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青春（77）：餘音終斷

賀長文

9月底聽說住在隊裡的知青買了籃球，支起了籃球架。草原上沒有樹，弄點兒木材很難，何況籃球架底座要用的是很粗的方子，所以能支起籃球架在生產隊絕對是件大事。那會兒籃球運動在牧民中間尚未展開，籃球架實際上就是為農場知青修的。得到這個消息，我便想回去看看。草原生活節奏之慢城市人想象不到。籌劃日久，回生產隊那天正趕上陰天。9月末的草原已經很冷了。

回到自己的平房，袁大偉正忙着準備開拖拉機去呼市。這次遠行他還要順便帶大江布拉及其夫人查干德勒一起去呼市看病，大江布拉的女兒拉哈木同行，所以袁大偉準備得也特別認真。大偉忙得不着屋，留下我獨守空房，不由產生一種淒涼感。天冷心更冷，籃球在隔壁知青的屋裡。心情不好，從屋裡出來路過隔壁的房間也不願意去借籃球。我直接出了門洞到屋後去看籃球架，全木製的球架，基座被幾塊大石塊牢牢地壓着，前面的一片空地已經平整過了。我試着起跳，感覺地面發軟，身體發沉。隨後我徒手做了幾個投籃動作，轉身去了食堂。走到半路呼地一陣大風颳來，塵沙漫天，吹得我向前一個趔趄。只聽得背後喀嚓一聲，我扭頭一看，籃球架竟被大風颳倒了。不順啊！轉過臉看見對面頂着風來了個人在喊我，告訴我食堂有我的電報。我以前從沒收到過電報。這回才離開公社電報就追過來了，心不免向下一沉，我借得風力緊跑幾步到食堂取電報。

電報是父親發來的，中央新政策，地質隊與坑下作業單位招工可招子弟。他們是地質隊、學校和研究所三合一的單位，正在招工，問我願意不願意去桂林。桂林是個南方小城，山水獨特，風景甲天下。不過這並不是吸引我的地方。父親的單位是一號通令後整體搬離北京的，單位職工的戶口都留在了北京。推想戰備形勢緩解後，他們有可能整體再搬回北京，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我有了回到父母身邊，甚至回到北京的可能。因為在薩如拉塔拉沒有了親密朋友，沒看到上大學或回北京的機會，稍作思考後，我便做出了去桂林的決定，誰知後來還真有些上學與回京做教師的機會。周鍾林走後這半年，我諸事不順。這時的心情，與剛到草原不久收到媽媽來信問我去不去幹校時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那時不願跟着母親去幹校，現在有了迫不及待離開草原再次做新嘗試的願望。

我回到屬於我們“達布嘎色赫騰”的房間，這裡曾經因為無欲無求有過平淡快樂的時光。如今，王志強走了，李保民走了，周鍾林也走了，趙全明獨自在東面的馬群，連常住的袁大偉也在車庫裡忙，準備着開拖拉機去呼和浩特，幾個人轉身都難的小屋一下子變得空空蕩蕩。“十•一”未至，我已感到初冬的空曠與風寒。

那幾天心中一直想着一件事要辦。

接到電報做出離開大隊的決定後，我跑到小學校，問她願不願意與我通信聯繫。因為不明對方心態，心懷忐忑。我走進學校平房的時候，她正在擺弄學校剛買的手風琴。看見我來了，便問我會不會拉手風琴。我說不會。無言片刻，我告訴她我準備走，她表示知道了。我問，今後可否通信聯繫，她有點兒吃驚。回曰“走了還怎麼聯繫？”這倒把我問住了，我也不知道我的未來如何發展，怎麼回答呢？來的目的性很明確，但幾個月的考慮卻欠深度，沒兩句話就出了結果，事前的考慮一點兒也沒起作用。我感到意外，太沒面兒了。我自然不會做出任何沒有把握的許諾或保證，臉熱心堵，剩下的只有趕快撤離。

這前後只用了幾分鐘便了結的事，卻讓我有了“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感覺，恨不得地上有個縫兒能鑽下去。居然被回絕了！憑什麼呀？

說來也怪，到草原後我幹過各種各樣的工作，除了機剪羊毛是先學習後實踐外，都是邊學邊干，甚至邊干邊學。建干打壘圍欄、打井、給羊配種等等是集體勞動，可以邊看邊學邊干。騎駱駝放羊，跨上駱駝就趕羊走了，而且是走場，沒有一秒鐘的適應過程，沒有一句囑咐。放馬，還不認識馬群我就開始獨自放牧了，600余匹馬怎麼能幾天之內熟記啊？做這些工作事前毫無準備，我都挺過來了，也幹得看得過去。怎麼偏偏這件事思前想後幾個月卻沒辦成。 回到自家屋裡呆着心煩，我出門去找趙全明。我要把我的決定告訴他，並與他告別。這時我的相機已經換成海鷗牌的，因為它既可以裝120規格的膠捲，也可以裝135規格的。我用的是135膠捲，而且是處理的航拍卷，這種膠捲曝光速度要快一些。因為以前沒用過，陰天拍出的照片質量差多了。我穿着棉猴帶着相機，還想與馬群合個影。我在公社北面的馬群找到全明，冷風吹，秋草黃，我們抽着煙坐在地上聊。我不想刺激他，可他肯定有想法。然後我回公社住處收拾東西，因為急着走，也因為這是頭一次自己“調動”自己，根本沒考慮到還有檔案里的鑑定問題。這些應該是領導填寫吧？我沒有多想，隨它去吧。誰知出辦公室門見到了公社的公安特派員潘景林，我們平時並無來往。他主動走過來跟我說：“你走吧，檔案的事我幫你辦。”調動的事居然這麼順利，想也想不到。我與趙全明一起去了三隊，見到金佳利。我們一起喝酒，要走了嘛，心裡放鬆又憋悶。本來我與她的事只關乎我們兩人，別人誰也不知道。我卻在他二人面前一吐為快，不是因為醉酒，是因為我覺得朋友之間不該隱瞞，不講出來不夠漢子。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情緒的宣泄吧。

等我再回到大隊，我要走的消息已經傳遍全隊。別人告訴我，達布嘎老人從西部浩特特地騎馬趕來，給我送來奶豆腐。他等了我一整天，沒見到我，失望地打道回府了。我在達布嘎家只住過兩次，加起來不超過半月，還丟了他的馬籠頭沒有償還，他對我如此上心，令我動情。我與阿拉布英一起放馬近半年時間，他救過我的命。我在道日瑪家放羊，她照顧了我一整年。他們的住地離大隊部各有四五十里路遠，而且不在一個方向，要不要再去告別一下，我的心很糾結。

離開大隊前在平房住處再次喝酒，我又講了兩年前落馬拖蹬遇險的經歷，也算是把積攢幾年的情緒全宣泄出來了。我沒有醉，不知為什麼，刻意為之，就是想讓別人知道這幾年我遭遇過的危險，堅持下來不易。

如果說人生如戲，這次的試探淺嘗輒止就成了我在薩如拉塔拉草原上最後的絕唱。

別人回京或上學或被招工都是“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我沒有“漫捲詩書喜欲狂”的感覺。着急走，檔案關係、糧食關係等自己都沒有辦，就這麼糊裡糊塗義無反顧地離開草原回京了。我感謝潘景林，我們的交情就這樣建立了。

楊培生用大車將我和行李送到公路邊的乘降點夏日烏蘇。周鍾林是在這裡乘車向東到阿巴嘎旗集中，我是向西奔賽罕塔拉。四五個朋友送周鍾林，喝酒照相很熱鬧。我則孤身一人佇立在風寒中等班車。未知的前景，未能與牧民老人話別的遺憾，情感的挫折„„心裡像是打碎了調味瓶，五味雜陳。

古人言“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可我這次的餘音何止三日不絕，幾分鐘得到的結果引來思想更大的波動。到了桂林，研究所拒絕招收我，工作一時沒了着落。我不明白為什麼調我回來卻不收留我，心裡很鬱悶。爸爸的來電只是講地質系統可以招子弟，並未講可以進研究所工作。當然他肯定也希望我能留在他身邊工作。父親是“牛鬼”，他哪能知道中央有什麼政策呢？即使中央有政策，父親單位的革委會也不會出面調我回家呀。後來才知道是有人主動相助，而此人將我調到桂林卻沒能為我安排進研究所工作。以父親的秉性與處境，這時不可能去求助革委會的任何人。求，也辦不到。我最初想留在研究所工作的想法，不過就是為了有可能回到北京。

距前次回家探親僅僅一年，我發現母親在受到長期極大刺激後精神已經崩潰。這時我家搬進了新分到的簡易樓房裡，兩家合住一個單元。南方簡易樓房的牆壁比北京簡易樓房的牆壁還要單薄，不隔音，樓間距也很近。我勸媽媽時都不敢大聲說話，我想盡一切的道理去勸導她，沒有任何“療效”，我用被子捂住頭大哭一場。我需要有知音，有事業，我害怕草原上終年見不到人的孤獨，更懼怕人群中的孤立感覺。我後悔來到桂林，在草原我尚可隨意吼叫，在這裡壓抑卻不敢出聲。說不清的原因，我寫了封信給她，記不清的內容里有思念，有幽怨，有委屈，有無奈。情尚有，絲未斷，但我很清楚，此信有去無回。

不久，非常偶然的原因，遇到貴人相助，我沒做任何努力，如願進研究所當了學徒工。幾百號人里沒有同齡人，孤獨的我悶頭幹活。差不多一年以後，我有幸進入了同位素地質實驗室工作。利用同位素找礦當時還是一項探索性的學科。從站在圍欄外數羊群里有多少只羊，到超高真空環境下提取礦物岩石中的Ar以便“數出”其個數，工作前景一下子展開，雖然同樣看不清前方。這裡涉及到的知識領域遠比薩如拉塔拉草原遼闊。海闊憑魚躍，我把自己的身心完全沉浸在知識的海洋里。

文革在繼續，運動在深入，父親沒有平反，母親病況“維穩”，但這些已成為我的心外之事，學習與工作才是重中之重。白日工作，夜晚讀書，面對全新的知識有饑渴的感覺，所以能感到天天有收穫。桂林的文革折騰得比草原凶，屠殺與武鬥造成的冤魂不散。有運動就有壓力，但我儘量避開運動。工作中有同事們的關心與愛護，學習機會很多。自己的努力逐漸得到認可，壓抑感隨着減輕，草原余情漸淡，薩如拉塔拉慢慢遠去„„

再見，薩如拉塔拉！

別了，馬背上逝去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