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55）：荒原掘墳

賀長文

運動一個接着一個，高潮迭起。前面的事尚未搞清，新的又來了，這回是“一打三反”運動。 “一打三反”運動的依據是中共中央的《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1970年1月30日[1970] 3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1970年2月5日[1970] 5號）和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1970] 6號）。

一打三反運動的重心，在於“打”。據說到1970年11月底，全國共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184萬多名，批准逮捕各種分子28.48萬多人，其中判處死刑的9千多人，還有大批雖未判死刑卻被逼得走上自殺之路的人。“現行反革命”在被槍決前，被分成小組，天天拖着腳鐐、手銬，分別被帶到各處的萬人大會上鬥爭、示眾。各單位欲把“一打三反”推向高潮，都要借用這批活靶子，以“教育群眾”。

中央這些文件不許登報、廣播，更不許轉發和另出文件。[1970] 3號文件只發到省、軍級領導核心，以下各級均由省、軍級派人口頭傳達。“三反”的文件只發到縣團級。我當然看不到相關文件，但回隊後看到了有關文件的相關輔導資料——“六廠二校”“斗、批、改”的經驗之談。這六廠二校就是：北京針織總廠、北郊木材廠、北京新華印刷廠、二七機車車輛廠、南口機車車輛廠、北京第二化工廠六個工廠及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

這些單位的“斗、批、改”運動是毛主席派出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抓的。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向全黨介紹和推廣“六廠二校”的經驗，以此為樣板來指導全國“斗、批、改”運動。

我們得到的消息與資料雖晚，但經驗是普遍適用的。“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這是當前階級鬥爭中值得注意的新動向。”“最高指示”要“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我們能不抓緊工作麼？

王慶竹老婆的一貫道壇主問題不用查了，但王慶竹自己的歷史交代不清，有包庇自己反革命的老婆的行為則需要查清楚。

王慶竹滿臉的絡腮鬍子，在漢人中算是膀闊腰圓，很魁梧的那種。由於他年紀相對較大，履歷複雜，運動中自然受到“關照”。據他自己講，是在青海當勞工修機場。當勞工能穿上呢子制服嗎？在原籍，我們第一次調查的不夠詳盡，比如家庭背景、在家受過的教育、有無親屬在世、他何時離家出走、何時返鄉等等。在發現他老婆的問題後，對他老婆的家庭等也可以順便做一些深入的調查，但這些工作都未能及時做好，當時只注意查了他的階級成分。他老婆沒有被鎮壓，可見應不屬罪大惡極的那種，至於作風問題也只是緋聞。王慶竹常年在外，她年輕有點緋聞本算不上什麼，可在狠抓階級鬥爭的氛圍中，這些都成了嚴重問題。

我對待王慶竹像對待普通社員一樣，開始只是要求他如實填寫履歷（實際上所有盲流的履歷都是我一邊詢問一邊記錄的）。外調回來後我認為他帶着受監督的老婆出逃是個大問題，所以對他再次反覆交代了“政策”，讓他“竹筒倒豆子”（這是從資料上看到並能得以運用的詞），痛痛快快交代，實際上我已把他列為有問題的審查對象。他見過世面，老道，總跟我繞圈子，避重就輕。我從沒在他家住過，也沒到他家吃過飯，沒任何私交，所以對他說話時比較嚴肅。我沒有高聲嚇唬他，也沒有打罵，更沒有給他戴帽子。儘管如此，對他無疑也是施加了很大壓力。我暗示他老婆在原籍被監督勞動，想用這件事迫使他說清楚履歷，但他就是不能如實陳述這段歷史，對此我束手無策。我覺得沒有掌握證據詢問起來也沒有說服力。我的手段只有照本宣科，交代政策。政策宣講完，腹中空空，再沒詞兒可說了。問過兩次，無新的內容交代，也就沒必要再問了。我說服不了他，調查工作無進展，我們之間又陷入僵持狀態，一晃數月過去了。一次回隊得到了新的信息。有人反映他老婆下葬時曾隨葬埋了什麼東西。

這事查不查呢？不查就永遠落實不了，這個問題就會長期擱置下去。搞清楚總比拖下去好，何況此事查起來並不複雜。

文化大革命初始階段紅衛兵抄家、掘墳的事很平常。開棺驗屍在偵探小說里也是有的，我產生了開棺驗屍的想法。儘快沿這個新線索追蹤一下，搞清楚了，沒事還可以再繼續找線索，心裡踏實。當然我也抱有幻想，或許能像首次外調一樣真的發現新的線索呢。我向大隊班子成員、民兵連長馬克斯爾報告了此事。他想的更簡單，馬上決定武裝民兵擇日在隊部集合。

調動民兵我沒這個權利，也沒想過。原本僅僅想查實一下，現在成了大張旗鼓地民兵活動，我也找不出反對的理由。民兵集合那天，有騎馬的，有騎駱駝的，浩浩蕩蕩地從大隊部出發去挖王慶竹老婆的墳。王慶竹老婆埋在伊和灶火後面的梁上，空蕩蕩的荒漠中要找到一處低矮的墳頭本身就很難，更何況是座被風吹平的墳頭。幸虧有白音巴圖的大兒子給我們帶路，他也是民兵，當時曾協助王慶竹下葬了他的老婆。我們很順利地找到埋葬地，墳頭幾乎都被風颳平了，沒有留下明顯的標誌。這是一片黃沙土地，因怕野獸刨食所以屍體埋得比較深。沙土地很好挖掘，很快一股屍體特有的腐敗臭味散了出來，接着便看到由一領蓆子裹着的屍體。屍體已風乾有點像木乃伊。死者的一隻手裡攥着兩角錢，僅此而已。掘墳的事沒有獲得任何有價值的結果。重新平復了墳頭，線索斷了，我的心也涼了。

我想着事情的來龍去脈，事前怎麼沒想到問問有誰幫助王慶竹下葬的呢？如果我能冷靜地多思考一下，從幫助他下葬的社員處做些調查，可能就取消這次行動了。

掘墳的事，王慶竹和一起幹活的社員遠遠地都看到了。草原空曠，沒有秘密。這肯定使其顏面掃地，對他的打擊一定不小。沒有獲得新的證據，我也沒有再找他談話，開始籌備第二次外調。

這次我選擇了周鍾林與何鳳學做第二次外出調查。他們都是高中生，也比較成熟。

知青們總有些事要回京辦，一個知青回北京其他知青很快就知道了，或托他們帶東西回京，或托他們從北京帶東西回來。鍾林在下面放羊還好說，何鳳學就在農場工作。農場社員們幾乎天天在一起勞動學習，現在何鳳學走了，突然少了一個人，很顯眼。我對保密工作強調得也不夠，肯定在他們出發前，外調的風聲已經外泄，這對王慶竹無疑又是一次深深的刺激。

周鍾林與何鳳學剛走不久，草原上下了場大雪。大雪阻斷了公路，國家調撥的糧食卸在600公里開外的賽罕塔拉運不過來，旗里命令各公社生產隊組織駱駝隊運糧。駱駝身高腿長，不懼雪深，經得住折騰，也能負重。我們大隊駱駝多，自然要多出力。那天，大隊領導、各浩特長都匯聚到大隊部開會研究從哪些浩特抽調人和車去拉糧。這一去得個把月，還不能影響牧業生產，需要調配勞動力，調配駱駝。平時安靜的大隊部這天一下子喧鬧起來。來了這麼多人要吃飯，食堂首先忙起來。西邊緊挨着食堂的是小賣部，小賣部的買賣這天也興隆。小賣部的外間很大，一半是炕，領導班子就在這間屋子裡開會做決定。這間房子晚上是農場社員政治學習的地方，農場社員里漢族社員多，還有幾位東北蒙族社員，每晚他們就盤腿坐在炕上聽知青念報紙。

下午拉糧食的事情定下來了，浩特來的老鄉有的在買東西，有的在備車，準備天黑前趕回浩特。我在辦公室里閒坐，與王慶竹同住的忠岱悄悄地溜進了辦公室，神秘兮兮地說有重要情況匯報。自從他解除監管後，我們還沒見過面。他的到來我有點兒吃驚。他還是被監管時的樣子，說話小心翼翼的低着頭，只是天冷他沒有摘帽子。他說王慶竹這些日子有些不正常，不愛講話，默默地把自己的東西統統收拾了一遍等等。我聽後有點緊張，第一感覺是他那麼壯實不會準備拼命了吧？我說：“你別幹活兒了（指農場的活兒）。馬上回去看着他。我就在辦公室呆着，有什麼動靜你要馬上向我報告。出了問題拿你是問。”我的態度很明確，也很嚴厲。由於我現在搞專案，過去一起勞動時又監管過他，所以雖然現在我們都是社員，是平等的，但過去的影響還是存在。忠岱有點怕我，我也顧不了那麼多，事情緊急，我雖不是幹部，說話也挺硬氣。他連聲應着退出了辦公室。忠岱犯的是生活錯誤，不是政治錯誤，而且他的行為在蒙古族牧民中算不上大事，是他自己沒處理好才進了監獄。我有這樣的認識，便覺得他還是可以信賴與依靠的。出了這件事，我當天回不了公社了。

平時很難同時見到這麼多的大隊領導，知道大隊領導還在開會，忠岱走後我起身來到小賣部外屋門口，推門而入。領導班子的會還沒散。與農場漢族社員開會學習喜歡坐在炕上不同，牧民喜歡蹲着或盤腿坐地。領導班子成員正坐在地上圍成一圈說笑，中心放着一個大瓷碗，看樣子會議開得很順利，馬上要散了。我進屋就說，各位達拉嘎（蒙語“領導”的意思），我有事要請示一下。領導班子的會議被突然打斷，他們扭頭看着我，有笑的，有感到莫名其妙的。馬克斯爾一貫愛開玩笑，我們又一同放過馬，他當然更加隨便。他往碗裡添了些酒，蒙語中夾雜着漢語笑着說：“馬納渾（蒙語，有哥們兒的意思），來，來，先把這碗酒喝了再說。”其他人都笑了，說些我似懂非懂的蒙語和我開玩笑。我着急匯報，接過碗，飲水一般咕嚕、咕嚕把碗裡的酒幹了。酒直辣到心窩裡。我抹了一下嘴，便開始匯報王慶竹的事。王慶竹沒有任何現行犯罪行為，更沒造成損失，我僅僅是猜測，說清楚也難。我當時真是害怕出大事，才想趁領導們都在先匯報一下。聽了我的匯報，馬克斯爾年輕，懂一點漢語，先用蒙語告知其他領導班子成員，然後對我說，派兩個武裝民兵把他看起來。沒等其他人發言，我脫口而出說，王慶竹既不是犯人又不是牛鬼蛇神，這樣做不合適吧。我不願採取過激的行動，只想防範萬一。我這麼一講，馬克斯爾不說話了，其他人也沉默不語。沉悶了一會兒我說先讓忠岱在暗中監督着，其他人做好防備吧。我相信忠岱，他當過幹部，本質上不是壞人，也能按我的要求去辦。領導班子成員對我的提議沒提任何異議，事情也只能先這麼辦了，我轉身退了出來。

領導班子成員的心還停留在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上。我匯報的事太突然，他們不了解我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