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50）：借調公社

賀長文

從旗里學習回來不久，公社成立專案組，我被借調到公社負責案子。同時到公社報道的好像還有五隊的北京知青常啟文。我人到了公社，生產隊的辦公室還留着，因為生產隊的專案還是我負責，所以有機會我也回生產隊。在生產隊時我聽從軍代表的領導，但並沒有什麼案子，僅僅是協助軍代表整頓了黨支部、領導班子和民兵。公社也派有軍代表——曹幹事，但到公社後，我的工作並不由曹幹事領導，也沒歸公社哪位領導或特派員管。我的工作實際上就是隨着運動的深入，有突發事件時上報一下。誰通知我的？誰安排我在公社獸醫站的辦公室工作？許多細節已經記不清了。這倒不完全是記憶力問題，主要是當時就沒搞清楚，根本就沒想這些事。就像被分配到薩如拉塔拉一樣，上邊怎麼安排，聽喝就是，個人也沒有更多想法。通知我到公社獸醫站去找郭萬義我就去了。郭萬義給我開的門。

辦公室安排在一排土坯房裡，窗戶朝南。北面是個門洞，門洞出口在東面朝南。牧區的土坯房大致都是這種布局，防風保暖。住了一段時間後才知道這個辦公室原來是獸醫站。隔壁武裝部的辦公室成了軍代表曹幹事的臥室。我則住在這排房西南的一間朝南的土坯房裡，這房大約6平米，除了炕只能擺下一張小書桌與一個爐子。公社是一級政府，所以其所在地設有相應的辦公機構。因為秩序還沒有完全恢復，許多單位都只有一個人，如有個武裝部長，有位公安特派員，好像都是光杆司令，沒有其他協助辦事的人員。不知是否是牧區工作的特殊性，也沒有什麼坐班一說。我沒事從不串門，也不知公社書記等人的辦公室在哪。

公社駐地沒有世代相傳的老屋，可能是幹部的流動性大，辦公機構與住戶都沒有院子。公社所在地有商店、糧店，還有小學校、獸醫站，除去公職人員基本沒有閒散住戶。因為有幾位單身幹部，公社辦有食堂。這可方便了我，讓我過上了類似城鎮居民的生活，一日三餐不用自己動手。放牧的日子裡，一般一天只有一頓飯，很晚才能吃上，而且經常吃不飽。住到公社與住在生產隊隊部一樣，我徹底擺脫了飢餓的糾纏，還有了個人單獨享用的住房。

公社駐地在坡上，遠遠的可以看見三隊隊部的房子及牧民的蒙古包。三隊的一些牧民與知青隔三岔五地到公社轉一圈，極為方便。說我負責全公社的專案，其實主要還是管我們大隊的事，其他生產隊有線索報上來就處理一下。我基本沒為運動的事去過其他生產隊，記得只去過一次烏日根塔拉生產隊，忘記為什麼去了。途中路過一對趙姓北京知青姐妹的蒙古包，裡面乾乾淨淨，擺設也比牧民的蒙古包要豐富漂亮，可能這就是精神的追求與文化的不同吧，留下了一點模糊的印象。1970年夏末，一打三反運動在全國已經普遍展開。五個生產隊陸續有揭發材料提交上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多處多次發現信號彈。頻頻發射信號彈是有敵特在活動，這在旗里學習時就重點介紹過。但沒想到我們公社離邊境、離三線建設工地都遠着呢，竟也有信號彈發射，那肯定也與邊境的緊張形勢相關聯，一時顯得案情急迫。牧民一般沒有時間概念，發現信號彈的具體時間往往表述不清。草原廣袤，人跡罕至，上報材料即使能講出個地名來，也只是一個地域的大致範圍，無法確定地面上的確切位置。而有關信號彈的數量、顏色，無論舉報得有多詳細，誰也提供不了殘留的信號彈實物。開始我對每一條線索儘量詳細記錄，都想認真追索。可到哪裡去落實呢？草原上交通不便，相距遠不說，下隊去核實沒有汽車，只能騎馬或駱駝去。而馬和駱駝在公社所在地無法長期放養，更不用講還要找個嚮導帶路，找個翻譯相隨。可是不下到生產隊，報上來的線索便無法追查。即便下到生產隊見到牧民，牧民也複述不清楚，還是什麼也落實不了，真愁人。一位牧民上繳了撿到的一件可疑物件——一個附有支架的金屬圓筒，像是個儀器部件，懷疑是境外投放的。我用手掂掂，很輕；仔細看看，上面沒有燒焦的痕跡，這東西肯定不是爆炸後的殘留物，但我也推斷不出它是做什麼用的。我向公社駐地的幹部們逐一請教，最後確認多年前曾有人見過這玩意兒，推測它是氣象觀測氣球爆裂後墜下的殘件。我那時哪兒知道還有氣象觀測氣球這個東西，天上從來沒看見過氣球呀。結果虛驚了一場。

比起張家口內的貧困農村，草原的生活是富裕的，但生存環境很艱苦。外來人口多是年輕力壯的青年人，他們至多是家庭成分較高，本人不會有大問題，所以我沒有介入對其他各隊盲流家庭成分的外調。但現行問題不能迴避。記得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不久，四隊上報的材料里講，一位牧民“污衊毛主席”，這個大帽子在當時可是個不得了的問題。材料揭發的是一位牧民早請示時在主席像前講了一些實際情況，什麼吃壞了肚子，拉稀，工作沒做好之類，經上綱上線成了污衊主席。我扣下了這份無限上綱的材料，沒去核實，也沒上報。貧下中牧缺少文化，這算不上什麼對毛主席的不尊重，沒人追查這件事就過去了，估計即使報到旗里也無人重視。

地富反壞右里也有不老實的。這次運動一來我隊牛鬼蛇神隊伍中的富牧分子——阿尤喜被舉報了，有人揭發她唱了黃色歌曲。我問蘇合巴特她唱的到底是什麼歌，他翻譯不出來，說是什麼花兒、蝶兒的，說不出具體的歌名，也說不清歌詞，那怎麼就能確定是黃色歌曲呢？問在什麼場合唱的？回答是在趕牛車拉水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中七億人只能唱有數的幾首革命歌曲，情歌自然成了黃色歌曲。我雖搞不清判定的標準，但我想花兒與蝴蝶什麼的就算是情歌，哼哼兩句也算不上什麼大的罪惡，反正也問不清楚就否掉了。牛鬼蛇神沙舊就更神了，據說他強姦了某位婦女。這兩人都是50多歲的老人了，聽起來不太合乎情理。生產隊為此開會批沙舊。我回隊參加了批鬥會，但沒有更深介入，因為情節有些不合理，又無法落實，從根子上我就沒法認同這是嚴重犯罪。

我隊的阿拉布英年輕時做過買賣，當過喇嘛，能說漢語，有這種經歷與本事的人，在文革初期都被懷疑有歷史問題。他是貧牧成分，是領導班子成員岡布茨楞的大舅子，曾與我一起在額爾敦高畢公社看守馬群有半年之久。因為他能講漢語，我們之間交流較多，對我幫助極大。我尊敬他，但對他的過去並不了解。運動一來，有人提到他歷史不清的問題，但僅是懷疑，提不出什麼事實依據。在地廣人稀的草原，自己不說，沒人知道你在外面幹了什麼。草原上當過喇嘛的人多了去了，不能因為他做過買賣，能講漢話，當過喇嘛，就憑空懷疑。像這樣的人我沒去追問，也沒有在本隊範圍內做些基本調查。實際上牧民中親戚套親戚的，也很難查清，真要去調查反倒會引發矛盾。

我們公社雖不屬邊境，但也能感受到邊境形勢的緊張，感受到潛伏的敵特在配合邊境局勢活動。因為信號彈事件不僅發生在我們公社，邊境地區與南部三線公社也多有發生。信號彈事件普遍缺少其他直接目擊者，在我們公社幾個生產隊幾乎都沒有旁證和物證。阿巴嘎旗的面積有阿爾巴尼亞那麼大，僅有兩萬餘人口，況且天色漸暗後多數牧民已鑽進了蒙古包，能有多少人同時看到信號彈？落實信號彈的案子頗為不易，又不敢輕易放棄，所以還得當作一條線索立案。我在公社工作的那段時間，沒揪出一個敵特或壞分子來，一條信號彈的線索也落實不了，工作無進展心裡着急。我也搞不清牧民們是否就像是交流學習毛主席著作體會一樣，人云亦云。軍管會與旗公安局可能注意到專案進展遇到的瓶頸，一次到旗里開會傳達了這樣的精神，即確認一個敵特是成績，否定一條線索也是成績。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辦案人員的思想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