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蘇聯作家放棄諾貝爾文學獎內幕 zt |
| 送交者: 清風 2001年12月10日19:54:0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
為了不辜負公眾對他的關注,他集中全力、滿懷激情地撰寫着自己反映俄羅斯精神生活的藝術遺言——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 1954年秋,奧莉加·弗賴登貝格從列寧格勒來信問他:“我們這兒傳聞你獲得了諾貝爾獎。這是真的嗎?要不,又怎麼會有這種傳聞呢?”“我們這裡也有這樣的傳聞,”帕斯捷爾納克回答她說,“我是最後一個聽說的。我知道得比大家都要晚,是從第三者那兒得知的……與其說我期望,還不如說我擔心這一流言會成為事實,儘管這一獲獎伴有誘人的、必不可少的領獎之行,飛入更廣闊的世界,交流思想,——因為我不能夠按慣例像一個普通的上發條的木偶那樣按部就班地去進行那一旅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有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可別讓這一切給弄糟了。要知道,這可是巴比倫之囚啊。看來是上帝垂憐——這一危險終於過去了。顯然我曾明確被提名為候選人並擁有許多人支持。比利時、法國和西德的報刊上都曾談及此事。人們看到、讀到那些消息,也就談論開來,後來人們從‘BBC’電台聽說(我把我所聽到的在此如實轉述):似乎本來是我被提名,但有人考慮到當時的世情,便請求提名機構同意讓蕭洛霍夫替換我作候選人。委員會否決了該項請求後,提名海明威為候選人,也許資金會授給他……不過,即使是在人們的初步看法上能被置於與漢姆生和布寧等同的地位,以及哪怕是由於誤會才與海明威並列,都足以令我欣喜了。” 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於一年後完稿。其法文譯本頗受1957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艾伯特·加繆的喜歡。他在瑞典科學院的講演中以讚許的口氣談到了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因在現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領域中所取得的傑出成就”而被授予諾貝爾獎金。帕斯捷爾納克收到諾貝爾獎金評定委員會秘書安德斯·埃斯特林拍來的電報後於1958年10月23日答覆道:“非常感謝、欣喜、自豪、誠惶誠恐。”伊萬諾夫一家、丘科夫斯基一家等鄰居都向他表示祝賀。他收到了許多賀電,接待了不少記者。季娜伊達·尼吉拉耶芙娜已在考慮要給自己縫一件什麼樣的衣裙穿着去斯德歌爾摩。由於小說出版而遭受到的所有苦難、壓制,中央委員會和作家協會的傳喚似乎都退居其後了。諾貝爾獎——這是完全的、絕對的勝利和讚揚,是給與整個俄羅斯文學的榮譽。 然而第二天一早康·費定突然登門,他沒有向正在廚房裡忙碌的女主人打招呼,便徑直上樓進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書房。費定以將在各報刊上整治他相要挾,威逼帕斯捷爾納克立即抗議性地拒絕領獎。帕斯捷爾納克回答說:沒有什麼能迫使他拒絕接受已決定授予他的這一榮譽,況且他已經答應了諾貝爾獎金評定委員會,不能讓別人認為他是一個忘恩負義的騙子。他還斷然拒絕與費定一同去其別墅會見等在那兒準備向他作解釋的中央委員會文化處處長波利卡爾波夫。 在那些天裡,我們每天都去佩列傑爾基諾。父母沒有改變自己的生活節奏,繼續工作着。當時他正在翻譯斯洛伐茨基的《瑪麗亞·斯圖爾特》。他很開朗,也不看報紙,還說為享受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榮譽,他準備承受任何損失。正是在這樣一種心情的支配下,他給作家協會主席團寫了一封信。然而在開會時卻並未宣讀他那封信,反而根據馬爾科夫的報告把他開除出作家協會了。我們曾多次試圖從作家協會的檔案資料中找出那封信來,但始終未能找到,也許是被銷毀了。在返回佩列傑爾基諾前,父母愉快地談起了那封信的內容。該信包括22個要點,我記得其中有這樣的話: “我認為,作為一個蘇聯人,我仍可以寫《日瓦戈醫生》,再說,該書完稿之時,杜金采夫的長篇小說《不只是為了麵包》已獲出版,那給人造成了一種解凍的印象。我把小說交給了意大利共產黨人出版社,並期望經過書刊檢查後的版本能夠在莫斯科問世。我同意修改所有不被接受之處。我認為一個蘇聯作家的才能要比其實際表現出來的才能更大。我把小說原樣交出,希望能得到批評界友善的指教。 “我在向諾貝爾獎金評定委員會發致謝電時沒有想到授獎給我是因為這部小說,而認為,如其授獎通知所述,是因為我所做的全部文學工作的總和。我是可以這樣認為的,因為早在該小說尚未寫成以及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該小說之時,我就已曾被提名為獲獎候選人了。 “沒有什麼能迫使我放棄授予我——一個生活在俄羅斯,從而也就是蘇聯人的現代作家——的榮譽。不過,諾貝爾獎金我打算交給保衛和平委員會。 “我知道,通過社會輿論的壓力,一定會提出把我開除出作家協會的問題。我不指望你們能公正處理。你們可以槍斃我、驅逐我、隨心所欲地處置我。我預先寬恕你們。但你們別高興得太早了。這決不會給你們帶來幸福與榮譽。請記住吧:幾年之後你們仍將不得不替我恢復名譽。在你們的經歷中,這樣做也並不是第一次。” 一種自尊、獨立的立場使帕斯捷爾納克頂住了報刊發起的各種侮辱、威脅和咒罵。他擔心我在工作上或列娜在大學裡會有什麼麻煩事。我們千方百計地安慰他。我從愛倫堡那兒得知並告訴父母:在這些天裡,西方新聞界已經掀起了一股支持他的大浪潮。 然而,當他10月29日去莫斯科與伊文斯卡婭通過電話之後,對這一切就不再感興趣了。他到電報局去拍了一封電報到斯德哥爾摩:“鑑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我被授獎所做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領獎,請勿因我的自願拒絕而不快。”另一封電報發給中央委員會:“請恢復伊文斯卡婭的工作,我已拒絕領獎。” 傍晚回到佩列傑爾基諾時,我簡直沒認出父母來:他臉色蒼白,毫無血色,眼裡顯出疲乏與痛苦的神色,對所有的問話都這樣回答:“現在一切都無所謂了,我已拒絕領獎了。” 然而,這一犧牲對任何人都已不起作用了。它絲毫未能改善他的處境。不論是在兩天后召開的莫斯科市作家全會上還是在會後的那些飽含“民憤”的文章中,任何人都沒有提起此事。莫斯科的一些作家請求政府剝奪帕斯捷爾納克的公民權並將其驅逐出境。父親聽到季納伊達·尼古拉耶芙娜說她因不能離開故土,列娜又決定要和媽媽呆在一起而不願與他同行時,簡直痛苦極了。當他聽到我說不論他被驅逐到哪裡我都願伴他同行時,又欣喜若狂。驅逐本來要立即實施的,假若不是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與赫魯曉夫進行了電話交談的話——尼赫魯已同意領導一個保衛帕斯捷爾納克的委員會。為了把這件事壓下來,帕斯捷爾納克必須簽署一個長官們同意的致《真理報》和致赫魯曉夫的信文。問題不在於那些信文內容的好壞,也不在於文中是懺悔多還是自我肯定多,關鍵在於那些信件不由帕斯捷爾納克擬寫,但一定得要他署名。一想到這種對其意志的凌辱和強暴其實對誰都是沒有必要的,心裡就特別的難受。 許多年過去了。現在我已到了父母1958年時那樣的年紀。就在父母從1914年至1938年居住地旁邊的造型藝術博物館裡,“帕斯捷爾納克的世界”展覽開幕了,時間是1989年12月1日。瑞典大使伯納先生將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證書帶到了展覽會上。紀念品決定在瑞典科學院和諾貝爾獎金評定委員會為1989年獲獎者舉行的招待會上隆重交付。伯納先生認為我應該到斯德哥爾摩去領取這一獎品。我回答說:我覺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安排好這件事情。是伯納先生去徵得了諾貝爾獎金評定委員會的同意,大使館和文化部也在幾天之內辦好了所需的各種手續,7日,我才攜同妻子乘上裝飾有聖誕小鈴的飛機,飛往斯德哥爾摩了。 前來迎接我們的是以研究20年代俄國先鋒派著稱的拉爾斯·克萊伯格教授。他一直把我們送到1989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及其親朋好友下榻的、該市最好的旅館“格蘭德大飯店”。吃過送到房間裡來的便飯之後,我們便躺下睡覺了。 清晨的陽光透過窗帷,照醒了我,我一躍而起,隨即便看見了瀕海湖的一個支流,橋梁,準備離岸駛往斯德哥爾摩城所在島嶼的輪船。對岸則是呈圓丘狀的老城市島,島上有王宮、大教堂和證券交易所大廈(瑞典科學院就設在證券交易所大廈的二樓),以及狹窄的街道、聖誕節集市、許多小鋪和各種風味獨特的小餐館。在它旁邊的一個島上立着國會大廈,另一島上是市政廳、歌劇院,花園的上方是一個正在發展的商業城。 這一天,我們是與尼爾斯·杜凱·尼爾森教授和皮爾·阿恩·巴登一起度過的。尼爾森教授在30年前的1959年夏天來找帕斯捷爾納克時,我們就認識了。巴登寫過一本談尤里·日瓦戈的福音組詩的書。我們一起散步、吃午飯,觀看國家博物館豐富的收藏品。報界人士向我們詢問此行的意義。 第二天,12月9日,在有各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瑞典大使和蘇聯大使以及眾多賓客出席的瑞典科學院的隆重的招待會上,科學院常任秘書斯托勒·艾倫教授將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的諾貝爾獎紀念品交給了我。他宣讀了父母於1958年10月23日和29日所拍發的兩封電報後說,瑞典科學院確認帕斯捷爾納克拒絕領獎是出於被迫,現於31年後將其紀念品交給他的兒子,並對該獲獎者已不在人世表示遺憾。他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我作了答謝發言。我感謝瑞典科學院和諾貝爾獎金評定委員會所做出的這一決定,並說:我領取諾貝爾獎的這一榮譽時悲喜交集。諾貝爾獎本應把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從孤獨和遭迫害的境況中解救出來,可結果卻導致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半的時間裡飽受新的苦痛與磨難。他被迫拒絕領獎和在交給他的致政府的信上署名是一種公然的強暴行為,它折磨着帕斯捷爾納克直至其生命終止。他生性廉潔,對金錢毫不在乎,可非常珍視在他去世之後的現在才終於獲得了的這一榮譽。我願意相信,當今世界所發生的、並已促使今天的事件成為可能的良好變化,確實能使人類像我父親所期望並為之而工作的那樣和平、自由地相處。我只能這樣非常概略地轉述我發言的內容,因為我當時沒準備發言稿,也太激動,所以現在很難準確地一一回憶起來。 12月10日舉行的隆重的1989年諾貝爾獎金授獎儀式,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莎土比亞和他的“哈姆雷特”。我覺得我已經明白了莎士比亞為什麼會為該劇選配斯堪的那維亞的場景。簡短、莊重的發言和奏樂一個接着一個,禮炮轟鳴,國歌高奏,滿場是穿着古老的禮服燕尾服和袒胸露背的衣裙的人們。正式儀式是在音樂廳舉行的,有數千人參加的宴會和舞會則在市政廳舉行。市政廳本身的建築風格,還有那環繞大廳的遊廊,都使人想起中世紀時代,但其民族精神和許多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傳統的生動體現還是出自大學生們的歌聲之中,出自吹奏器樂之中,出自盛裝侍者的步履之中——那些盛裝侍者沿各遊廊步入大廳,給我們送來食物,陪伴國王和王后,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及貴賓們出廳。 在這個令人大開眼界、大飽耳福的盛會上,姆斯季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出現在寬闊樓梯的平台上卻是令人沉悶、壓抑、悲從心起的一幕。他在作表演之前先講了如下的話語:“國王和王后陛下、尊敬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女士們先生們:在這個美好的大喜日子裡,我想提請你們注意偉大的俄羅斯詩人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他在生前被剝奪了領取諾貝爾獎並享受該獲獎者的幸福與榮譽的權利。請允許我以其同胞和俄羅斯音樂使者的身份為你們演奏巴赫D小調組曲中的‘薩拉班達’大提琴獨奏曲。” 大提琴用哈姆雷特在克勞狄斯酒宴上的獨白那種悲愴的音調哀吟着,巴赫那深不可測的樂曲之中流露出痛苦的客西馬尼情調: 喧囂聲已沉寂。我走上前台。 身靠門框,留神地細聽, 我要從往事的餘音之中, 揣度出我今後半生的歷程。 宴會結束後,羅斯特羅波維奇和加林娜把我們帶到會客廳,國王和王后正在那兒接見貴賓。我們被介紹給國王和王后,相互都說了一些友好的話語。第二天一早,我們便飛回了莫斯科。 (摘自《心靈的隱秘——外國名作家生活的另一面》,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本文原作(俄)葉夫根尼·帕斯捷爾納克,胡世雄編譯) |
|
![]() |
![]() |
| 實用資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