文章一再地被關愛，這是何等的幸運！這深深感到這是對我的鍛煉和
培養，大大地增強了我的心理素質和承受能力。有人說，上面這樣做是違法的。我說並
不違法，就如對某些新聞的管制，也是為了革命的需要和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
同樣不違法。中國一直在表示要制定新聞法，現在尚無法，怎麼違法。有人總是不能正
面的積極地去理解政府的好意，總要和政府過不去，老是找政府的茬兒，如果這樣，我
們怎麼能建立起和諧社會？”
好友甚是欣然，問我思想覺悟怎麼提高如此之快。
我說：“我在新中國生活了56年，如果沒這點覺悟，怎麼能對得起黨和政府，那我不是
白活了嗎？那我還是人嗎？”
好友連連點頭，說：“對呀。這樣還是人嘛！”
我讓好友放心，我對他說，我沒啥，僅僅是憂鬱。
好友又追問：“真的不是憂國憂民？”
我說：“絕不是憂國憂民。即便國堪憂，民堪憂，我也不憂。舉目中華，誰還這麼傻呀
？誰還有這樣古老的情懷呀？我憂國憂民，誰憂我呀？我不憂，我只有點憂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