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敵 陰毒美帝 令人髮指 死有餘辜 ——

       真相終於大白於天下：

       原來是美國派遣間諜大批潛入中國大陸內地

       收購了90%當地市場豬肉貨源之後

       全部秘密銷毀 導致供應奇缺 

       豬肉價格因此驚天暴漲

          聲音太小 你得放大音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Qcc_b-5aBg

http://blog.creaders.net/u/13303/201911/360321.html

http://blog.creaders.net/u/8994/201911/360417.html

http://blog.creaders.net/u/8994/201911/359751.html

又一個真相大白天下：

  *****************************************

  什麼人如此熱衷於如何左右控制群體氓流的

  意識心理 喜怒無常 ———— 是 組織：

什麼是“群氓”？群氓就是聚集起來的具有同一心理意識的人類群體，他們拒絕理性而複雜的思考，對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要麼全盤接受，要麼一概拒絕。“群氓”是怎樣產生的？按照作者的理解，乃是由於個人湮滅在群體之中，個體的理智、思考和自主性將會受到抑制，容易接受暗示，容易產生“羊性”，進而遵從群體的情感、輕信和衝動。民眾想要改變這個世界，但一旦陷入集體行動就會喪失理智，而很容易受到煽動者和野心家的影響。傳統政治學所依託的個人主義和理性原則在此作用甚微，認同、歸屬、恐懼、想象力、集體理想和感情力量等，都能成為個人被捲入群體情緒的因由。這種情緒極易引起對政治強人甚至獨裁者的呼喚，容易被政治催眠術所引導，為主宰一切而能滿足群體想象的政治權威（或制度權威）鋪路。

　　因為群氓的種種特質，現代政治的路徑受到了強烈的影響。例如，在面臨平等與自由的衝突時，政治家們總是向自由下手，而不敢觸碰平等的問題，因為群體天然趨向於平等；再如，群體喜歡極端的態度，傾向於強硬的行為，這對於溫和、冷靜而折中的內政和外交立場是很不利的。又如，它為現代政治的派別更替提供了一個天然的基礎，也給由外部着手製造人為動盪留下了廣闊的空間。群氓感情不穩定，常有集體性的歇斯底里，伴隨着狂躁和憂鬱，在所有的時候都缺乏中庸精神，給良性的政治帶來了巨大的難題。

　　如果我們深入作者頭緒眾多而略顯繁瑣的敘述中，就會發現一條簡明的主線。在群氓的所有特質當中，有兩種似乎相互矛盾的特質構成了他們的核心氣質：首先是群體和領袖的同一性，領袖的形象要貼近群體，而群體也能夠按領袖的形象進行自我暗示和重塑；其次是領袖需要具有群體所不具有的意志、決斷和組織想象的能力，領袖更類似於男人，而群體更類似於女人的角色。這種既同又異的核心氣質構成了群氓的真正本質。這中間的距離成為吸引力的焦點：如果距離過遠，自我塑造和暗示同化成為不可能，領袖或統治集團將失去其魅力；如果距離過近，又將喪失神秘感、 權威性和領導的基礎。

　　因此，在當代政治社會中，在爭奪“群氓”已經成為首要任務的政治角斗中，宣傳目標形象和暗示方法的構造正在日益成為核心的主題。最終，我們需要在集體無意識的前方建立一個距離群體自我理想認同很接近的正面目標，而通過暗示的方式讓群體在對敘述的消費中自行發現和構建這一目標。在這一策略當中，最關鍵的是確保通過暗示進行影響的路線能夠暢順地進行。一旦暗示轉變為明示，結果也就可能產生姿態的改變，誘導變成了灌輸和轟炸，群體也不再是追隨者，而是被追求者，結果宣傳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力量。

　　現代政治中群體的日益興起，迫使政治家及宣傳者的工作方式需要日益考慮人性訴求的具體張力、人心所向的每一細節。正如書中揭示的那樣，民粹勢力乃至民主競爭的運作端來於想象力，而以抽象人取代實際的人性來建構政治框架，這是現代政治理論研究的最大弊病所在。單單擁有理性是不足的，“想象”群體的情感狀態或許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群氓的時代》留給我們的思考是深刻的。在傳統的社會紐帶影響力逐漸弱化之際，網絡等虛擬空間成為“群氓”的集結地。在這裡，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群氓的缺點，看到他們的喜怒無常或激動難制，但中間似乎也存在可以利用的強大力量。現代社會“群氓”的形成似乎更容易，卻也更鬆散。面對群體的任務是沉重的，這不僅需要對群體心理學更深刻的理解，也需要多管齊下地探索影響不同群體的最佳實踐模式。

  人類最醜陋的體操――

   讀《德意志問候――關於一個災難性姿勢的歷史》

專制與強權是排斥個人思考的。在納粹的極權主義時代，“希特勒萬歲”成了德國人精神生活的全部。整齊劃一的聲音淹沒和歪曲了所有個人的心靈真實。德國社會學家提爾曼•阿勒特的《德意志問候——關於一個災難性姿勢的歷史》一書，對希特勒問候語這一帶來無窮災難的身體姿勢進行了社會學分析。專制不是一個人的戰鬥，而是一種群體性行為。有人說：“什麼樣的群眾就配有什麼樣的領袖。”納粹統治是在群眾狂熱的歡呼聲中推行的。大多數德國人學會了無條件地服從，將個人自由全部拋棄。不可理喻的群眾意志將整個世界拽入戰爭的深淵。

美國歷史學家戴維•懷曼說：“納粹是殺人犯，但我們都是被動的幫凶。”這種被動性來自納粹的語言、思想和符號的全方位強制。納粹所精心構建的強制性語言環境在無形中奴役着大眾的心靈。德國語文學家維克多•克勒姆佩雷爾指出：“納粹主義通過一些個別的、經由千百萬次重複而強加的，並被機械地和無意識地接受的詞、短語、語言形式進入人們的血肉之中。”擅長演講的希特勒窮盡一切辦法把群眾的情緒調動起來。他被危機中的德國民眾看成是扭轉乾坤、改造世界的英雄，連小學生也被教會了唱頌歌：“阿道夫•希特勒是救星、是英雄，/在遼闊的世界中，他最高尚，／為希特勒而生，／為希特勒而死。／上帝就是希特勒，他統治着勇敢的新世界。”強大的宣傳鼓動起群眾狂熱的戰爭衝動。極權主義者掠奪了公眾思考的自由。元首的指示包辦了一切。納粹對思想、言論和言論自由的控制是極端嚴密的。在嚴格的審查制度下，幾乎沒有獨立的思想存活下來。讚美是唯一的語言，無論是出於內心自覺還是言不由衷。群眾成就了獨裁。人們在“德意志問候”中成為納粹的附庸和同謀。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說：“居壓倒多數的人民在天性和態度上是如此地脆弱，以致用嚴肅的推理遠不如用情感更能支配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作家筱敏將這種畸形的“情感”稱之為“情感瘟疫”。納粹所煽動的群眾熱情和忠誠構成了一種僵硬的秩序。

希特勒問候禮的貫徹與推廣從表面上看是人際交往方式的轉變，實質上是極權儀式對日常生活的改造。在希特勒問候禮中，人們展開手掌、抬高右臂，指向一個至高無上的所在，無時不刻地表達着成員的歸屬感。阿勒特認為，希特勒問候禮不僅通過等級制度把自我表現的軍事化同過度的自我塑造結合起來，更重要的是，它表達了對拯救和道德重塑的期待。

學者趙毅衡曾出過一本隨筆集子《握過元首的手的手的手》(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希特勒的崇拜者認真地說：“恭喜你，你剛握了一隻手，此手曾經握過一隻手，該手曾經握過元首的手。”這種榮耀來自意識形態的強制和精心構建的“群眾感召力”。“在我們這個世紀裡，我們已經看到修辭學是如何支持像斯大林和希特勒這樣的暴君的。因此，說服力是一個中性的工具。暴君和領袖兩者都使用它。”([美]保羅•伍德拉夫《尊崇——一種被遺忘的美德》，林斌等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209頁)希特勒問候禮是在集體意志下偽造的一種德行。英國社會學家鮑曼指出：“在組織的意識形態中，準備做這樣一種極端的自我犧牲被表述為一種德行；準確地說，是被表述為註定要取締其他所有道德需求的德行。”([英]鮑曼： 《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等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頁）人們在向元首做出無條件服從的表態的時候，也將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完全拋棄。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認為群體太好衝動，太多變，所以群體不可能是道德的。法國社會學家塞奇•莫斯科維奇指出：“一個人一旦加入一個群體，深陷於一群民眾之中，就可能變得過分暴躁、驚惶、熱情或者殘忍。他的行為舉止與道德良心相牴觸，與其利益也相違背。”([法]塞奇•莫斯科維奇： 《群氓的時代》，許列民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希特勒問候禮之所以被稱作是一個災難性姿勢，這種災難不僅屬於整個德意志民族，更屬於每一個活生生的人。

在這一災難性姿勢的指引下，人們成為專制權力的附庸。“任何一種狂熱主義都會使靈魂枯竭，而‘狂熱’這個字確實是希特勒的歷次運動所喜歡的字眼。”([德]梅尼克： 《德國的浩劫》，何兆武譯，三聯書店2002年版)德意志問候是一場政治瘟疫，在歡呼聲中擴散蔓延，使德意志民族整體陷入惡行之中。群體的暴力是無名的，每個人受傷都沾着血，而每個人都若無其事。漢娜•阿倫特稱之為惡的平庸。“在‘希特勒萬歲’中，希特勒不過是一種投影用的套筒，裡面裝的是千萬人內心裡的一座烏托邦。”(第115頁)群眾的意志與法西斯主義的匯合，所產生的是一種毀滅性力量，不僅毀掉了成千上萬的生命，而且也毀掉了善良人性的美麗圖景。群體的病態總是從每一個個體的癌變開始的。罪惡可以用語言和文字來掩飾，卻無法逃脫心靈的拷問與折磨。

《德意志問候——關於一個災難性姿勢的歷史》
［德］提爾曼•阿勒特著孟翰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