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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達淮:文化的概念、核心內容
送交者: 余達淮 2005年10月01日23:06:45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余達淮

一、文化的概念、核心內容

1、 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什麼?由於其語意的豐富性,多年來一直是文化學者、人類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考古學家說不清、道不明的一個問題;美國學者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義的批判回顧》中列舉了歐美對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種定義。據英國文化史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證,從18世紀末開始,西方語言中的“culture”一詞的詞義與用法發生了重大變化。他說,“在這個時期以前,文化一詞主要指‘自然成長的傾向’以及――根據類比――人的培養過程。但是到了19世紀,後面這種文化作為培養某種東西的用法發生了變化,文化本身變成了某種東西。它首先是用來指‘心靈的某種狀態或習慣’,與人類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關係。其後又用來指‘一個社會整體中知識發展的一般狀態’。再後是表示‘各類藝術的總體’。最後,到19世紀末,文化開始意指‘一種物質上、知識上和精神上的整體生活方式’。”(Raymond Williams《文化與社會:1780-1950》,pXVI,引自韋森《文化與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頁。)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夠達成共識的,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類學學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這樣給文化定義:“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包括知識、信念、藝術、道德法則、法律、風俗以及其他能力和習慣的複雜整體。就對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義上說,在不同社會中的文化條件是一個適於對人類思想和活動法則進行研究的主題。”(引自馬文·哈里斯《文化 人 自然—普通人類學導引》,顧建光、高雲霞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頁。)將文化定義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體,它包括觀念形態和行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規範。它是學習而得的行為方式,並非源於生物學,而且為社會成員所共有。文化作為信息、知識和工具的載體,它是社會生活環境的映照。文化作為制序(institution)、器物與精神產品,它給予我們以歷史感、自豪感,據此我們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義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為人類認知世界和認知自身的符號系統,它是人類社會實踐的一切成果。

在漢語中,文化的意識至少應當推至東周。孔子曾極力推崇周朝的典章制度,他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論語·八佾》 這裡“文”已經有文化的意味。就詞源而言,漢語“文化”一詞最早出現於劉向《說苑·指武篇》:“聖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後來,南齊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中寫道:“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從這兩個最古老的用法上看,中國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在古漢語中,文化就是以倫理道德教導世人,使人“發乎情止於禮”的意思。而用“文化”迻譯“culture”,始於日本學者,這時候的文化交流,已掩蓋了兩者語意上的區別。象錢穆所講的,中國的“文化”偏重於精神方面,這時多少也認同了“culture”中的有關耕種、養殖、馴化等含義,將文化置於一定的生活方式之上。

在文化的定義和對其本質的認識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過重要論述。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運用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提出文化起源於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思想。1876年,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指出文化作為意識形態,藉助於意識和語言而存在,文化是人類特有的現象和符號系統,文化就是人化,人的對象化或對象的人化,起源於人類勞動。後來拉法格關於思想起源的探討和普列漢諾夫關於原始文化的研究,具體地說明了文化的起源問題,證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起源觀。列寧則主要從精神的角度探討文化,論述了文化的階級性。列寧說,“每一個現代民族中,都有兩個民族。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有普列什凱維奇、古契柯夫和司徒盧威之流的大俄羅斯文化,但是也有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漢諾夫為代表的大俄羅斯文化。”(《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第150頁。)毛澤東同志認真分析和總結中西文化、新學舊學之爭的過程及其因緣,在肯定以新學、西學為基本內容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積極作用的同時,對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主義文化作了斷然的否定,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科學主張。其基本點包括:第一,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而不能由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去領導;第二,這種文化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相適應。因此它既不是資產階級專制主義的文化,也不是社會主義文化(雖然含有社會主義因素);第三,這種文化具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特徵和基本內容。這些思想,構成了毛澤東同志關於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科學定義。它從理論和現實兩方面,清晰地闡明了什麼是新文化,也就是中國社會發展所要求的先進文化的問題。

順便提一下所謂“先進文化”的概念。文化是多元的,這是社會生活多元性決定的;而用先進修飾文化,就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問題了,所以“先進文化”是一元價值取向的。那麼,在當前,什麼是先進文化呢?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明確指出:“在當代中國,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可見,中國先進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三個概念的內涵是一致的。先進文化的存在邏輯地蘊涵着它的對立面,即落後文化。一個國家的具體文化現象是複雜的而不是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文化不能等同。當代中國的先進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的,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健康向上的,具有中國風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文明。

這裡又要解釋一下“文化”與“文明”的概念。文化與文明這兩個概念有聯繫也有區別。漢語中“文明”一詞出於《易經》,《易·乾·文言》:“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孔穎達說:“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文明也。”《書·舜典》:“睿哲文明”。從這兩個地方看,“文明”在漢語中的含意是指民族的精神氣象。“文化”是一個人為的過程,而“文明”則是一個歷史現象和範疇。文化表現為一種社會的運動,體現民族的內在的精神氣質,而文明則表現為一種置於某種文化成果之上的風貌。

文明一詞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皆為Civilisation。這個詞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它是由Civil一詞發展而來的,Civil一詞原意是指在城市享有合法權利的公民。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把當時由封建習俗向着資產階級化的演變稱之為Civiliser,它的原意為:“公民化過程”。到法國大革命時代,人們把體現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新的文化氣象稱之為Civilisation,即“公民化”的文化。它是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一種新的氣象和新的趨勢。事實上,文化與文明概念的內涵雖有差別,但根本上都體現了一定社會人們適應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創造性實踐活動的成果。

2、 文化的核心

文化核心的問題可以轉換為文化定義的不同方式的問題。有兩種定義文化的方式,一種是廣義的,置於社會學視野下的。根據這樣的理解,文化被視為某一特殊社會生活方式的整體。例如所謂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瑪雅文化等;同時這一整體中的部分,因為能夠體現該文化的特色,也可以冠之為文化。例如基督教文化、茶文化、武士文化等。這種社會學定義的文化,其核心即體現為“一群傳統的器物、貨品、技術、思想、習慣、價值”(Malinowski)等。正如羅傑·基辛所言,“文化是用作為把人類群體與他們的生態結合起來(社會地傳播着的行為方式(mode)、生活方式(settlement patterns)、社會群居和政治組織的方式,以及宗教信仰和實踐。”

第二種定義方式是指狹義的,以民族精神和氣質(ethos)為核心的屬於價值形態的定義。之所以說是價值形態的,原因有三:一是有着明顯區別性的,關涉本民族傳統與自尊心內容;二是關涉本民族的心理的深層結構;三是作為社會成員所共有的交流體系,可以深度描寫(thick de????ion),並顯示其獨特的思維與世界觀(參見Geertz,p351)。Geertz有句名言:人說話的能力是天生的,但說某種語言如英語的能力則是文化的。因此,在一定社會環境下、被用英語框定交流手段的並從中體現思維特徵、精神氣質的,其內容就是盎格魯·薩克遜人文化的核心。

無論廣義的還是狹義的定義,都顯示定義本身的問題。從邏輯學的角度,定義有三種方式,一是語詞定義,二是本質定義,三是操作定義,文化含義的紛繁已使人對文化概念提出異議;由于波普嚴厲抨擊了本質主義,所以現在人們更喜歡將文化比喻成什麼,如Geertz就認為文化是解釋的,文化是個框,什麼都可以裝,他還把文化比喻為民族的人格。新儒家牟宗三也說過文化是“生命人格之精神表現的形式。”

3、 中西文化的實質及區別

我們按照第二種定義論述文化的實質及其中西差別。梁漱溟曾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分屬兩條道路,不能用一種價值觀比較孰優孰劣。梁啓超由於厭惡西方物質文明所帶來的副產品:諸如貧困兩極分化、投機、犯罪等,認為還是中國文化呈現的親親倫理好。的確,比較文化,應當從其精神實質入手,而非完全體現在器物、禮儀、社會現象上。問題是,這樣的實質非常難於把握。即使列上十條、八條,也是相對的,大而化之的。

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倫理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種宗教文化。例如馮友蘭在美國寫的《中國哲學小史》就引述(Derk Bodde)的觀點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是倫理(特別是儒家倫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規的、有組織的那一類宗教)。”進一步的引申有:中國文化以天人合一(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於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為哲學認識論基礎,其特徵是自然與人文的結合,宗教與倫理的結合,講究的是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首先使宗教(原始的)政治化,然後使政治倫理化。西方文化以天人相分為認識論基礎,其特徵是主體與客體對立,宗教與科學兩元,講究的是僧侶主義和理性主義。有人認為中西文化其實都是宗教、倫理、政治相統一的文化,只是前者統一於倫理,後者統一於宗教。從淵源上講,中國文化是一種巫史傳統的文化(李澤厚),以儒家思想為主流,道、法、釋等為補充。而西方文化的源頭是希伯萊文化、希臘文化、羅馬文化,體現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統一。

依我個人觀點,以上對文化實質的把握就解釋文化現象而言,是整體性和宏觀性的。但很難說把握了所有區別,也不具有解釋所有文化事件和歷史個案的方法論意義。

中西文化的區別,我認為還是從兩個基礎和一個終極歸宿來解釋。兩個基礎:一是人存在的基礎。洛克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在家庭中,兒女與父輩之間的關係純是感情關係,並非必然的道德義務關係;這樣實際上解放了“個人”,既然這些關係並不重要,那麼人生的目的也就不再倫理關係上尋求路徑,而在對個人的責任和對個人的擴張,即保持“人身財產”,包括:生命、自由和財產,這些權利是天賦的。洛克所謂人生來就是自由的,是指人生來擁有自己財產的自由,出賣自己勞動的自由,自由並不是人人真正享有平等的權利,而只是個名份。人生來是自由的,意味着個人對自己負責,個人是存在的基礎。而中國則是人生下來就是不自由的,是倫理的,應該“化性起偽”和“教化”的。漢語“教”字就很能說明問題。南京的邵建教授對其做了如下解讀。他說:

就簡體“教”而言,它左“孝”右“文”(反文),是個會意字。這意味着教育是一種文化,那麼,它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呢?左邊的“孝”表明了它的性質。西漢《孝經·開宗明義章》曰:“夫孝……教之所由生也。”可見“孝”和以“孝”為表徵的儒家文化就是傳統中國的施教內容。眾知,儒家文化是人倫性質的,“孝”所表明的就是人與人之間一種最切近的關係。可是這種關係一旦用“孝”字表現,馬上就出了問題。 “孝”的構形是上“老”下“子”,這個結構使我本能地感到中國文化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由於中國教育缺乏一種對人(即個體本身)的關懷,故爾造成了對人(亦即“個人”)的事實上的傷害。換言之,經由這種教育所形成的人,不是個體人格意義上的人,而是類似一個有着標準答案的“同一化”的人。他們的思維是同一化的,感覺是同一化的,語言也是同一化的,在他們身上喪失了(或沒有形成)用自己的大腦來思維來感覺來說話的能力,至少是習慣。

在這種“差序格局”(費孝通語)下安身立命的“人”,其生活方式怎麼能與西方相同呢?我們還可以舉個例子,孔融(153-208)曾經洞悉了中國文化這種對人的倫理束縛。這位孔門傳人離經叛道,曾與白衣禰衡“跌盪放言”,云:“子之於子,嘗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後漢書·孔融傳》。)這純粹是對社會現實的憤激之詞,是對天經地義的傳統倫理規則的批判。可惜象孔融這樣的論點,在傳統中無立錐之地。

二是心理基礎。李澤厚說過一段話:“儘管不一定自覺意識到,但建立在血緣基礎上,以‘人情味’(社會性)的親子之愛為輻射核心,擴展為對外的人道主義和對內的理想人格,它確乎構成了一個具有實踐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對待人生、生活的積極進取精神,服從理性的清醒態度,重實用輕思辯,重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慾的滿足與平衡,避開反理性的熾熱迷狂和愚盲服從……,它終於成為漢民族的一種無意識的集體原型現象,構成了一種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結構。”(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頁。)這樣的心理基礎有兩個主要的表現,一是實踐理性,二是樂感文化。

在西方,類似的心理基礎是以個人自由為價值核心,擴展為對外的平等與對己的自尊與嚴肅的態度,西方人往往有着不斷追求完美、追求無限的精神,所謂浮士德精神。由於對無限的渴望,對未來的設想,對進化的執著,積極的征服的欲望也較突出。這樣的心理基礎也有兩個主要的表現,一是理性主義,二是功利主義。

所謂終極歸宿,既是個人心靈的寓所,也是個人行為的根本動機。西方人一般具有宗教虔誠。認可基督教的原罪信條,從而將救贖自己作為最終的成就。Geertz說過,“隱藏在原罪信條中的信仰,是一種值得推薦的生活態度。……由宗教傾向產生的心境與動機,給一個族群的世俗生活的根本特徵,蒙上了一層派生的、微弱的光。”(Geertz《文化的解釋》,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頁。)中國人的終極關懷體現在倫理自覺上。所謂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其背景是族群的倫理秩序和環境,光宗耀祖是很多人的根本的心靈安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記·禮運篇》。連索洛維約夫都看出,孔子賦予祖先崇拜以崇高的道德價值,“好古” (《論語·述而》),“無改於父之道”(《論語·學而》),由於這種心態或信仰,中國人的終極歸宿往往體現為維護血親家族的榮譽上。祭祖之心,懷鄉之情由是推衍、蔚為大觀。

總結起來說,文化的區別在上述兩個基礎和一個終極歸宿上可以基本分辨眉目。事實上,文化的區別表現在各種觀念與形式上,而且,區別與聯繫也是辯證的;我們只是說,文化概括在人的行為的出發點和目的以及認識的出發點和價值導向兩大問題上真正顯示各自的特色。

二、文化表現及形式

1、 文化表現的基本特徵

1) 表現的層次性

所謂文化表現的層次性,指一個民族展示和顯現文化的結構特徵。從社會評價的角度,這種層次性就是我們常說的優雅文化與俗文化。高山流水與下里巴人,是從接受者的角度體現文化的層次性的,由於接受者本身需要再評價,甄別其是否附庸風雅,也由於優雅與俗氣具有時代性、階級性,所以也是相對的。孔子贊《九韶》,稱三月不聞肉味,斥鄭聲淫,可能還是因為前者為少數人專享,後者為大眾喜聞。從文化主體的角度,層次性表現為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精英文化更多地表現文化的思想性,先進性;大眾文化則表現文化的娛樂性,生活性;但也不是絕對的,有時精英文化流入腐朽、頹廢,有時大眾文化則蘊含創造力,生命力。麥克米倫離職10多年後,伊麗莎白女王考慮到他的業績,想封他為伯爵並授予嘉德勳章,但被他婉言拒絕。他說:“這些稱號不適合於一個蘇格蘭高地小農莊佃農的曾孫。”(閻照祥《英國貴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插頁。)貴族以及貴族文化的衰敗和貶值可見一斑。從文化客體的角度,文化的表現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層次特徵,古人曰:“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 形而上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如政治文化、法律文化、歷史、文學、藝術、倫理、道德、教育、宗教等,形而下的文化主要指缺乏精神表現的文化,如一些流行文化形式,科技文化成果,公眾文化活動等。

2) 表現形式的多樣性

文化不僅內容上是多樣的,形式上也是。無論古代文化還是現代文化,官方文化還是民間文化,精英文化還是大眾文化,都有豐富的形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滲透其中,道德、政治、軍事、宗教、文學、藝術、教育、科技等活動,都是典型的重大的文化表現形式。而文學與藝術,又有着無限豐富的表現形式:諸如神話文化、詩歌文化、戲劇文化、曲藝文化、音樂文化、繪畫文化、影視文化等。 還有大量的特殊文化表現形式,如:飲食文化、花鳥文化、體育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喪葬及婚嫁文化、居住文化、園林文化、建築文化、網絡文化、科技文化、服飾文化、節事文化、武術文化等。

2、 文化表現形式中的中西文化差別

Spiro在《文化與人性》中說:“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構造現實。對任何行為者來說,現實是通過世界觀和他的文化所建構的行為環境傳遞的。”(《文化與人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頁。)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性是由不同的表現形式顯現出來的。這些不同的文化表現形式,構成文化人的行為環境和行為意義的符號,體現出文化內涵的差別。

在文化內核的思維表現方式和倫理精神上,我們前面提到西方人的理性主義和宗教倫理與中國人的實踐理性和儒家倫理的不同。基督教倫理的實質是提升自己虔信、增加個人責任以獲得個人的救贖。而儒家倫理的個人責任最終落實到求“仁”的關係義務之中;“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邀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 所謂實踐理性,主要指慣常的思維特性,並非沒有類似西方的理性精神。它包括積澱的文化心理,經驗性的判斷與推理(比如兵器鍛造的例子),非精確性(明恩溥《中國人的素質》的例子),情理交融,批判性等;宋明理學鴻儒們所謂“格物致知”,並非“格”物的物理屬性,而是探求物與人倫的秩序、關係。

在精神文化的各種表現形式中,中西的文化差異也是比比皆是。如音樂,中國傳統的絲竹樂器是表現中國人的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絕好載體。在中國,不可能有貝多芬那樣的體現人與自然及人自身情感的深刻衝突的交響樂。又如繪畫,在中國傳統的繪畫中,山水是用來抒寫內心情懷的,未必符合西方繪畫中的比例法則。對於人物的處理,畫家往往將帝王或主角比例放大(如閻立本《步輦圖》),這種處理手法,也與西方繪畫比例或透視法則相悖。再如南京雲錦這麼一種特殊藝術表現形式,它色彩艷麗,暈色和諧,民族紋樣,奇異變幻,自然天成。具有鮮明的中國吉祥文化的深厚底蘊。無論是皇帝御用龍袍上的正座團龍、行龍、降龍形態,代表“天子”、“帝王”神化權力的象徵性。與此相配的“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的十二章紋,均有“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統領四方至高無上”的皇權象徵性意義。雲錦的紋樣圖案,表達的中國吉祥文化的核心主題的設計思想是:“權、福、祿、壽、喜、財”六字要素,表達了人們思想觀念性的祈求幸福與熱情嚮往。(參見王寶林《雲錦的文化表現形式及其功能》,載《東南文化》2002年第11期)

從生活方式和一般行為方式上,文化的差別也十分明顯。生活方式的差異作為區別文化的重要特徵是人類學的重要觀點。由古代大禹治水的神話,我們知道夏朝至少在開國時還是母系氏族社會,其居住方式有兩個特點:一是游牧性,二是從妻居。在這樣的社會還不可能有後來的男尊女卑的倫理教條;換句話說,如果現在還有這樣的社會及生活方式,它的某些文化特徵應該不同於我們說的文化傳統。的確如此,根據湖北大學鍾年教授的田野調查,我國枝江市百里洲鎮戴家渡村的從妻居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他考察認為:“從妻居的婚姻制度,在繼續發揮其養老功能的同時,也起到了改善家庭內部關係、促進家庭成員間的和諧、提高婦女地位等方面的作用,這一切對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流行的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等觀念產生了衝擊,從而影響到人們的生育行為。”( 鍾年《居住模式與生育文化》,載《市場與人口分析》第7卷第2期,2001年。)就中西文化比較而言,在封建社會、自然農業的大致相同背景下,由於在居住形式,生產形式,家庭形式、婚姻形式、教育形式等生活方式方面表現形式的特殊性,還是顯露文化的較大區別。

從現實來說,當代西方青年熱衷體育運動,崇尚理性,熱愛生命,挑戰生命極限,這與浮士德精神有關聯;即使是非理性、後現代的表現,也比大多數中國青年執著,謹慎,富於主動性;而我們雖然有我們的優點,如集體歸屬感較強,沉着,堅定,但有時表現得過於盲從,缺乏主動性,沖創精神不夠,嚴謹性不夠,虔誠不夠,這正是不同文化的體現(並不等於說,沒有個體差異性)。

文化的差別和同一始終處於矛盾的運動之中。表現形式的不同往往是由不同的民族文化內涵決定的,形式只是使我們更容易喚起回憶和體驗。

三、文化表現形式與文化生命力

我們知道,自然界的物種多樣性是整個地球生態平衡的前提。同樣,文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也是文化生長和發展的前提。是文化生命力的根本。當代文化發展的趨勢是全球化、政治化、產業化,大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架勢。如果預測未來的世界文化,即使是大雜燴,令人大跌眼鏡,文化也是發展的,但是有識之士擔心的是,表現形式的萎縮,就象瀕危物種的增加一樣,預示着某種危險。抵抗文化同化的武器不僅要靠宗教情感和民族化自覺意識,還要有維護表現形式多樣化的意識,反抗文化專制。

舉例來說,節事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傳統節日有:春節、元宵節、寒食節、清明節、端午節、孔子誕辰、重陽節、臘八節、祭灶等等(可現在國家法定認可的有幾個?)。古代節俗的文化意義大致有:1、反映農業自給經濟的生活規律,調劑單調農事時序人們的生活樂趣。2、展現祖先崇拜與宗教祭祀祈福活動。3、反映傳統的倫理觀念。以清明節為例,清明墓祭,起於上古。《周禮·春宮·冢人》記載:“凡祭,墓為屍。”屍就是神主。清明掃墓燒紙錢,又與寒食節有關。晉人介之推不言祿,被焚而死,晉人哀之,以其死於清明前三日,故於此三日禁火不舉。至清明乃祭掃。歷代自天子及庶人,都重視墓祭,藉以表達慎終追遠的孝思。清明與祭掃有關的活動還有插柳、盪鞦韆、拔河、蹴鞠、賞花、登高、競渡等。有詩為證:“寒食清明數日中,西園花事太匆匆。”“忽見家家插楊柳,始知今日是清明。”(陸游)這些活動烘托出了文化的傳統氣氛。再如過年,祛災祈福的宗教性很強、休養生息的娛樂性也很強。貼對聯、拜年、守歲、放炮仗,有着特定的文化內涵。而除去了這些內容,更代之於聯歡晚會,則不倫不類。只能感慨人心不古。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節日形式的衰敗,新節日(洋節、政治性節日)變多,風行,體現了文化受到社會經濟變遷而變化的特徵,但另一方面,說明我們自己傳承傳統文化的意識不強。是否沒有必要性了呢?非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由於文化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原理以及文化對經濟的作用、文化與政治的相互作用,我們還應該具有自覺的文化繼承與創新的意識。如此,才不至於“文命危淺,朝不慮夕。”

這裡引申到中國文化危機的老話題。在施賓格勒那裡,中國文化作為六大文化之一(其餘為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埃及文化、巴比倫文化、墨西哥文化),已經衰亡了;在湯因比那裡,中國文明作為世界上二十六種文明之一,作為四大古代文明僅存的文明,也奄奄一息了。張祥龍教授發表了一篇《中國文化的危機》,提出下面的主要觀點:

首先,現在已經基本上沒有以團體的方式、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動來自覺地繼承儒家的道統或文化精髓的傳人了。也就是說,真正的儒者團體,即以傳承儒家的文化範式(禮、文、仁、德、《春秋》等)為自己生命的終極追求的團體,現在已經基本上消失了。……舉例來說,道家文化至今儘管十分衰弱,但還是有自己的生命實踐團體的,也就是還有道教徒這麼一批人或團體在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傳承着道家文化的精髓。佛家文化的傳承團體也是後繼有人。印度的印度教、日本的神道教等也是這樣……像儒家或儒教這樣,影響曾經那麼巨大深入,卻在不足一個世紀的時間中其傳承團體蕩然無存的情況可謂絕無僅有。……

其次……儒家文化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是一種以家庭為根、以農業為本、半天然半教化的團粒結構。以西周的“鄉遂(村社)”、“辟雍(學校)”為始,在三千年中變化不少,但還是保存了“耕讀傳家”的特點。但自中國傾全力以西方意義上的工業化為強國之術之後,這個結構日益衰退,幾近消亡。相比於工業化、城市化的生存方式,以土地為生的農業生存方式的地位日漸低下。……家族結構也正在喪失以前曾有過的文化含義(比如家規、祖訓)和良性循環的特點,越來越趨向淺層的利益結合和簡單的排外。至於城裡人的生存結構,是逐漸趨向無機化,不僅家庭越來越小,家族之間的聯繫越來越淡,而且即使是小家庭的結構也正受到自願無子女家庭、離婚、同居而不結婚、以及快樂的單身漢等生存方式的損害。當代的中國人對人倫孝悌的看法與一百年前相比是大大不同了,總的傾向是越來越淡化冷漠,轉而注重個人及利益集團的功利及發展。無人倫含義的“單位”、“機關”、“公司”成了人們獲得收入的主要來源。

第三,儒家文化、同時包括道家與佛家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已基本上不能影響現代中國人在人生中面臨的重大選擇。一個中國孩子從被懷孕、出生、哺育、受教育(幼、小、中、大學)、找工作、結婚、維持家庭、對待年老父母,到他或她自己如何得到娛樂和精神滿足,如何應對疾病、挫折,最後如何面對死亡,這裡面還有多少儒家文化的影響?又有多少傳統文化的總體形態(包括傳統的技藝,如算盤、中醫、書法、民樂、京戲或地方戲)的影響?從身體上看,是西醫的方法和技術占主導,接生、打疫苗、查體、診斷、下藥、開刀、……,不弄到西醫束手無策,很少有人會求助中醫。教育上,哪裡還有傳統的私塾、書院、大學、科舉的影子?只有西式教育與考試制度的門類與規則。……面對挫折、死亡時,的確,儒、道、佛似乎還能提供某種幫助,但也已經或正在被邊緣化,利益團體的意識形態和西方宗教的影響不斷擴大。

最後,儒家乃至傳統文化中的獨特語言是否還活在人們表達關鍵思想和深刻情感的話語和藝術形式之中呢?情況似乎是:儘管還有殘存,但已岌岌可危。儒家語言集中存在於《四書》、《十三經》等經典中。經過白話文運動和以拼音文字為目標的簡化字異變,再加上民國後禁止在學校中讀經,以及語文教學中的西式“科學化”的影響,當今的年輕人極少能夠直接進入傳統文化的語言世界,……嗚呼哀哉!印度人在建國後,花大氣力復活梵文這個早已死去的古代文字,法國政府為了維護純潔法語、對抗英語的話語霸權也是不惜工本,而中國人何以對維繫祖宗文化的語言龍脈就如此絕情,非認定它是落後的根源而務必鏟絕?留過學的人都會有這樣的體驗,在成年累月地閱讀和使用西文之後,偶一讀到中文、古文,那種領會的透亮、親切和理解的豐富入微讓人如飲仙釀。中文的悠久、豐厚和訴諸直覺的靈性在世界文字中是無與倫比的,摧殘它真比砍伐原始森林、變草原為沙漠還要罪過。

除了這四個標誌特徵外,張教授還談到節事的問題。認為與西方人慶祝聖誕節的豐富、深入、隆重、神聖化相比,我們的春節已經被剝得相當光禿了。可是他的觀點卻在網上遭到許多批評,甚至謾罵。有人說他抱殘守缺,有人讓他讀讀顧准和李慎之,還諷他枉為大學教授。認為傳統文化就該衰亡,就該用西方文化改造。

如何看這個問題呢?我個人認為,張教授的觀點有可質疑之處。如果就文化與經濟形態的關係來說,社會經濟形態和經濟關係的改變,必然引起人們生活方式、倫理關係的改變和相關文化表現形式的變化,因此,上述文化特徵不是不可改變;改變了,也無可厚非;傳統不是死的,而是活的,用伽答默爾的話說,傳統不是“being”,而是“becoming”。然而,這種擔憂也並非沒有道理;我們是應該檢視一下,如果一種文化的主體價值觀隱沒了,還能稱其為原本的文化嗎?用朱學勤教授的話說,文化是一個民族生存的空氣,空氣怎麼能改造?或者說改造了,就失去了民族性,原創性。進一步地,即使文化必須改造,傳統作為民族的血液,並不可能完全剔除;文化畢竟是一種精神力,它的內容和形式,只要不是糟粕,有特色,體現一個民族的歷史感、自豪感,就應該自覺傳承,而不是主動排斥;難道當代青年真的可以不要傳統?

這裡又引申一個話題。誰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終結者?孫中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還是毛澤東?上述各位都曾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傳人,也都猛烈抨擊過傳統文化,因此對於他們個人而言,這是個假命題。對於社會而言,這也可能是個假命題,但也可能因為他們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意義。就毛澤東而言,他從青年時代就信奉鬥爭哲學和運動哲學,無論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的唯心主義認識論,還是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的唯物主義認識論,都體現他對文化的認識偏重於精神方面,尤其注重文化的倫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但是,如果說在引進馬克思主義之後,中國有所謂傳統文化的斷裂的話,毛澤東有可能在以下方面發揮了作用:1、一元政治文化的建立,將傳統文化直接推向對立面。“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往往由於階級鬥爭而流於口號。2、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集體主義原則,雖然蘊含了傳統文化對人的存在基礎的實質,但卻忽視了傳統文化中個人層面的道德自律。3、可能最重要的是,極大地抑制了文化表現形式的多樣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難於貫徹。

四、文化表現形式與文化生產

1、 概念,內在衝突,妥協

文化生產從常識上講強調個體的靈感和創造力。 從馬克思的精神生產力觀點來說,文化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有組織的生產。作為一種大規模的社會生產,它具有生產、流通、交換、消費四個基本環節,具有市場條件下經濟運作的全部特徵。而不僅僅是某個藝術家的內在的苦悶精神的心理活動。有人這樣說:

如果在20年前,有人說唱歌、跳舞、音樂、體育是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那簡直是天方夜譚;如果有人提出以文化旅遊業為地方經濟的龍頭產業或支柱產業,也無異於痴人說夢。但在今天,以音樂磁帶、激光唱盤、MTV、電影、電視、錄像、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拳王爭霸賽、世界盃足球賽為代表的娛樂文化已堂而皇之地成為當代世界經濟中的新興產業。文化經濟已是一種相當普遍的實踐。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它已成為世界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之一。據報道,90年代,國際旅遊已同汽車工業、石油工業一樣,成為當代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性產業。而且,國際旅遊正以迅猛發展的勢態成長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業。9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等高科技及其相關產業的迅猛發展為標誌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識經濟文化經濟時代的到來。資料顯示,近年世界超大企業500強中,科技、文化、信息產業越來越多,娛樂產業迪斯尼,其產業規模及贏利已進入世界前十強。前幾年風靡世界的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號》創下十幾個億美元的票房價值,僅一部影片即可與我國幾大產業的利潤相敵。2000年旅遊業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產業之一。文化產業被視為21世紀的“朝陽工業”。毫無疑問,文化產業將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的新的增長點,而文化產業也將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金元浦《文化生產力與文化產業》,文化研究,網站,2003-6-2.)

文化的生產性和產業化,可以用經濟生產和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來認同。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一份《文化政策促進發展行動計劃》中指出,“發展可以最終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文化的創造性是人類進步的源泉。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對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此,生產必須與文化結合。但是,另一方面,一旦文化生產化,它帶來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即文化生產與表現形式多樣化的對立。為什麼這樣說呢?這是文化生產和文化產業的兩條生產規律決定的。一是“輸入邊界”(input boundaey)規律。即對於文化生產者,他要考慮什麼人、什麼表現形式可以引入,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有效控制資源,即不是我要生產,而是你需要生產。以文學藝術形式為例,一方面,當社會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由手工業走向大生產時,其性質雖然還可以是個人的,非生產的,但往往由於與藝術家的生計聯繫起來,而出現生產的願望。另一方面,有的藝術形式本身(如繪畫、雕刻)也需要通過對一定的物質媒介的加工製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態彰現其藝術內涵。黑格爾當年就曾指出,藝術創造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藝術的外表工作。因為在藝術作品中有一個純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業。這些特徵在雕刻中最為明顯,在繪畫和音樂中次之,在詩歌中又次之。他說,一個藝術家必須具有這種熟練的技巧,才能駕馭外在的材料。但是,在藝術家群體中,並非所有的人都能稱心如意實現其生產意圖,一旦進入市場程序,資源必須由生產者控制,說異化也好,說受制於人也罷,藝術家及其應該的表現形式並非是隨心所欲的。二是“輸出邊界(output boundaey)規律(參見約翰•R.霍爾,瑪麗•喬.尼茲《文化,社會學的視野》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269頁。),即對於文化生產者來說,他要考慮傳播與效益,產品進入市場化運作。在這兩條規律中,以文化本身的價值為尺度的表現形式,往往被犧牲掉。最好的情況,往往也只是妥協而已。

2、 批判與建設:兩種文化生產觀

從某種程度上講,今天文化生產、文化產業的概念,脫胎於法蘭克福學派提出的“文化工業”的概念。“文化工業”這一概念是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首先在《啟蒙的辯證法》一書中提出的,其含義是指戰後資本主義使得娛樂和大眾傳媒變成了工業,在推銷文化商品的同時操縱了大眾的意識。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最初在使用“文化工業”這一概念時,顯然是故意要造出一種“震顫”(frisson)效果,把兩個屬於完全不同領域的詞組合在一起。從其更深的含義來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使用這一概念時所蘊涵的是,馬克思對於商品生產的普遍批判可以被應用於符號產品的生產,尤其是具有審美的、轉移作用的和意識形態的“使用價值”的產品的生產。因此文化工業同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工業一樣,它們為了競爭同樣是在使用“異化”勞動,同樣在追求利潤,同樣在依賴技術。(引自蕭俊明《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理論與文化解讀》,《國外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這種批判的文化生產觀在當代西方理論界仍有很大市場,學者們指控文化資本家控制媒體,引導不良文化趣味,文化歧視,文化偏見,製造贗品,從而腐蝕文化。在中國,警惕庸俗文化及生產,促進文化健康發展的問題亦並非庸人自擾。

所謂建設的文化生產觀,大概是我們習慣認同的,或者說是我們的文化領導者們擅長把握的。它主要指政府對文化生產的影響和監控。在西方,主要通過法律的制度供給,檢查制度,條件資助等,控制和影響文化生產;在美國新聞業中,“新聞必須客觀”這一條是不能改變的,但正如約翰•R.霍爾,瑪麗•喬.尼茲所說,“美國新聞報道中的意識形態是隱含的”,在新聞故事中可以發現,“兩種附加於新聞事實上的價值:對於社會秩序的需要……和對保證這一秩序的國家領導的需要。” (約翰•R.霍爾,瑪麗•喬.尼茲《文化,社會學的視野》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288頁。)當然,美國的文化控制政策也並不總是成功的。這一種觀點建立在對文化生產認可的前提下,其中內含的對文化表現形式多樣化的傷害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2003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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