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眾不同的防疫邏輯(zt)

就在歐美和中東地區的國家和政府為了防控新冠性肺炎病毒（COVID-19）疫情而大刀闊斧的進行調整政策之時，日本政府的舉措與其他國家相比顯得較為“滯後”。

3月13日，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以多數贊成票表決通過了旨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修正案。這一法案的通過意味日本首相在必要時可根據國內疫情發布“緊急狀態宣言”，宣布日本進入“緊急狀態”。

防控疫情：日本反應“滯後”？

自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國擴散之後，不少國家便先後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以此抵抗疫情。例如意大利在1月31日便宣布進入了國家緊急狀態，並撥出款項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韓國總統文在寅也在2月24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美國華盛頓特區也在3月11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爆發疫情的最早的國家之一，卻是較晚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國家之一。此前載有上百例染病患者的“鑽石號郵輪”早在2月3日停靠在了日本橫濱港，該國國內的首例患者也於2月13日宣布確診，截止3月13日東京時間下午3時，日本國內新增新冠病毒確診案累計確診為1,395例。然而，與其他國家早早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做法不同，日本政府至今還未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除了在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的“滯後”之外，日本政府並未在日本國內進行大規模的核算檢測，還呼籲出現輕度症狀的患者不要外出，在家靜養。

與韓國、意大利等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防疫措施顯得較為消極和滯後，這也讓日本政府在推進防疫措施時得到不到法律的支持，相關措施僅停留在政府呼籲的層面。例如安倍政府呼籲學校“停課”，但部分地區的政府和學校並沒聽從安倍政府的意見，選擇照常開學。這顯然是中央在疫情防控上的一大法律“短板”。為何素有“豹變”之稱的政壇老手安倍晉三會出現如此“紕漏”，是其政府推行政策遭到阻礙？還是他另有考量？

作為日本有史以來任期最長的首相，安倍晉三在日本國內的聲望及政治手段不容小覷。此前安倍晉三的夫人安倍昭惠涉嫌森友學院非法買賣的醜聞而鬧得沸沸揚揚，外界曾一度認為這是安倍和自民黨一次巨大的危機，誰曾想，2019年之後該事件便不了了之，安倍的政壇地位也並未因此受到影響，這足以說明安倍在日本政壇擁有難以撼動的地位，自民黨在日本政府的絕對實權。若安倍和自民黨有意通過法案，即便政壇之內出現反對之聲，也很難對此法案造成阻礙。

事實上，安倍政府的意願是影響此法案推進的重要因素。雖然《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施法》修正案已在3月11日的內閣會議上敲定，眾議院也在3月12日進行表決。但在3月9日的日本國會上安倍晉三對此法案的實施作出了曖昧的表述。他說：“將在充分考慮相關影響的基礎上判斷是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日本政府發言人在3月12日坦言，目前階段，（日本）沒有必要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從安倍晉三到發言人的發言足以說明，日本政府對於是否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一事還處於猶豫階段。要知道，日本目前疫情狀況雖然平穩，但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顯然是能幫助日本政府整合權力，更好的防控疫情，為何日本政府還對此事如此猶豫？

安倍與自民黨的政治私心

作為政壇老手，安倍自然知曉該法案對日本疫情防控的重要性，而他至今遲遲沒有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既是對日本現下疫情的考量，也可能存在着政治因素。

實際上，日本宣布進入緊急事態並無先例可循。即便是在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的時期，日本也沒有實施國全境緊急狀態，僅是震區採取緊急避難的措施；二戰之後，日本也沒有出現過因重大公共衛生事件而宣布緊急狀態的情況。換而言之，實施全境狀態對於日本政府而言是一次全新的政治措施。

而新措施的實施必然會有一定的風險，最凸出的一項便是地區政府和人民的私權問題。在非緊急狀態下，日本政府對於各個地區的防疫工作最多只能作出“要求”或“呼籲”，如上文所言的學校停課一事，學校是否停課最終由學校自行決定。一旦日本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意味着日本各地區政府就需要根據中央指示。雖然地方政府和學校可選擇不理會中央指示，但因“要求”變成了“指示”，學校若堅持上課將會面臨更大壓力。譬如家長投訴、媒體報道或政府追責等。這顯然會對國民的個人和地區政府權力產生一定限制和束縛。

與此同時，不少政客也擔心一旦立法通過，不僅是類似於新冠肺炎的公共衛生事件，今後出現其他事件，此措施極有可能會被多次使用，這一定程度上會擴大了首相和其內閣政府手中的權杖。

更重要的是，該法案的宣布或許會對安倍和自民黨在2021年的首相大選重要影響。安倍的任期將於2021年結束，這也意味着日本政府將在2021年重新洗牌。從時機上看，舉辦2020年奧運會並拉動日本經濟增長極有可能是安倍和自民黨保住權力規劃之一。在為安倍退休後留下了“身後名”的同時也為自民黨的後繼掌權者鋪設道路。

但疫情的來襲或讓導致該規劃面臨擱淺，這也許也是讓安倍政府對此法案的推行出現猶豫的原因。

日本與眾不同的防疫邏輯

當然，除了政治私心，安倍政府的“滯後”舉措也是依據日本時機狀況及其民族性所做出的現實考量。無論是日本“滯後”宣布國家進入國家緊急狀態，還是該政府沒有推行大規模檢測，呼籲輕度症狀民眾在家靜養的政策，日本社會和民間輿論並沒有對此發出過多的批判和指責之聲。事實上，日本社會和民間輿論的平靜也說明了民眾在一定程度上是認同安倍政府的防疫邏輯。

日本的醫療水平和制度雖然長年居於全球首位，但其醫療資源有限。若日本政府如韓國政府一般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大規模的對出現症狀的居民進行檢查，這極有可能對讓大量的病患湧入醫院，讓有限的醫療資源出現短缺和癱瘓的情況，而這樣的情況極有可能會導致一部分較晚就醫的病重患者失去就醫時機，從而導致死亡率上升。

在亞洲文化中，日本人身上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自我責任感特別強。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能麻煩到別人，要顧及他人的感受。

依照他們的文化邏輯，慌亂投醫監測，過度的緊張只會為醫院、醫生以及其他重症人製造不必要的麻煩，尤其是在日本厚生勞動省大臣加藤勝信已經向國內表示，日本新冠病毒檢測能力已經達到極限的狀況下，高度的自我責任感讓他們自發地形成的一個集體共識：“令有限的醫療資源得以優先照顧重病患者”。正是考慮到這樣的民族性和日本醫療的現實情況，安倍政府才會在防疫邏輯上與其他國家出現了差異。而這一差異同時也充分體現出了安倍晉三步步謹慎，審視奪度的特點。在面對危機的情況下，既能及時抓到日本民意的方向，更能“對症下藥”，得出一套得以說服民眾的合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