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ND網站讀到袁凌的《文革犯人出獄記》。看到文中“少數歷經劫難、背負政治壓力保存下來的家庭，其間都經歷了生死一線的危機，在物質條件被剝奪乾淨的情形下打入另冊，單單靠着人性的光輝支撐下來”，很是感慨。聯想起文革中父親被關押四年多後回家那天的情景，雖沒有像犯人出獄那麼悽慘，卻也令我難忘。

父親在文革前已被調到上海市委某部，擔任部委和一較重要處的處長職務。在上海市委基本上被從三野來的人員壟斷的情況下，父親和不多的幾位原上海地下黨出身的幹部，在市委是比較孤獨和受排擠的。因這些原地下黨幹部參加革命的資歷較長，他們於五十年代所定的行政級別，往往高於所在部的部長，但職務卻低於部長們。這令一些部長們很不爽。文革初期，原上海地下黨人員基本上都被打成叛徒或內奸。一到文革衝擊到了市委各部，地下黨人員差不多都被迅速地拋了出來，成為首批被市委機關造反派們批鬥抄家關押的對象。

還記得那是在67年12月26日毛生日的夜晚，我當時還是小學裡的紅小兵團幹部（那時叫作勤務員），傻乎乎地參加組織了白天學校的毛生日慶祝活動後，父親晚上沒有回家，母親一夜未眠。父親這一被關押就是四年多未進過家門。我那紅小兵團幹部的職務在父親被關押後沒多久就被擼去了。

再見到父親，已是1972年的春天。三位姐姐已都在68-69年內下鄉，到了農場或在東北插隊。老哥得以沾姐姐們下鄉的光，71年分在了上海一家店鋪工作。我也已是初三的學生了。父親回家的事先，我已有了點預感。因為頗欣賞我的班主任老師向我透露，看來我父親已被定為人民內部矛盾，故而我那受父親拖累而遲遲加入不了紅衛兵的身份，已有望被解決。

那天我從學校回到家，母親已得到通知提前下班，守候在家裡。過了不久，父親被市委機關造反派人送回家來。只見父親那原先還基本上黑色占多數的頭髮已全部花白，原本就瘦削的他更瘦削了，臉頰微凹陷，眼珠微凸，那原來在同齡人中偏高的身材已身背微駝。特別令人不能不注意到的是，他雙手發顫。他想將一手提包打開，手卻抓不緊那拉鏈，抖抖索索地難以打開。母親上前接過並打開了手提包。

當時我還以為父親是見到家人過於激動，因為我自己也激動。親愛的爹爹（我們家裡對父親的稱呼）終於回來了！我們從68-69年父母皆被關押的那些孤兒般日子，又回到了父母雙全的生活。我也終於有了加入紅衛兵的資格。

隔天到醫院問診後，父親方知自己患上了甲狀腺功能亢進/心動過速。經治療一年多後，得以康復。但後來在幹校勞動中，父親又染上了丹毒（俗稱老爛腳），此毒纏害了父親的餘生。

文革十年裡，我們家經歷了聚散離合不少磨難。父親被關押四年多後回家那一幕，在我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痕跡。每想到這些，就對那些崇毛頌文革之徒充滿了鄙視和厭惡，也對一尊帝將文革浩劫改稱為艱辛探索並修改憲法走向恢復終身制等倒行逆施，懷有深度的警惕。

六十年代初的父親

袁凌：文革犯人出獄記

發表於 2019 年 05 月 09 日 由 wy

電影《歸來》以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為藍本，講了一個犯人從“文革”前後的勞改營歷劫歸來，與家人團聚，重尋親情記憶的故事。主人公一家歷盡曲折團圓，人性的溫暖感動了滿座觀眾，濕透了一地紙巾。

但從現實中來說，從政治年代歸來的勞改或者勞教人員，以致留場就業的“二勞改”和“二勞教”，他們的歸來故事可能並非如此溫情動人，而是乏味寒傖，甚至沒有歸來的機會。這樣的情形不只是發生在類似陸焉識這樣的普通人身上。即使是高官或者社會名流，當他們在建國後漫長年代的某次政治運動中被翻手打入地層，十幾二十幾年後歸來，也是如同百年身，難以回頭。在時間被強行掐斷、看似凝固不動的囚徒歲月中，消逝的不僅是青春，還有親情、事業、理想，更多時候是一個單純的職業和戶口。只有少數人擁有陸焉識的幸運，只有更少數人能夠從頭再來，找回荒廢了的青春和事業，重新獲得家庭、事業和尊嚴。多數人實際已失去了“歸來”的機會。甚至很大一個群體到了今天，仍然面臨沒有工齡、無法退休的遭遇。

這是一部電影無法完全揭示的。

出秦城記：此門走出也無家

1976年，關押9年的秦城囚徒李銳終於走出了燕山腳下的鐵門，卻無家可歸。他的妻子范元甄早在廬山會議之後就離了婚，子女也與其決裂。四顧茫然的李銳，吟出了“此門走出也無家，一陣春風兩眼花”的詩句。相比之下，鐵門之內倒好像算是習慣了的舊居。按照當時中央專案組的政策，仍是戴罪之身的李銳被重新安置到他被抓之前下放的安徽磨子潭電站，生活自理。

一位在電站工作的上海女知青愛上了他，可是不久就被調走了。兩年後女兒李南央來到磨子潭，父女在電站水庫邊長談廬山會議內幕，消除了長年隔閡。為表父女團聚和解之情，李銳拿出當初打算送給上海女知青的一條褲子送給李南央，作為見面禮。這份貧乏年代裡卑微的禮物，李南央雖覺尷尬仍只得收下，心裡決定替父親奔走平反。好在不久之後，李銳終於回到北京。

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師哲，曾任蘇聯肅反部門上校，“文革”中被打成蘇修特務關入秦城。1975年5月師哲出獄，面臨的是比李銳更尷尬的處境。組織安排其住在招待所，師哲不明就裡要求回家，前來看望的子女亦不便說明。回到西廊下2號的家中，妻子周惠年見面後就避入裡屋，隨後虛脫暈倒，兒女忙於照顧母親，師哲一人在飯廳坐了一夜，天亮後又回到招待所。此後才知道妻子已在“文革”中與其離婚，她解放前曾經被捕，有自首嫌疑，“文革”中屢遭批鬥，與師哲離婚實為自保和子女前程，師哲亦無可奈何。

以後師哲一直單身，由組織安排生活，女兒師秋朗常去看望他，發現他從外到內都像個男版“白毛女”，不僅幽閉於密室多年，頭髮皮膚全白，且語言與時代脫節，一開口就是50年代的語言，不了解“文革”和以後的社會，父女幾乎無法對話。他雖然出了獄，也由組織安排當了社科院的顧問，卻顧而不問，只是沉浸在昨日的世界和對毛澤東的追憶里。

楊帆與家人團聚的情形一波三折。1949年5月上海解放，長期從事黨的情報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的楊帆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由於“特情”戰線的高風險，楊帆在50年代初就像《風聲》中的人物一樣遭到清洗。以後先後在功德林監獄、秦城監獄關押二十餘年，1975年走出秦城，安置遣送到湖北沙洋農場，心智卻留在秦城囚室的迫害陰影中，經常自言自語地跟想象中“控制的電子”交談，和今天的許多上訪者一樣，相信有一套看不見的電子發射系統在控制他的大腦電波，並且自認為“天天在和周總理說話，說我老婆孩子被保護在北京。”

1978年妻兒去農場探望楊帆，見面後受到楊呵斥：“你們要自重，不要冒充別人的家屬。我知道你們是江青派來的……”隨即破口大罵。妻子想盡辦法接觸也沒有用，楊帆見了就跑。妻兒無奈要回京了，楊帆破例請他們吃飯，卻在席間鄭重地說：“今天這頓飯是組織上讓我陪你們，你們兩個人我還是不認識”。

以後楊帆被接到上海精神病院治療，三個插隊回來的女兒輪流在病房照料，楊帆已不認識她們，只好以護士名義出現。一天，三女兒主動告訴他，自己不是護士是他女兒，楊帆還不相信，但對她們的體貼照顧也很感動，因此勉強說：“我有女兒，你們叫我乾爹吧！”親女兒認成乾女兒，骨肉不相識，這是秦城監獄單身牢房結出的“奇異果”。一年多之後，楊帆才逐漸回歸正常。

秦城是專用關押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監獄。從秦城走出的囚徒遭際如此，更可見普通囚犯歸來的艱難。

右派歸來：無味的末班車

80餘歲的甘粹沒有子女。除了老伴，他最親近的“親人”是建國門附近通惠河公園的幾隻流浪貓。他會每天提着布袋，裝着貓糧去找它們，知道它們各自的就食地點。

甘粹195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期間被打成右派，此後發配到新疆南部喀什勞動營，一直到“撥亂反正”才得以回到北京。幫助他平反的同學陳敏記得，初次從南疆回北京的甘粹一身長年未換洗的衣服，不敢在沙發上落座，她立刻帶他買了一套新衣服換上。

甘粹的未婚妻林昭也被打成右派，兩人要求登記結婚卻被拒絕，稱“右派結什麼婚”。林昭關押在提籃橋監獄，“文革”中被處決，甘粹回到北京時孑然一身，住在單身宿舍里。幾年後陳敏給她介紹一個去新疆支邊的女知青，結婚那年他已經近50歲，愛人當時40來歲，離異有一個孩子。

“這個世界並不好，不打算讓孩子來世上受苦”，自身的經歷讓甘粹放棄擁有後代，但年齡或許是另一顧慮。

已有婚姻家庭的右派，像《歸來》中的陸焉識那樣歷劫團圓者是例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和生活困境下，婚姻和家庭都難免解體。

顧准原本伉儷情深，但妻子汪璧一再遭遇政治壓力，在“文革”中出於孩子們的前途考慮與顧准離婚，不久自殺，子女也和顧准脫離關係，顧准幾年後在妻離子散中去世，和母親亦未能生前謀面。今天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的墓地叢林裡，一塊普通的黑色石碑上刻着“顧准、汪璧之墓”，由子女們共立，算是這對被時代悲劇活生生拆開的夫妻死後團聚。

北大物理系右派學生劉顯聲，57年被劃為右派，送農藥廠勞動改造。64年他和廠里的一個女工結了婚，生下了大兒子。“文革”開始，他作為“牛鬼”被攆出紅海洋北京城，落戶到老家遼寧海城，因為偷越結冰的松花江試圖去南韓，結果被“小兄弟”北朝鮮交割回來，坐牢8年。

期間無法維持的妻子帶着兩個孩子另嫁，等到劉顯聲出獄接回大兒子，兒子會唱東方紅，但已經不說話了，也不知道1加1等於幾。劉顯聲沒有去問這8年裡發生了什麼。他帶着大兒子回到農藥廠住了下來，聞着瀰漫的農藥氣味直到廠子倒閉。

如今近80歲的他和不說話的兒子住在一間宿舍里，帶着兒子起床吃藥喝水上廁所下樓鍛煉。他擔心的是，一旦自己去世，這個沒有單位、親人，甚至沒有正常智力的兒子，將何以在世上度日。

少數歷經劫難、背負政治壓力保存下來的家庭，其間都經歷了生死一線的危機，在物質條件被剝奪乾淨的情形下打入另冊，單單靠着人性的光輝支撐下來。

譬如胡風的妻子梅志，在胡風入獄後帶着三個孩子在“反革命家屬”的烈日下求生，之後自己也被關押，數年後才得知胡風下落。“文革”中，胡風在四川獄中精神崩潰屢次試圖自殺，梅志更是自願以無罪之身入獄坐牢，只為了挽救胡風的性命。直到“文革”結束，兩人才一同從牢獄回到人間，晚年梅志寫下《伴囚記》一書，為對抗強權的人性光輝留下見證。這樣的坎坷歷程，早已不再是她早年擅長的童話故事。

有一部分右派在改革開放後重新搭上了快車，走到了時代的前列，譬如江平和張思之、茅于軾。但對於多數人來說，漫長時光的耽誤使他們在時代中退化，平反得來的更多是一個待遇，在迎頭趕上的新一代面前力不從心，只能勉力進行人生補課。對於他們來說，歷劫之餘歸來的人生，更像是無味的末班車。

此外，更多的是那些埋骨荒野，從未有機會歸來的亡魂。譬如夾邊溝和峨邊沙坪農場的成千上萬餓殍。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中，描寫了一位前往農場探視卻得知丈夫死訊的“上海女人”。這位上海女人親手挖出丈夫被割食殘缺的屍骨，找來汽油燒化，將骨灰帶回上海，算是終究帶着丈夫“歸來”。

思想犯：重新打開思想翅翼

1979年，刑滿釋放的楊曦光走出湖南建新農場，這個聽起來很不錯的地名當然只是勞改犯人“艱辛”的諧音。楊曦光在“文革”中由於發表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觸怒中央“文革”和最高領袖，獲刑10年。出獄之後，這個頂着“反革命”帽子的名字當然不好再使用。他被迫使用乳名楊小凱，就是以後在中國經濟學界震鑠當今的名字。

作為一個“反革命”刑滿釋放犯，楊小凱被釋放後沒有工作。他在父親家閒居一年，此後受僱於湖南新華印刷二廠當校對工。1979年楊小凱報考中國社科院實習研究員，因思想犯歷史被拒絕。第二年他再次投考，終於在院長于光遠支持下被錄取，從此得到了重新踏入學術界的機會。

由於他的“反革命”案一直未平反，此後楊小凱的出國申請通不過，由總理委託劉道玉辦理才成行。出國後的楊小凱逐漸成為國際知名的數量經濟學家，被認為是“中國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人”。但不幸這一可能性未能變成現實，楊小凱在56歲的年齡去世，早年在勞改營里的艱辛積累了身體欠賬。

作為思想犯，楊小凱“歸來”的歷程仍是幸運的。胡風和路翎走出高牆的時候，已經大部分喪失了才華和思想能力，以前的思想者光輝一去不回。他們費盡心力寫出來的晚年文稿，達不到基本的發表水平。他們由思想者變成了時代的化石。

底層思想犯的歸來更是歷盡輾轉。上海中學生劉文忠“文革”前夕因為和哥哥劉文輝投遞“反革命”傳單、批判“文革”和偉大領袖被捕，哥哥槍決，劉文忠在看守所和提籃橋監獄度過十餘年，“文革”結束後才平反獲釋。

回到社會卻不甘於工人身份的劉文忠，不顧小兒麻痹的身體短板下海，販打火機賣羊毛衫炒股票經營化妝品公司，終究賺得不菲身家，卻因意外在飛機上獲贈一本《古拉格群島》，痛哭流涕而放手生意，重拾亡兄遺志，出版囚徒回憶錄和劉文輝傳記，並遊歷東歐諸國寫作新海國圖志，思考社會道路，為反思歷史保留一手資料和提供個人視角。

思想犯歸來，是當代史中的一個特殊現象，尤其是“文革”之前或者中間產生的新一代思想犯，入獄時年紀尚輕，很多人熬過了刑期，等到了重新打開思想翅翼的日子。

在當下著名的歷史學者中，有好幾位在政治年代有着牢獄經歷，包括大名鼎鼎的楊奎松、沈志華、王學泰諸位先生，這不能不說是當代思想史的一個獨特現象。楊奎松固屬短期入獄，王學泰和沈志華則都數年坐牢，王學泰入獄之前已被打成“反動學生”勞改多年。沈志華以“中央情報局間諜”罪名的入獄甚至是在“文革”結束後的“嚴打”風潮中。

王學泰出獄後任中學教師，以後致力於流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研究，揭示了社會主義革命背後的“流民文化”本質，為當代史增添了新視角。2013年他的《監獄瑣記》出版。他的個人生活則極為儉樸，穿着中式布褂，和老伴一起居住在狹窄的家屬樓里。

沈志華出獄後下海經商，多年打拼之後回歸學術界，以血汗巨資複製蘇聯解密檔案，為當代史研究提供獨一無二的資料庫，成為思想者“歸來”的奇蹟。

平民：無法歸來的局外人

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嚴祖佑的兒子是律師，近年代理了幾起特殊民事案件：一批當年的勞改勞教犯們期滿後留場就業，在“文革”結束後選擇回到上海，卻沒有工人身份，自己營生糊口，到退休年齡卻沒有工齡，無法退休拿社保，年過七十仍舊賣茶葉蛋開雜貨店度日。

這些人都是嚴祖佑介紹給兒子的當年獄友，他覺得自己不能不關心這些事。和因為思想犯罪幾度入獄的嚴祖佑不同，這些獄友都是普通人，在政治運動的年代裡由於所謂“耍流氓”或者打架鬥毆、小偷小摸入罪或勞動教養，從上海發配到市勞改局所屬的安徽白茅嶺和軍天湖勞改農場，期滿後又“留場就業”，成為“二勞改”、“二勞教”，卻只有少數人得到了農業工人身份，直到回上海那一天，都還是非囚徒又非工人的“勞動力”。

“文革”結束之初，公安部宣布釋放犯可回原籍的政策時，農場出台政策，規定留下來者可得到農業工人戶口，選擇回城者只能自謀出路。很多人選擇回城，嚴祖佑也是其中一人，生活沒有難倒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有文化的他，卻把他的那些普通獄友們打入了今後數十年社會最底層，淪為黃魚車夫、燕子店小販和臨時工。到了老年，他們由於當初的“原罪”，成為社保系統之外的“局外人”，驀然發現當初自己雖然回到了生身之地上海，國家卻沒有承認他們的“歸來”。

相比之下，那些當年選擇留在勞改農場的人似乎顯得“明智”了。嚴祖佑回軍天湖探望期間，看到當年的犯人宿舍已坍塌不存，周邊卻形成了龐大的“犯人村”，全是當年未返城的勞改勞教犯，以及他們的下一代。由於打工潮興起，這些犯人的下一代不願意屈居僻鄉，犯人小區里居住的多數是空巢老人。聊起返城失業的獄友們，這些人對自己以終身代價獲得了一個“工人身份退休”待遇猶感慶幸。

嚴祖佑覺得這個“無法退休”的群體相當龐大，僅他接觸的獄友就有幾十位。比之於右派或者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構成了一部沒有聲音的《人曲》。

“文革”結束後的平反冤假錯案，雖然聲勢浩大，主要對象仍舊是遭迫害的老幹部和右派知識分子，並未完全覆蓋底層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大量被上綱上線的普通犯人。

最近面世的作家徐星紀錄片《罪行摘要》顯示，“文革”中浙江農村中十幾位被打成反革命的農民，幾乎沒有人被平反。“文革”之後，他們各自頂着帽子，在冷眼和恐懼下度過餘生，只有兩個人的妻子沒離婚，很多人打了一輩子光棍。時隔50年，他們說出最多的詞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實際上，他們從戴上“反革命”帽子那天起，就一去不返。

幾年以前，在上海南市區的董家渡附近，一片拆遷的廢墟中，我見到過一位腰身弓得像蝦米的老人，像在一部電影的慢動作鏡頭中移過街頭，提着一個裝有兩個包子的小塑料袋，是他的午飯。

這位老人當年是紗廠的青年工人，在1957年公私合營引發的上海工潮中領頭，向公方幹部索要被剋扣的獎金，事後入獄，在囚牢和農場度過數十年。

直到“文革”結束後歸家，他已經蛻去了當初的任何青春痕跡，變得小心翼翼，充滿恐懼，卻又時常忍不住偷偷切齒咒罵。他一直單身，和同樣被勞教過一直單身的弟弟一起，住在被拆遷公司大錘敲破了樓頂、堆滿了垃圾雜物的老屋裡，每天到區圖書館看報紙打發時間，風濕病使得他的腰再也無法直起，只能像蝦米一樣前進。這個當年擁有青春、勇氣和技術的年輕工人，已經徹底在監獄和勞改農場被剝奪了任何的人生價值，剩下這個一無用處的軀殼，在大街上緩緩移過。

他沒有歸來，歸來的只是這個透明的影子，我甚至透過他的身體看到了廢墟圍牆上的大幅標語：堅決支持拆遷，配合世博會圓滿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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