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其實已經明暸，唯有在一尊帝的旨意或暗示下，病毒與疫情才可能被“雪藏”這麼些日子。此文將前後一些細節講述得比較清楚。

消失的警報：到底是誰把武漢病毒“雪藏”了13天   ZT

起點人文plus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花兒財經（ID：huaercaijing）

2020年1月17日，如果你是一位來到武漢的遊客，你不會想到，六天后，這座城市和她的900多萬居民會斷絕與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封鎖在一場前所未有的病毒的陰霾里。

當時，你也許已經聽到了一點零星的肺炎傳聞，但如果你去查一下官方的通報，就會放下心來：1月3日以來，到現在整整15天了，這座城市沒有發現一起新的感染病例，也沒有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如果你再搜索一下相關消息，你也許會讀到：1月14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組長徐建國告訴《科學》雜誌：“疫情程度有限，如下周無新增病例或將結束。”你沒有理由不放下心來：畢竟，誰也不會對傳染性肺炎這樣的事情掉以輕心，我們可是一個經歷過“非典”的國家。

1月19日，武漢百步亭社區舉辦了“萬家宴”。

接下來的事情，已經是我們每個人親歷的歷史……

2月17日，中國CDC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發表了論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其中的回顧性報告顯示：1月1-10日，武漢發病的醫務人員有18例；1月11-20日，這個數字已經達到了233例。

我們後來也了解到，“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在1月12日以“新型冠狀病毒高度懷疑”收治入院，這在當時已經不是個別病例。

也就是說，作為“人傳人”重要證據的醫務人員感染現象，早在1月上旬就已經出現，到了15日左右已經不再是個別案例，而為什麼有關部門和專家卻一直對外宣稱“沒有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

而這段時間的整體疫情又如何呢？一線醫生的感覺是：“我們看到的情況和現實報出來的的情況差太遠了。”

“我們所有醫院的醫生都知道這個事不對頭，因為我們看到的情況和現實報出來的情況差太遠了。”武漢一名大型三甲醫院影像科醫生告訴財新記者，肺部間質性改變以往非常少見，他所在科室每次遇到相關影像，甚至會引起科室內的學習討論，但在1月15日，其所在醫院發熱門診已經一天就能發現50個此類病變。（財新）

究竟為什麼，在整整15天的時間裡，武漢衛健委的病例通報為零？武漢衛健委當時掌握了真實情況嗎？國家衛健委派往武漢的專家們獲得了真實的信息嗎？究竟是專家誤導了決策部門和公眾？還是有關部門誤導了專家？

疫情“沉寂”了15天之後，1月18日凌晨零點十分，武漢衛健委通過官網發布通報：武漢市新增4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加下來的幾天裡，病例數開始激增：

1月19日通報：1月17日新增17例

1月20日通報：1月18-19日，兩日內新增136例

1月21日通報：1月20日，新增60例

疫情“沉寂”的十多天，剛好跟武漢市、湖北省“兩會”的召開時間一致，於是引發了網民的種種猜測：是否因為“兩會”召開，有關部門有意向公眾隱瞞了疫情？

武漢衛健委對17日之後病例數激增的解釋是：1月16日之前，武漢的疑似病例確診檢測，需要把樣本送到國家疾控中心去進行，這個過程很漫長，結果返回約需要3-5天；之後國家把檢測權力下放到了湖北省疾控中心。此外，1月18日之前，國家衛健委規定的確診方法只有一個：基因測序。之後，國家衛健委發布了《新冠肺炎診療方案》第二版，放寬了確診標準：基因測序與核酸測試，兩種方法二選一。

而事實上，這個說法只能解釋1月16日的病例數與後來幾天的反差，並不能解釋1月3-15日之間的零通報。因為，“必須送到中國疾控中心去做基因測序”這個確診標準是1月15日才公布的（《新冠肺炎診療方案》第一版），而且只生效了一天，第二天（1月16日），國家衛健委就把檢測權力下放到了湖北CDC。

也就是說，如果確診標準有問題，影響的也是15日之後的通報，而不是之前。

1月15日之前，怎樣確認病例？

1月15日之前，確認病例的方法經歷了兩個階段。

I. 未找到病原之前：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第一個階段是2019年12月26日到2020年1月7日，我國的醫療與疾病防控系統發現了這種新型肺炎，但還沒有找到病原，暫時稱其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在這段時期，確認病例的依據是：臨床症狀+胸部CT影像學特徵+以及已知病毒的排查檢測。依據這樣的標準，1月5日，武漢衛健委對外公布，武漢市一共發現了59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的發病日期都是在12月12日至12月29日之間。

II. 確定病原之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1月8日，國家疾控中心宣布，初步認定新型冠狀病毒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並且已經獲得了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病原體的確認使病例的病原學診斷成為可能。

1月10日，國家CDC完成了PCR診斷試劑的開發與測試，隨即下發給武漢。

1月11日上午7點，武漢衛健委發布通報，宣布通過病原核酸檢測，確認了41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同時宣布，“自2020年1月3日以來未發現新發病例。”（之後，新增病例為零的狀態一直持續到1月15日。）

也就是說，在1月15日國家衛健委規定只能通過基因測序來確診之前，武漢在確認病例方面並沒有受到明顯的制約：在收到PCR檢測試劑之前，可以通過臨床診斷+CT影像來發現病例；在有了試劑之後，核酸檢測不僅被允許，而且也具備條件。

在具備上述條件的情況下，武漢衛健委在1月3-15日的整整13天裡，一個新病例也沒有發現。

武漢衛健委在1月15日發布的一篇疫情問答里，還專門強調了這段時間的病例監測力度：“我市進一步加強了病例監測和搜索工作，一方面繼續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監測，另一方面在我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開展病例搜索，以便早期發現病例。”

然而，病毒真的在這段時間突然隱匿，變得難以發現了嗎？一線醫生顯然不這樣看的。

從元旦開始，符合症狀的病例就在迅速增加，做CT診斷的放射科醫生的感受最為直接。對此，財新做了很詳細的報道：

從1月3日，李雲華（湖北新華醫院放射科醫生，化名）就發現了三例肺部磨玻璃狀CT報告單，類似病例每天增加，而且增加比例呈直線上升趨勢。1月10日磨玻璃狀病例增加到30個的時候，李雲華就覺得事情不對勁了。雖說尚待嚴格的病毒檢測，但李雲華憑經驗認為，“我從沒見過增長這麼快的病毒，每過幾天翻一番，這個速度太駭人了。”李雲華由此不再敢相信官方宣稱的專家判斷，各醫院放射科醫生之間會交流疑似病例數字，情況都很不樂觀。 （財新）

劉力（武漢某三甲醫院放射科醫生，化名）則是從11日起不敢再相信官方通報。那一天，武漢衛健委通報，截止10日24時，初步診斷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劉力說自己當時就傻了，他明明知道武漢同濟醫院調到發熱門診支援的急診科醫生陸俊1月5日就出現了“無明顯病因”的發熱症狀，右肺CT片有片狀磨玻璃影。他重看從1月1日起的所有急診查肺的CT診斷……只看斑片狀磨玻璃的。劉力痛心地看到，從1月1日開始，先是個位數的增加，然後逐漸開始翻倍，“到1月15日的時候，我發現了50例。可是到這一天，衛健委還在報原來的41個。1例沒有增加。” （財新）

就這樣，整整15天在官方通報里“銷聲匿跡”的病毒，在現實中卻不斷地蔓延。它隨着求診的病人來到了醫院，盤踞在醫院，襲擊着醫生、護士和病人，再隨着交叉感染的病人們走出醫院，擴散到武漢的大街小巷。

王廣發：“當時，給我們的資料是41例確診病例。”

王廣發是國家衛健委派出的第二批專家組的成員，他1月8日抵達武漢，16日返回北京。17日出現感染症狀，21日確認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30日治癒出院。他因為在1月10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整體疫情“可防可控”，“沒有出現醫護人員感染”，所以在社交媒體上被一些網民指責不實事求是。

2月1日，他接受了中青報的採訪。被問及“人傳人”證據時，他回答說：當時的資料比較有限，“給我們的資料是41例確診病例”，從有限的資料來看，當時我們沒有看到明確的人傳人的證據。“原始的資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沒有拿到，判斷上就會失誤。”

王廣發感染新冠病毒，成功治癒後接受記者採訪。

不僅王廣發，當時也在武漢指導防疫工作的中國CDC副主任馮子健對醫務人員感染的消息也一無所知（《中國新聞周刊》）。馮子健後來接受《新京報》的採訪，被問及何時得知醫務人員感染的消息時，他回答說：大約是在19、20日，鍾南山抵達武漢之後才知道的。

一方面，病毒在迅速傳播，人傳人跡象在一線醫生眼中顯現無疑；而另一方面，專家們卻只掌握1月3日之前的病例。

在沒有獲得新增病例報告、不掌握醫護人員感染信息的情況下，專家組組長徐建國的樂觀態度就顯得可以理解：“疫情程度有限，如下周無新增病例或將結束。”專家們在對待“人傳人”這個問題上的謹慎態度也顯得無可厚非。這甚至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國家衛健委下發的第一版《診療方案》會把確診標準定得仿佛很“苛刻”：將樣本送至中國CDC進行全基因組測序。——以專家當時掌握的信息來看，疫情並不緊迫，也不嚴重（只有41例，而且已經有10多天未發現新病例了）。既然現實威脅並不大，那麼面對這個新出現的病毒，專家組願意按照更嚴格的標準，以免出現“錯分”，干擾研究的進行——這樣的考量完全在情理之中。

有人質疑：既然專家到了武漢，也去了一線，為什麼沒有了解到真實的情況？是不是專家太“官僚作風”了？而王廣發解釋說，他作為醫生在一線時，看的是一個一個的個案。也就是說，專家對疫情的整體把握，單靠個人親歷的視點是不足的，必然依賴相關部門提供的統計數據。

社交媒體上有人指出，中國CDC是國家衛健委下屬的公益事業單位，並沒有行政權力。國家衛健委派出的專家組，成員有的來自CDC，有的來自其他醫療機構，總的來說，他們都是進行實地調研的研究人員，雖然是國家級專家，但跟當地的對口部門之間，並沒有行政隸屬關係。他們要開展工作，其實非常依賴當地有關部門的“安排”和“配合”。所以即便到了一線，他們的所見所聞，也在較大程度上取決於當地部門的支持和協助，他們的研判和結論，也會嚴重地依賴當地提供的數據和資料。

不跟專家分享醫護人員感染信息，在這個問題上，武漢衛健委很難有站得住腳的理由。“感染”病例的概念比較寬泛，確診病例、疑似病例、觀察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都被視為感染病例，醫務人員中出現任何感染跡象，無論是否確診，都應該及時向專家組通報，進行重點討論和研究。然而從多方面的報道看來，在鍾南山率隊抵達武漢之前，醫護人員感染的消息似乎被嚴格地封鎖了起來，甚至連國家衛健委派出的專家和中國CDC有關負責人都不知情。 

“我在SARS10周年時寫道，蓋子不能捂，越捂越糟糕。對大眾也不能隱瞞……絕對不能掩蓋疫情，讓專業人員都無法了解真實的情況。”（王廣發）

1月31日，在央視《新聞1+1》節目中，白岩松連線了當時仍然在任的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節目裡，馬國強回顧了疫情防控早期錯過的重要節點：“1月12日、13日，又是一個重要時間節點。隨着病例數的增加，特別是泰國嚗出第一例從武漢去旅遊的人確診之後，我們採取了機場測溫、高鐵站測溫等措施。”

從中我們不難聽出，在1月12、13日的時候，武漢政府其實掌握了“病例增加”的信息，與此同時，武漢衛健委卻仍然每天在官網上通報：沒有新增病例。

在馬國強與白岩松對話的前幾天，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了央視的採訪，在談到武漢市前期疫情披露不及時的問題時，周先旺解釋說：對於傳染病信息的發布，地方政府必須要獲得授權之後，才能依法披露，請大家理解。

這樣的回答，一方面意味着，武漢地方政府掌握的信息比發布的信息要多；而另一方面又撞上了羅生門：疫情發布不及時究竟是哪一級政府的責任？武漢市政府究竟將什麼樣疫情信息進行了上報？是上報信息不完整，還是上級部門不允許發布？如果醫護人員感染這個蓋子，要等到國家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18日到達武漢之後才能揭開。這背後，到底藏着什麼秘密？讓人疑竇叢生。

政府綜合考慮疫病防控與社會安定，對疫情信息發布採取謹慎態度，本也無可厚非，但整體上應該遵循“外松內緊”的原則：對外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對內則應該高度重視，做到決策者、疾控部門與專業人士之間信息透明，決策者應該在專業人士的協助下，制定有效的監測和防控方案，部署、協調各個部門加以實施。

1月19日，武漢百步亭社區的“萬家宴”如期舉行。

“其實我們陸陸續續都知道這個情況很嚴重，但大家都不敢說真話啊。”李雲華說，“我們醫護人員們沒日沒夜工作，就是想和死神賽跑，搶救病人，這些病人都是跟我們同住一個城市的活生生的人，他們本不必遭受這麼大的痛苦。”（財新） 

按照系統的設計，任何一家醫院都可以將新發現的傳染病病例錄入系統，錄入之後，中國CDC和該院所屬的各級CDC都可以立即看到病例信息。直報系統大大提高了傳染病的監測效率，一個新病例出現，不需要層層上報，就能被中國CDC直接掌握。直報系統不僅提供了39種國家法定傳染病的上報通道，還有一個通道可以專門上報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然而，武漢從發現第一例病例開始，一直到1月24日，整整28天，都沒有使用這套系統。武漢採用了人工上報的方法，由醫院通過口頭、電話、郵件等方式報告給區一級衛健委和CDC，然後再經過市、省，逐級上報給中國CDC。這種操作讓疫情監測效率瞬間退回到了2003年的非典時代。不僅如此，整個上報過程中，職責不明、銜接不清、時間拖延的現象也普遍存在，導致很多病例漏報、延報。這些狀況，讓中國CDC掌握的疫情信息不僅是滯後的，而且是嚴重殘缺的。（見《財經》報道）

中國CDC副主任馮子健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被問及武漢當時為什麼沒有啟用直報系統，他的回答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個新發疾病，在傳染疾病報告目錄里是沒有的，調整網絡直報系統設置、人員培訓需要一個過程。”

這個回答令人費解。因為，直報系統專門為這類新出現的傳染病例提供了“不明原因肺炎”這樣的通道，並不存在“目錄裡面沒有”的情況。而馮子健並非不了解這個系統，他在2017年還專門就這個系統寫過論文。那麼我們就要問，他為什麼要這樣作答？是為了掩飾中國CDC的責任嗎？

中國CDC在這方面究竟有沒有責任？

一個系統如果沒有在使用，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系統的原因，系統出了問題，導致無法使用；另一方面是人的原因，該用的人不去用。在所有的報道中，沒有人提及系統出故障的情況，所以，可以排除第一個原因。那麼第二個原因，該用的人沒有去用，武漢所有的醫院都沒有通過直報系統上報病例，為什麼？

有報道提到，直報系統使用起來比較複雜，而很多醫生沒有受過相應的培訓，還有些醫生甚至不知道有這個系統。也就是說，系統雖然建成了，但在很多地方都沒有落到實處。直報系統在各地的有效使用，需要在當地衛健委的組織部署下，由當地CDC對醫院感控科的人員進行培訓，同時也需要當地衛健委對各個醫院的系統使用情況進行指導、管理和監督。

由於我國的行政體系實行分級管理，所以各級CDC都是本級衛健委下屬的事業單位，並不隸屬於上一級CDC。就是說，武漢CDC的上級主管部門是武漢衛健委，而不是中國CDC。所以，武漢各醫院沒有使用直報系統，追究起來，其實是武漢衛健委的責任。

我們看到，直報系統的使用情況，各個地區之間也是有差異的。1月15日，深圳就通過直報系統上報了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財經》記者採訪的上海一家醫院感控科人員，對上報流程非常熟悉：“不管哪一科的醫生，只要診斷出傳染病，必須填寫一張傳染病報告卡，報醫院防保科，由防保科上報CDC，不得有任何遺漏或者延誤。”

中國CDC長期以來沒有發現武漢在使用直報系統上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是有責任的。但主要責任，仍然在武漢市衛健委。所以，馮子健不能自圓其說的回答就讓人不解：拋出一個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解釋，來“掩飾”其實並不屬於中國CDC的責任——顯得有些說不通。其中是否另有隱情？

武漢所有的醫院都沒使用直報系統？這一點有些匪夷所思。如果說武漢衛健委只是平時在這方面疏於管理，導致不少醫院的操作有疏漏、不規範的話，表現出來的狀況，應該是各家醫院參差不齊，有的報，有的不報，有的報得准而全，有的報得馬馬虎虎；但是，幾十家醫院裡面，沒有一家醫院使用直報系統，就值得額外注意：究竟是都不會用？還是都不許用？

經濟學家華生，把這次疫情中的直報系統比作“馬奇諾防線”：本以為固若金湯、一定可以拒病毒於千里之外的直報系統，竟然形同虛設，絲毫沒有起到監測作用。

直報系統為什麼被棄之不用，目前並沒有看到很好的解釋。希望隨着時間的流逝，更多的事實會浮出水面，幫助我們解開這個謎團。

從正規媒體的報道中，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人傳人”證據書面報告並不來自武漢，也不來自國家衛健委前期派出的兩批專家組，而是來自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袁國勇同時也擔任港大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聯合主管、港大深圳醫院臨床微生物及感染控制科主管。1月15日，他帶領的團隊在港大深圳醫院確診了一起家庭聚集性疫情案例。這個家庭的7位成員中，有6位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中有5位近期往返過武漢，1位沒有，表現出明顯的“人傳人”特徵，而且6位感染者之中，有1位沒有表現出症狀。

1月17日，袁國勇將這一發現以書面形式發送給了中國CDC主任高福本人和廣東省CDC，提示人傳人和無症狀感染風險。

1月18日，鍾南山率領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來到武漢。袁國勇也作為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一同到達，成為專家組中唯一一位來自香港的成員。

1月19日下午，鍾南山院士結束武漢考察，對外發出預警。

我們不知道，如果沒有這份來自武漢之外的報告，鍾南山院士是否會在18日來到武漢，醫護人員感染的消息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向公眾宣

回溯疫情發展的這段時期（1月3-17日），人們對有關部門的通報沒能如實反映真實狀況、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阻止疫情擴散感到憤慨，問責之聲不絕於網絡。

武漢有關部門最先的解釋，是確診標準妨礙了病例的確認速度，導致大量病例沒有及時被確診。（但通過我們的分析可以看到，這種說法並不能解釋15日之前的零通報。）之後又有武漢市領導表示，地方政府只有獲得了授權，才能發布疫情。隨後又有領導表示：內心充滿“內疚、愧疚、自責”，如果能“隨着病例的增加”，在12、13日採取更嚴格的防控措施，事情應該會有所不同。 

社交媒體上，也有評論者將矛頭指向專家，指責專家不斷地對外宣稱沒有發現人傳人證據，誤導了政府，誤導了大眾。

後來，官方和國家高級別專家組專家的一致回應是：“這是一種全新的病毒，一開始人們對它知之甚少，因此需要一個加深對其了解的過程”。

然而，當我們越是了解一線醫生在疫情早期的經歷和感受，就越能夠看到，這個“加深了解”的過程，是怎樣被人為地拖長了：

“隨着接診越來越多的類似病人，越來越多的醫生從臨床看到不同尋常的肺部病毒感染，而且人傳人的跡象也越來越明顯。但多數醫生們不敢公開發聲，’怕被警方傳喚’。”

”當初正是這份處理八名‘違法人員’的警方公告，猶如一道緊箍咒套住了眾多醫生。”（財新）

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對任何政府、任何行政體系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但如果我們有一個更開放的言論環境，當體制運轉出現問題時，至少可以有一種糾偏機制，讓問題更早暴露，引起各個部門、各級政府的重視，更大的災難也許就可以避免。

就這次疫情來說，一線醫護人員是疫情早期最靈敏的觸角，也是抗擊疫情的最直接力量。發現疫情的是他們，戰鬥在一線的是他們，處境最危險的也是他們。但他們的聲音卻被嚴密地阻斷了，最終導致醫務人員成為這場災難中付出了最大代價的群體。

李雲華向財新記者透露，1月6日，新華醫院的一位呼吸內科醫生肺部CT顯示有一小塊陰影，呈現磨玻璃狀，也沒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當天院方召集各科室負責人開會，不得把相關情況泄露給外界，尤其不能告訴媒體。……“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月20日。”李雲華說。

醫生病了，無人認賬，顯然有一種“指令”在起作用。李雲華透露，院方不僅不公開醫務人員感染情況，甚至出台一條“奇葩規定”——本院醫護人員CT檢查，對於肺部不明原因肺炎待排除的，CT片子及結果一律不給本人，由科室統一交給醫院內部的感染管理科。財新記者採訪的武漢多位醫生都透露，他們的醫院也有類似規定——“檢測結果不公開，陽性結果以電話通知”。（財新）

2月10日，湖北省衛健委書記和主任被雙雙免職。2月13日，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也被雙雙免職。這樣的消息，似乎向大家提示了疫情防控不力的責任所在。但社交媒體上，也有人為“免職”做了這樣的注釋：“免職只是意味被免職人不再擔任原職務，一般不具有懲罰性。”2月13日，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了美國媒體的採訪，記者問到，湖北兩位高級別官員被免職，是否因為他們做錯了什麼？崔大使回答：在這樣特殊的情況下，這種人事調整是為了給予能者更多責任，也是重任。

隨着疫情爆發、受控，又逐漸被遏制，早期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時的問題，仿佛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然而，只有還原真相，只有真正了解究竟是什麼讓舉國上下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我們才能汲取教訓，避免未來的災難發生。

疫情防控需要研判、決策和實施這幾個環節環環相扣，每個環節都缺一不可。疫情從幾十個病例，演變為今天這場波及全國的災難，要分析其中原因，需要對這幾個環節都加以考察。目前我們能看到的公開討論、爭議、分析和採訪報道，大都集中在研判部門，而研判部門作為一個“技術部門”，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決策部門和組織實施部門的指引、支持與配合。只有對研判、決策和實施這三個環節進行全面綜合的考察，我們才有可能還原事情原委，真正汲取教訓。

這次疫情讓我們看到，做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做為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在這個高度依賴協同的龐大而複雜的系統中，“牽一髮而動全身”已經遠遠不是一個比喻。如果沒有信息透明機制讓各部門相互協助、又接受監督，在危機面前，任何一處的失職、腐敗、不作為，都會讓整個系統付出昂貴的代價。

2月7日晚上九點半，李文亮醫生去世的第二個晚上，武漢市內響起了哨音和喊聲，困守家中的人們用這種方式來紀念這位去世的醫生。

人們紀念的並不只是李文亮。李文亮讓成百上千的“死亡病例”有了一張鮮明的面孔：一位80後，工作之餘追劇逛街，愛吃炸雞腿，一位丈夫，一位兒子，一位父親，期待着即將到來的第二個寶寶，嫌愛樂維“好貴”。他就像我們身邊的某一個人，或者，他就像我們自己。

他是8位“造謠者”之一。人們為他感到不平：如果他的聲音不被壓制，也許疫情會在早期就被控制，也許事情不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媒體也因此稱他為“吹哨人”。

他就像一個縮影，一個黑色的悲劇寓言，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周里，一步一步地提示着我們錯過的每一個機會，每一個節點：12月30日，武漢錯過了他的“哨音”。1月12日，當他重症入院的時候，正在調研的專家“錯過”了他的病例。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一位醫生正躺在ICU的病床上，心裡在想：‘’通報怎麼還在說沒有人傳人，沒有醫護感染”。

但願，千百位逝者付出了生命代價換來的教訓，不會被我們最終錯過。

2月7日晚上，當哨聲和喊聲在武漢城中響起的時候，也許，每個人心裡都會閃過一些疑問：究竟是誰，在什麼時候，因為什麼原因，做了一個什麼樣的決定，讓上千萬人今晚在這裡坐困圍城？ 又究竟是在哪一個瞬間，李文亮醫生和成百上千的人，不可挽回地與生的機會擦肩而過？

對這些問題的追索和回答，才是我們對逝者最誠摯的紀念，也是我們對生命的守護和祈願。

翟鵬霄（微博ID：翟鵬霄） 

2020年2月23日（修改於2月25日），上海

關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