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57）：農場知青

賀長文

我堅持調查研究，堅持用事實說話，自認為沒搞逼供信，最終拿到了馬步芳給王慶竹的任命書，之前推測他隱瞞了什麼似也沒錯，但問題尚未搞清楚，王慶竹就自殺身亡了，我心裡一直存着做錯了事的陰影。

在公社空閒時間很多，腦子裡便容易胡思亂想，不免由王慶竹想到我們的老隊長朋斯格，他是在挖肅運動中去世的。朋斯格我見過一面，他留給我的是典型的蒙古人粗壯的形象。在轟轟烈烈的挖肅運動中，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審查。牧民來隊部辦事一般都會當天回家或到附近的浩特里過夜，可他卻死在自己搭在隊部的噶廈里。隊部有空房間，他卻住噶廈，可見他當時的處境。據說朋斯格臨死的姿勢是手裡拿着火柴，那可能是為了做飯或取暖準備引火。雖經法醫檢查確認他是因病去世，但受審查的過程也可能就是誘因。有質疑才有必要請法醫來做屍檢，可見家屬和牧民都持懷疑態度。法醫解剖的時候，有兩位膽大的知青站在旁邊觀看。除此之外，有知青審訊了公社書記袁道，追問他是否參加過內人黨。看法醫屍檢可能是受好奇心驅使，審問公社書記就肯定參加了挖肅運動。這些當時我並不知曉。

不了解我們的成長過程與當時的大環境，也許很難理解知青為什麼初來乍到不了解當地情況就參加挖肅。我們這些十幾、二十出頭的青年學生，經歷了文革最初階段的革命洗禮，儘管落戶到邊疆也沒忘記毛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教誨。我們從小接受階級鬥爭的教育。對於一個嚮往革命、積極上進的青年人來講，保衛黨中央保衛紅色政權的責任遠比掙工分重要得多，怎麼能不參加運動呢？

1966年5月某天，在學校的物理實驗室，學校領導向學生幹部傳達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校領導的話音剛落便有學生領頭喊出“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我當時貼着牆邊站着都懵了，雖然也跟着舉手喊了口號，但底氣不足。怎麼還有人敢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毛主席雖然在北京，我們怎麼保衛他？解放軍呢？腦子裡瞬間出現了一連串的疑問，我們這麼做對嗎？所以舉手有點遲疑，口號喊得也不響亮。6月3日後學校秩序大亂，無法正常上課。

經過兩年的地覆天翻，階級鬥爭全面鋪開。全國各地一條常見的標語是“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毛主席揮手的畫像大街小巷乃至家庭隨處可見，有條件的單位更是興建了毛主席揮手的塑像。全國人民從上至下瘋狂了，一邊擁戴毛主席，一邊打鬥不止。學生們積極跟着形勢走，接二連三的打倒一批又一批幹部，迎接並學習着一條又一條的最新最高指示。中學生們運動着同時也被運動着，最終大部分中學生被運動拋棄，身份轉換成了知識青年。

毛主席說：“我們應該相信群眾，我們應該相信黨，這是兩條基本的原理。”相信黨比較容易做到，那就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中央文革指示什麼，自治區革委會布置什麼，咱們就做什麼。因為中央文革小組與自治區革委會傳遞的就是毛主席的聲音。當時參加挖肅就是跟着毛主席繼續“前進”。相信群眾就比較難做到了，要在群眾中挖出深藏的壞人來，不可能不傷及到其他群眾，結果便難免擴大化。青年正好是個容易犯錯誤的群體。我當時雖不在生產隊，但感覺到在我們生產隊裡肯定也展開了挖肅鬥爭。因為在我放馬走場之前參加的那次知青們表現敏感的聚會，就是因為牧民與知青之間短暫或局部範圍的猜疑所致。軍管後他人謹慎了，我卻被“運動”進來了。僅僅經過簡單培訓便上崗了，我不知這個專案該如何搞，一個文件或宣傳材料下來，跟着走就是。參加運動落在後面一般不會出意外，跟緊了難免碰到新情況，問題也就接踵而來。朋斯格與王慶竹這兩起事件的相同之處就是知青都在緊跟形勢，都認為自己在按政策辦事，但結果卻出乎自己的預料。

“一打三反”運動持續的時間較長，高潮迭起，前面的事情還未結束，又增加了階級成分複查這一新內容。填表的時候問題出現了，一批富農、富牧子弟的後代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他們填表時總不能在家庭成分一欄里填上富農子弟之子弟吧？家庭出身問題政策性很強，對人的影響是終身的，我有切身的體會。關於如何填寫這部分人的家庭出身並沒有明確的政策說明，所以我犯了難，這時想到了去請教公社新來的書記鋼巴特爾。

鋼巴特爾文革前是阿巴嘎旗的副書記，文革初期被打倒，但即使不在位了，他在牧民中的威望依然很高。我沒與他打過交道，要去他家請教心懷忐忑。那時的牧區人際關係比較簡單，公社所在地不大，住戶沒有院子，夏天時家門都大開着，誰要來訪邁腿就進屋了。

我帶着自認為很難解決的這個問題進了書記家門，誰知提出問題後鋼巴特爾略思片刻便答道：“填社員”。聽此答案我茅塞頓開，思慮多日的複雜問題迎刃而解。鋼巴特爾話不多，回答問題很乾脆。我在公社常駐，有段時間沒見到鋼巴特爾書記，後得知他到我們生產隊做調研去了，而且此去竟與我們隊的知青有關。這次運動初始，我曾認為清理階級隊伍、複查階級成分的事與知青和當地牧民的關係都不大。我在政治上永遠表現得很幼稚，實際情況比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

鋼巴特爾這次到我隊和北京來人有關，北京來人是調查在農場工作的知青有無叛國投敵之嫌，這麼重要的事當然值得書記親自去跑一趟，蹲點順便也做個調查。

北京來人其實就是學校來人調查趙健他們。想起我們剛到隊裡分組時，王志強要到我們這邊來我還挺奇怪。我們這邊五個人，他們只有三個人，王志強與他們同校，怎麼不在一起呢？後來聽王志強嘀咕過他們在校有點什麼事情。他也說不清，我們誰也沒打聽。只知他們幾人是沒有經過學校的批准來草原的。草原上勞動點分散，我們不在一起勞動，他們既然抱團我也無意多搭訕。後來竟發展到隔一牆而居，同一屋（食堂）吃飯，卻相互不搭話。

後來得知，運動中他們因不忍看到校長和老師們挨斗，聯合起來寫的一篇《解放校長江長風》的大字報轟動了全校，被認為是在為走資派翻案，是地地道道的大毒草。寫這樣的大字報當時是需要些勇氣的，觀點不同，互不相讓，導致矛盾不斷升級，最終將他們之中的王亞傑和趙健送入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毛主席說：“辦學習班是個好方法，許多問題在那裡可以得到解決。”紅色恐怖下的學習班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這些學生不願意參加學習班，更不願作為“現行反革命”被揪出來示眾，在徵得阿巴嘎旗安置辦公室張永銘、老金和組長常金龍等人的同意後，背着學校革委會與軍代表偷偷地上了火車，與我們一起來到草原。

據說他們曾經申請到黑龍江農墾建設兵團未被批准，這次申請到草原來開始也沒有被批准。我真沒想到，他們申請到草原的經歷與我有相同之處，卻又比我還艱難。

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與工農相結合，也不是你可以自由選擇的，一切都得服從安排。你想走不一定讓你走，你不想走，安排你走，你不走也不行。

學校不同意他們到草原來，他們便開不出證明，沒有證明遷移不了戶口，沒有戶口在草原就沒有口糧。他們的口糧全憑家裡寄來全國通用糧票維持，而將北京市糧票換成全國通用糧票當時也是需要出差證明的。所以他們初來時，比我們有更多的困難。他們既有逃離“紅色恐怖”的喜悅，也有怕被學校揪回去批鬥的擔心。他們日日提心弔膽，看到有陌生人從公社方向來也會恐懼。而學校也在擔心，怕他們會越境叛國投敵（荒唐至極），所以一直在尋找。了解至此，我才明白他們為什麼抱團，為什麼對軍代表那麼冷漠。

其實各校軍代表也不一樣，我校軍代表就曾組織過全校師生控訴過打砸搶行為的不端。我校物理老師丁紹增被抄家時，有紅衛兵小將用丁老師家的手搖鑽在他身上鑽了個洞。丁老師在大禮堂發言時全場安靜極了，他輕聲細語地像講課一樣敘述被抄家的過程，當他講到差一厘米就鑽到心臟時，會場騷動起來。有人驚訝，有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反攻倒算。但軍代表穩住了會場秩序，我雖不認識學校領導層的軍代表，但參加了這次大會我對軍代表有了很好的印象。我班的軍代表劉排長與我們學生的關係也很好，軍代表撤離後我和劉玉來、江城還專程騎自行車到懷柔水庫軍營找他玩過。在草原我沒有參加軍代表初次進駐生產隊宣布會計高特布貪污的社員大會，也沒感受到軍代表的舉措有哪些不當。

幾千萬的知青大軍都在上山下鄉，與全國軍管的軍代表一樣，具體到人和事差異可能有着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