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說，血管里流出的永遠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永遠是水。只是當下中國知識分子血管里流血的已經極少，絕大部分流的是水，有些人看上去血管里流的是紅色，其實都是紅墨水，這些紅墨水是專門用來為強者歌功頌德和對弱者喊打喊殺的。黃紀蘇先生就是當下極少血管里還在流血的知識分子。所以他從社會兩極分化中看到的是革命，而不是像那些五毛黨那樣，誰替弱勢群體說話就誣陷誰是“顏色革命”，以此作為混飯吃的手段。
經典話劇《切·格瓦拉》 黃紀蘇編劇、張廣天導演 視頻鏈接：v.youku.com/v_show/id_XMTI3Njc5Njg0.html
其實，不僅黃紀蘇不希望革命，大家都不希望革命，沒有人願意革命，革命永遠是人民大眾最後的選項。但凡是還有一條活路，老百姓就不會革命；即便是已經沒有了活路，只要還有一丁點兒希望，老百姓也不會革命；哪怕是連未來的希望也沒有了，註定要世代為奴為娼、做牛做馬的情況下，老百姓仍然不會革命。老百姓只有在對這個世界徹底絕望的同時，又看到了另一個世界的希望時，才會選擇革命。也就是說老百姓只有在對舊房子已經徹底失望，同時又能夠蓋起新房子時，才會扒掉舊房子。否則，無論舊房子多麼破舊，哪怕是如同豬圈，老百姓也只能住下去。
所以單純的絕望並不會發生革命，只有在絕望後又看到新的希望時，革命才會爆發。而要在絕望中看到新的希望，通常只有兩種情況：一是現有舊制度的鬆動；二是另一個世界的衝擊（至於天災暫不討論）。也就是說在沒有外部世界衝擊的情況下，只要現有制度不鬆動，持續高壓並且無限加壓，無論老百姓怎樣哭爹叫娘，也絕不會爆發革命。歷史上的革命幾乎都是在舊制度鬆動的改良時期發生的，而很少發生在最專制的時期。著名的法國大革命和中國的辛亥革命就是典型例證。
法國大革命就是在封建統治最寬鬆的路易16時期爆發的，當時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巴士底獄監獄裡只有7名犯人，無一政治犯，可見當時法國政治寬鬆到了何等程度！辛亥革命爆發前的晚清則更是歷史上封建專制統治最寬鬆的時期，當時中國把西方的所有政治體制都試了個遍，可謂是政治體制的“萬國博覽會”，封建專制已經完全名存實亡，所以武昌起義才那麼容易。後來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同樣是在軍閥混戰的寬鬆時期發生的。毛主席在《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對此講得十分清楚。
可見，革命不是在極端腐敗專制的條件下發生的，而恰恰是在腐敗專制走向改良的寬鬆時期發生的。專制高壓只會使人民產生仇恨和沉默，而絕不會產生革命。革命不僅空間上只能在最薄弱的地方爆發，在時間上同樣只能在最薄弱的地方爆發，只要統治集團一直狠下去，革命就永遠找不到最薄弱的環節。但是，雖然專制高壓不會產生革命，卻會通過國與民之間的對立特別是人民的仇恨，造成國家的戰鬥力趨向於零。這就是腐敗專制國家無論國力大小和武器是否先進，總是對外妥協投降、賣國求穩的原因。這種對內鎮壓和對外投降之間的內在聯繫，可以說是古今中外的歷史鐵律，是中國歷史上多次被小國打敗並亡國的根本原因。
只是如此以來，這些國家的老百姓就陷入了一個悖論陷阱——如何面對外敵入侵？如果拼死抵抗，等於是捍衛自己豬狗不如的社會地位和隨意被虐殺的悲慘命運，既違背階級倫理也違背家庭倫理；如果趁機借用外部力量進行復仇，又會成為漢奸，違背民族倫理。總之，無論怎麼做都違背天道倫理，結果就是絕大多數人選擇了中庸之道，袖手旁觀，甘做順民。北京老百姓就是典型，無論是清兵入城，八國聯軍攻城，還是日本兵入城，老百姓一概不管，完全把國難看成是純粹的官難。
老百姓在國難面前袖手旁觀，表明這個國家已經變成了待宰羔羊，無論大國小國都敢來宰殺這個國家，並且國家越是肥大，招來的宰殺者就越多。這種宰殺在客觀上必然會削弱這個國家鎮壓民眾的能力，民眾也不再懼怕這個已被外敵宰殺的國家，各種反抗會越來越多。此時無論國家會像晚清那樣討好民眾，還是像民國那樣更加瘋狂鎮壓群眾，都無法避免它的統治地位在內憂外患中動搖不定，這個時候革命的客觀條件就已經成熟了，只要還有人想拯救這個國家，只需登高一呼，革命就會爆發。中國近代以來國民黨領導的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可見，革命並非是什麼人能夠憑空製造出來的，而是如同卵化蝶、蛇脫皮一樣，是兩種生命狀態新舊交替的必要環節。時機不到，誰也造不出來；時機一到，誰也阻擋不住。社會歷史發展只有兩種方式：改良和革命。改良是社會的保守療法，不流血不動刀；革命是社會的外科手術，必然要流血要動刀。沒有患者願意動手術，也沒有人願意革命。但是當改良已經無法消除社會毒瘤，恢復社會健康時，那麼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革命。而革命的暴烈程度完全取決於對改良的態度，如果是改良無效而爆發革命，則暴烈程度要低得多，流血犧牲要小得多；如果是因為社會拒絕任何改良而爆發革命，則暴烈程度要大得多，結果往往會血流成河。
所以，能否爆發革命以及革命的暴烈程度，完全取決於統治集團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