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的五大勞教營 |
送交者: 幼河 2019年12月17日00:32:52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毛時代的五大勞教營 2017-06-23
夾邊溝
當年“右派”司繼才活着從夾邊溝勞教營活着出來了。他有一本當年在夾邊溝親筆寫下的日記。這本日記的唯一主題是飢餓和死亡。在這本被歲月翻閱得幾乎風化的黑色筆記上,密麻麻的陳年字跡中,筆者看到了有史以來飢餓和死亡聯繫得最緊密的記載:煮食人肉。 埋人回來的司繼才,路上聞到一股肉香,“又帶着一種腥味,和說不清楚的什麼味”。循味而去,兩個犯人在鍋里煮肉吃,還招呼司繼才同享。日記記載,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發白。司繼才奇怪哪裡來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頓時感到噁心。身為小組長的司繼才向管教報告後,吃人肉者得到懲戒,但飢餓和死亡不會由此停止。 在筆記和司繼才的記憶中,有大量夾邊溝死難者的記錄。譬如一個在土窯上寫下“坐以待斃”而後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個為了虛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傳活活累死的青年,手裡攥着家信;一個前來探親目睹丈夫被捆綁致死隨即自殺的婦女……這些記憶的一部分收入了楊顯惠著的《夾邊溝紀事》中,夾邊溝因此開始為人熟知,成為最著名的勞教死亡營。 在當時的中國勞教版圖上,夾邊溝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小農場,三千人左右的規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肅也遠非受人注目。特別的是,這3000來名勞教分子絕大多數是“右派”知識分子,包括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饑荒中餓死,倖存者只是零頭。“右派”的帽子沒有奪走倖存者的敘述能力,圍繞這個小地名,集中產生了數種文獻,《夾邊溝紀事》之外,尚有美學家高爾泰的《尋找家園》、何鳳鳴《經歷--我的1957》和邢同義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王吉泰的《大祭靈》、趙旭的訪談錄以及導演王兵的《夾邊溝》電影等,形成“夾邊溝現象”。楊繼繩以描寫三年大饑荒為題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夾邊溝。這或許是冥冥中的天命對於中國勞教記憶的特殊饋贈。 1957年6月,夾邊溝勞教農場開辦,原來是勞改農場;1961年底,夾邊溝農場因為死亡太多被關閉,以後被部隊接管。在短命的歷史中,夾邊溝體現了一個勞教營的全部特性,並發揮到極致:沉重而荒謬的強迫勞動,早已超出所謂“自食其力”的層次;嚴酷的人身剝奪和暴力鎮壓,與真正的監獄並無兩樣,勞改局下設勞教處,勞教犯和勞改犯人混同關押,管教可以為了偷一個蘿蔔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環境,住在戈壁地窩子裡,不僅無法脫逃,甚至離開勞教營只有死亡,以致出現高爾泰書中記載的“自由人追趕監獄”;“教養”宗旨的欺騙性,所謂的“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意味着沒有限定的刑期,後果更是赤裸裸的飢餓和死亡。 根據司繼才的講述,夾邊溝死屍成堆的被發現,並非出自上級有意調查,而是內務部長錢瑛司機的一次迷路。據說,當時場長還想把錢瑛等人捆起來,可見素日之驕橫。解救了夾邊溝倖存者的錢瑛,文革中被關入了秦城監獄,在監獄醫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夾邊溝,“右派”屍骨已為亙古風沙湮沒,多數變成了醫學院的實習標本。司繼才的筆記本,也沒有機會進入反右或大饑荒博物館。但國人畢竟知道了這個不起眼卻驚心動魄的小小地名。
興凱湖
1959年4月,北大數學系的“右派”分子陳奉孝和幾千名勞改、勞教男女犯人一起,從北京被轉移到中蘇邊境黑龍江密山縣的興凱湖農場。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勞教營,和勞改農場合二為一。陳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處勞教的譚天榮和他同批押送。 根據姚小平在《老照片》雜誌撰文,由於地近蘇聯,興凱湖有條特殊規定:越獄的犯人被抓獲,可以就地處決。幾名試圖通過冬天結冰的湖面逃亡蘇聯的囚徒,遭此厄運。 興凱湖農場是一片沼澤地,要靠犯人排澇造田,種糧自給,勞動量驚人,一個中隊二百多犯人要種近一萬畝水田。冬天則要頂着“煙泡”造渠修路,用赤腳踩碎水田上結的冰,攪拌凍土。勞動的強度,同處密山縣的雲山畜牧場發生的“奪命大豆事件”可為一證:由於在飢餓和秋雨中連夜搶收大豆,一夜之間有7人活活累死。 到處是沼澤和漂浮的草甸子,割烏拉草的犯人們不小心就會遭遇滅頂之災。犯人住的是和夾邊溝類似的地窩子,冬天的“煙炮”會把住處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則可以叮死人,一個跟管教頂撞的犯人被脫光了綁起來餵蚊子,三天后就死去。譚天榮先後關過興凱湖、清河和團河三個農場,在他記憶中,最苦的是興凱湖農場。 三年饑荒時期,興凱湖和夾邊溝一樣大量餓死人。跟陳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場一中隊的75名犯人,到1967年農場解散時活下來的只有29名,絕大多數死於饑荒。陳奉孝盡力記住了24個死者的名字。一個飢餓的犯人甚至撈住陳奉孝剛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裡。一次陳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屍去埋,挖坑時發現凍土下已經埋了一名死屍,索性兩人合葬。興凱湖埋葬死者的墳地之一叫太陽崗,似乎這些勞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紅太陽的光輝遇難的。 2002年,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況調查表》,總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來自偏遠的興凱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實驗歌劇院教員和“民建”北京分會副會長。這5人都死於饑荒真正發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至於饑荒中興凱湖死去的勞教者,並無文獻記載。 在興凱湖農場,有兩樣著名的發明:石棺小號和“三兩八”。前者是用於懲罰違規犯人的禁閉室,高一米左右,寬不足一米,長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線,形似一具石棺。陳奉孝在其中被關押了三個月。後者是饑荒時期北京市獄政的“科學發明”,讓關小號的犯人一天吃三兩八玉米窩頭或稀飯,據說是一位法醫研究出來:一個人只要不幹活,躺着不動,每天吃三兩七錢五的苞米麵就餓不死,四捨五入成了“三兩八”。據說有犯人如此被關小號一年多,竟然沒有餓死,足見此研究成果之“科學”。 《北京市監獄勞教志》記載,興凱湖農場是北京市勞改勞教局下轄的超大型農場,全場水陸面積13萬多公頃,同時管理勞改、勞教和所謂留場就業人員。到1966年因與蘇聯交惡、防範戰備風險移交地方時,前後共關押犯人14729人,勞教人員5635名,還有留場就業人員(所謂“二勞改”和“二勞教”)近15000名。如此規模和人數,只有清河農場堪與匹敵。 陳奉孝刑滿後“留場就業”,文革後回到了山東老家濰坊。2010年筆者見到他時,他的腿上還保留着當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銅錢大小的疤痕。他在興凱湖農場的同伴譚天榮,則在青島的一處兩居室宿舍中孤身度過晚年。20來年的勞教和“二勞教”生涯,完全奪去了他年輕時的物理學天才和“學生領袖”(毛澤東語)風采,以及愛情和婚姻幸福,但並沒有抽掉他衰老皮膚下的硬骨頭。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張元勛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憶錄,記錄他在清河農場的經歷。 清河茶淀農場,並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園。由於僻處渤海之濱,有着半島的特殊地形,又因鹽鹼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處置抓獲的“敵特分子”的中心。1957年下半年開始接收勞教人員,到第二年末已勞教6400餘人,在全北京市勞動營系統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農場勞教部門撤銷,現仍為北京最大的勞改農場。 張元勛1957年來到清河,這裡不通車,半島入口駐紮部隊,農場裡崗樓鐵絲網交織。張元勛所在的勞動營條件簡陋,就在營房周圍栽上一些電線杆,拉上8號鐵絲電線,圈出幾畝地。人粘在網上,電網並不停止運作,有時清早起來,看到電網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觸網自殺者。親歷者杜高根據公安部內部檔案記載,清華大學學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飢餓,企圖逃跑,爬電網觸電死亡,倒斃在離電網一米處”。 長年監禁,犯人的性需求成為無法解決的難題。張元勛回憶,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勞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體隔着鐵絲網對異性看守高呼“來操我吧”,為此不得不把看守換成女性。張元勛同隊的一個小青年因為長得清秀,成為多角同性戀的中心,受到開會批鬥。最離奇的一件事是,勞動隊養的一條母豬半夜裡被人強姦。 1960年開始,大饑荒不例外地掃蕩了這裡。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為6斤棒子麵,鮮草鍘碎了煮熟,攙和棒子麵做黏合劑,和豬食沒有區別。和夾邊溝一樣,勞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張元勛醒來,鄰鋪的犯人已經無聲地死在被窩裡。勞動隊的廁所在院子裡,有時早上起床,院裡倒着七八具死屍,是半夜去上廁所一頭栽倒的人。 浮腫到膝蓋的張元勛也擔任了埋屍任務,搭檔是一位神父。埋屍的地點在一處河岸堤壩,正是他回憶錄名字的來源。餓死的人或浮腫或乾瘦,體重變得很輕,“和一隻雞差不多”。幸運的是,他們或許能得到神父的祈禱。張元勛說,河岸上埋葬的餓殍大約有上千人,寫出來是一部現成的《悲慘世界》。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園發現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來自清河農場,其中絕大多數死於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學生,更有許多中央部委的幹部,此外還有和尚、阿訇各一名。死者全部是青壯年,在“勞動教育”的名義下被剝奪了性命。 1962年,清河農場倖存的人員被轉移到京郊團河農場“就食”,張元勛和譚天榮都在其中。直到這時,張元勛才確認自己脫離了死亡。死亡危機過後,又被送回清河。 勞改期滿的張元勛,先到管教科領取一張釋放證,隨即又到“留場就業處”報道,釋放證被收回。“二勞教”“二勞改”把刑罰變成了終身制。直到文革結束,張元勛才恢復自由身。
峨邊沙坪
78歲的鐵流住在北京東郊。他是四川人,在反右中與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送往峨邊縣沙坪勞教營。根據《當代四川簡史》,1957年四川劃右共約60000人。應運而生的沙坪農場成了流放的一大去處,一萬多名“右派”身入此處。諷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負責選址的兩位勞教局幹部。 鐵流在沙坪勞教營呆了大半年,轉往築路支隊修築鐵路。沙坪農場的飢餓不同於別處,從建場第一天就已開始。由於此前沒有農墾基礎,不毛之地湧入大量人口,口糧定額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還經過層層剋扣,到嘴裡只是一碗包穀麵湯。冬春的勞動量很大,管教的訓詞則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拼命開荒種糧,人民政府不會拿糧食白養你們”。 由於高寒的自然條件,農場的土地收不回種籽,口糧標準進一步下降後,死亡隨即大量出現。根據林憲君的回憶錄,三年大饑荒中全農場死亡人數過半,超過5000人。林憲君親手掩埋過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組開始有23人,數月後剩下7人,與其他組合併為20多人後,幾月後又減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無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幾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幾年後種上南瓜,得名“南瓜山”。2007年,鐵流重訪“南瓜山”憑弔。 沙坪農場的餓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時光。董時光是留美教育學博士,他的哥哥董時進是近來頗為著名的農學家,兄弟在易代之際的去就正好相反:董時進觀望而終於離開大陸,在台灣繼續研究土改;董時光則從美國回國,受周恩來親迎,在西南師範大學任教。“反右”中,董時光因“出言狂妄”批評黨員和主張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當時同在西師任教、與董時光為朋友的吳宓日記中,多處有董時光受開會批鬥的記載。遣送至沙坪農場後,董時光在飢餓面前低下了驕傲的頭顱,每次吃完飯都用指頭刮桶里殘留的漿糊充飢,並回答獄警“比美國麵包還好吃”。1958年,董時光和鐵流一起調往築路支隊,1961年出差路上飢餓,用呢毯換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氣吃完,不料腸胃飢餓過久無法消化,腸梗阻暴斃。
青海湖
如今的青海湖勞教農場早已廢棄,當年農場殘破的照壁上,領袖畫像和語錄字跡仍隱約可見。 1958年去西寧的路上,火車坐了3天2夜,陸錦碧的腳腫了。這位長在紅旗下的華東政法學院青年教師,因為響應系黨支部號召提意見而戴上“右派”帽子,被發配到遙遠的青海,在西寧郊外的工廠里勞動改造,由於表現好三年後“摘帽”。 但這只是幻景。由於當了著名法學家楊兆龍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處勞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連山下的八寶農場。 八寶農場建立於1957年,專門關押“右派”和其它勞教分子。陸錦碧回憶,農場高峰時期有1萬多人。農場緊鄰祁連山下,海拔達到近3000米,嚴重缺氧,夏天沙塵暴,冬天氣溫接近零下30度。場區沒有警衛,因為地處荒涼,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連山,有似當年紅軍西路軍失敗後的逃亡。陸錦碧來到農場,看到20幾個鋸掉雙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凍掉。 據原青海省公安廳幹部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一文記載,三年饑荒中青海勞教人員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000餘人,占總數16萬人的30%。杜甫筆下“古來白骨無人收”的青海湖,疊壓了新的白骨。 由於沒有食物,大量勞改勞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內地,自謀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陸錦碧在自製半導體中聽到,倖存者在港台電台中講述“十萬愛國志士,困守祁連山下”。 陸錦碧在八寶農場期間,冬天雪太大,壓垮了一座女勞教人員住的草棚子,棚子裡的19人全部身亡。這些女勞教大多原是中學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運動中,她們因為所謂“跳黑燈舞會、貼面舞”被送至青海勞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寶農場被撤銷,陸錦碧和難友們一路西遷,直至柴達木盆底邊緣、崑崙山腳下的伊克高里農場,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鹽鹼,像鏡子一樣反光,鹼蓬是少數僅有的綠色。農場原址是一處河南移民生產隊,隊員都在大饑荒中餓死和逃亡。 八寶農場或伊克高里遠不是青海僅有的勞教營。據《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當時青海的勞改勞教農場共達32個,畜牧場23個。以青海湖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農場(下轄五個分場,管理5萬犯人。德令哈這個聽來富於詩意的名字,當時卻是嚴寒、沙塵暴和刑罰的同義詞,有犯人被沙塵暴吹至失蹤。)、格爾木農場、香日德農場、諾木洪農場、哇玉香卡農場、查查香卡農場、馬海農場;海北有浩門農場、青海湖農場和八寶農場;海南有曲溝農場、塘格木農場(文革學生領袖蒯大富、韓愛晶以後曾關押在此)、巴倉農場、吳堡灣農場、新哲農場;海東有甘都農場。農場的總面積達到耕地總面積的23%;監獄系統向國家交售的“愛國糧”,占全省統購糧的接近四分之一。 環繞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勞動營。由於中央“移民戍邊”的意圖,大量出身不好的農民和水庫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視的“盲流”遷徙至此,構成龐大的罪人群體。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回憶,青海一時成了“監獄”的代名詞。《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僅大躍進後的三年,青海就調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勞教人員從外地送來,分散在各個勞動營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形容,整個青海省幾乎成了一座大監獄。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區勞改勞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區。據說當時上海和江、浙一帶的老百姓,在哄嚇孩子時,總是說:“再鬧,再鬧就送你到青海!”遣送過程一直持續,陸錦碧在青海就擔任了後來者的生產組長。到文革結束後遣送仍未終止,且犯人刑滿後一律不許回上海。《上海監獄志》記載,1965年上海市第一勞改隊整體搬遷至青海。文革後期,打群架入獄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獄友一批坐悶罐子棚車被遣送到西寧服刑,戶口也遷出上海落戶青海,陸錦碧擔任他們的生產大隊長。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滿,得益於公安部長趙蒼璧“犯人哪來哪去”的講話,回到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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