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闖進女生宿舍開槍掃射

　　自珍寶島事件之後，邊疆戰備緊張起來，組建起的武裝連隊，每個隊都發了槍。那大概是知青最得意最輝煌的時刻，大家可以享受軍人的待遇了，而不再僅僅是知青。那時候，我到的黑龍江江邊的一個隊裡採訪，就在這個隊裡，一位北京的小伙子，幹得不錯，就要被評為五好戰士了。也許，就是這個即將到手的五好戰士的稱號害了他，他給隊上一位姑娘寫了一封信。他早就悄悄愛上了這個姑娘，也許他覺得自己這時有了資本，才鼓足了勇氣寫下這封信。這封信寫得多少有些纏綿，真情流露自然言詞就有些燙人。那時他應該知道，隊上不允許知青談情說愛，發現談戀愛的，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要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這在全國東西南北幾乎如出一轍。他自己是冒着很大的風險的，而那位接信的姑娘也是冒着很大的風險的。他光想着自己的感情，沒有想到姑娘的心情。

　　姑娘接到信後，沒有像他想像的那樣心蕩神馳，相反很害怕，鬼使神差，竟把這封信交到了隊上的頭頭手裡。這個頭頭如果拿到了信找他談談，哪怕嚴肅地批評他，他可能不會出事。但是，這個頭頭立刻召開大會，當着全隊所有人的面，竟然將這封信有聲有色地念了一遍，不僅當眾羞辱了小伙子，而且，五好戰士也沒了他的份。我記得很清楚，在這封信里，夾有幾句詩，是幾句很動人的詩，是普希金的詩。頭頭卻因普希金把他罵得更為狗血噴頭，那時，外國人一律更是資產階級的化身。

　　就在這天夜裡，小伙子端起衝鋒鎗跑出男宿舍，一頭闖進女宿舍，抱着衝鋒鎗朝着炕頭就是一通掃射。正在熟睡的姑娘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有好幾個人中彈了。其中一個是班長，她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第一個跳下炕，想要阻止他，卻被他一槍撩倒在地。然後，他跑出去，一直跑到有好幾人高的豆秸垛上，拉響一顆手榴彈自殺了，引燃得豆秸垛躥起沖天的火焰……

　　其實，到死他也不知道，女宿舍有兩間屋，他闖錯了屋門。他想復仇的那位將信上交頭頭的姑娘，是住在另一間屋裡。至今，那位姑娘還好好地活在世上，早已結婚有了孩。她會和我一樣，找個機會專程來一趟黑龍江邊，並在偶然之間想起那封夾有普希金詩的信嗎？她會想起那個寫信的小伙子，和那個代她受過而無辜死去的女班長嗎？

　　如今，我站在黑龍江邊，沒有了冰塊的衝撞，沒有了激揚起的浪花沖天，午後的陽光溫煦地照着江面，對岸的村落和樹林也平靜得如同一幅俄羅斯巡迴畫廊派的油畫。誰會想到30多年前就在江邊不遠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曾經有過比戰爭還要恐怖而可怕甚至更刺激人心的槍聲呢？時間在流逝，而一些記憶是刻骨銘心的，超出時間之流，礁石一樣，矗立在我們的面前，並不因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水流走了，哪怕流光了，它們還在，還矗立在那裡。我們常常會感慨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感慨我們在該讀書的時候，失去了讀書的權利；我們在該談戀愛的時候，失去了談戀愛的權利；甚至在該玩兒的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旅遊這個詞，我們只會拉練。

　　有些記憶是苦澀的，甚至是痛苦的，但不因苦澀和痛苦，在甜蜜的新生活中，我們就覺得它們不合適宜或有礙觀瞻，而應該把它們忽略掉或忘掉。在摧毀舊的歷史的時候，我們常常容易做到出奇的一致，而讓新的歷史有着各自愛好的偏移，將過去的記憶刪繁就簡成為了一種縮寫本。在此次重返北大荒的一路上，我都在不停地問這樣一個問題：在北大荒，不管由於什麼原因，當年一共死了多少名知青？還存有他們的具體名冊沒有？但我一直沒有得到一個準確的回答，即使在正在籌備中的北大荒博物館，我問起這個同樣問題，也依然沒有答案。

　　我一直這樣以為，知青之死，在北大荒有這樣幾種類型：一種是如我們隊的李玉琪那樣因公犧牲的英雄，一種是如3隊劉佩玲那樣忍受不了寂寞與不公正折磨的烈士，一種是在意外事故中或因疾病致死的默默無聞者，一種是莫須有罪名屈死冤死的無辜者，還有一種就是因種種原因而尋短見的自殺者，比如這個因愛而拉響手榴彈死在黑龍江邊的知青。也許，我們更容易記住英雄，而容易遺忘後面的幾種死者，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沒有錯的。因為記憶從來都是有選擇性的，人心也總是向陽花木易為春地向着時代的英雄，我們確實應該記住他們。但是，我們同樣不應該忘記了後幾種死者。無論什麼樣的原因，他們都是死在北大荒，死在那個時代。如果我們真的想知道北大荒那塊土地所含有的成分，想弄清楚北大荒那塊土地如今或豐富發展或水土流失的變遷史，想探溯那個時代的跌宕起伏命運沉浮的知青史，我們就應該記住他們。歷史，需要恢弘的手筆，也需要細節，就像北大荒這裡有參天的大樹茂密的原始森林，也有矢車菊和達紫香這樣的自生自滅的花草，不應該因為他們只是自生自滅，我們就可以隨意或無意地忘記他們。

　　但是，誰還會記得他呢？一個僅僅20來歲的小伙子？一個僅僅因為愛一個姑娘和愛普希金的詩就死掉的小伙子？還有那個代人受過無辜而死的女班長？也許，她才是更加的冤屈，到死還沒有談過一次戀愛，沒有接到過一封情書。

　　我真的不知道。黑龍江水平靜地流着，我再也看不到在初春時節它開江時，冰塊衝撞着冰塊那萬馬奔騰的壯觀場面了。

17歲的她沖我這壞蛋笑了笑

　　在2隊，我對那些堆放在房前屋後的豆秸垛，充滿着格外的感情。

　　那一年，就是工作組整我，說我是過年的豬早殺晚不殺的時候，一時，我成了不可救藥的壞蛋，2隊上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敢再理我，躲我惟恐避之不及。

　　就在那一年開春時節的一天黃昏，我獨自一人拿着飯盒垂着頭往隊上的知青食堂走，忽然覺得四周有許多雙眼睛聚光燈似的都落在我的身上，那種感覺很奇怪，其實我並沒有抬頭看什麼，但那種感覺像是毛毛蟲似的，一下子爬滿我的全身。抬頭一看，一個嬌小玲瓏的姑娘站在我前面不遠的食堂的豆秸垛的圍欄旁等着我。是的，就在那個豆秸垛前等我。那個褐色有些像是經冬後發舊的鹿皮的豆秸垛前，被晚霞照得格外燦爛，晚霞無遮無攔地從西邊的天際揮灑在豆秸垛上，映照得像着了火一樣的紅。

　　食堂前是兩大排知青宿舍，那一刻，宿舍所有的窗戶里都探出了腦袋，露出了一雙雙驚愕的眼睛，望着我們，仿佛要演什麼精彩的大戲。我的心裡都有些發毛，覺得芒刺在身，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她就那樣向我走了過來，在眾目睽睽之下一直走到我的面前，向我笑了笑，我才注意到她的臉上綻開了一對漂亮的酒渦。

　　那時候，我知道，工作組找她談過話，讓她交代出我對她講過的有什麼問題的話。她沒有說什麼。工作組請來了場部保衛股的人，腰裡別着手槍，在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把她找到隊部的辦公室里，突然把手槍拍在桌子上，拍着桌子讓她交代問題，非要她說出我和她有什麼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問題。她還是沒有說什麼。她覺得她沒有什麼問題，她也覺得我也沒有什麼問題，她不想平白無故地落井下石。他們拿她沒有辦法。我記住了這些人的卑鄙，也記住了她的勇敢和可愛。

　　那時候，她才僅僅17歲啊!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她的手裡拿着一個鋁製的長方形的飯盒，但我記不得她都對我講了些什麼，我的腦子裡一片空白，只是在想她的膽子也太大了，這種時候還和一頭早晚要殺的過年的豬那麼親熱地講話，就不怕沾包兒嗎？

　　什麼叫旁若無人？那一刻，我記住了這句成語，也記住了她和那個北大荒落日的黃昏，並且記住了那個在晚霞映照下像是着了火一樣的豆秸垛。

印尼女華僑對老朱表示愛意

　　在2隊，我對那片開着淡藍色土豆花的土豆地，充滿別樣的感情。

　　來北大荒插隊之前在北京，我常常吃土豆，從來沒有看過土豆花。到北大荒第一年的夏天，也是現在的季節，隊上的朋友們不知從哪兒借來一台照相機，拉着一起照相，照遍了隊上的角角落落，把自認為好景色的地方，都當成背景照上了。最後，來到隊裡最西頭，是菜園子的地邊上了，這裡長着一片綠色的葉子中間，開着星星點點的淡藍色的小花。那時，我還不知道它們就是土豆花，只是覺得還挺好看的，就拉上李龍雲和老朱，蹲在地頭上照了一張相。然後問別人，才知道這是一片土豆地，也才認識了土豆花。

　　那時候，我們2隊有女知青暗暗地看上了老朱，老朱人長得帥，又是好脾氣，自然有好人緣。看上老朱的肯定不少，只是能夠敢於表露的，當時只有這麼一位，是從印尼歸國的華僑。那是我們來2隊的第三年，土豆花開的時候，這位女華僑聽說老朱病了，特意在食堂做了一碗病號飯，其實就是一碗熱湯麵，端着碗到處找老朱，老朱先躲到老農家裡，又躲到更遠的土豆地里，不敢露面，一時傳為笑談。

　　前兩年，老朱出國到法國，回來路過香港，老朱這個人念舊，知道這個女華僑現在定居在香港，心想買賣不成情意在，畢竟在2隊曾經一起待過，好不容易路過香港一次，應該去看看她，並還特意買了一套景德鎮的瓷器，從北京帶到巴黎，又從巴黎帶到香港，準備送給她作為闊別重逢的小小的禮物。到了香港，老朱給她打通了電話，說是到她家拜訪，她連連說她家遠，你人生路不熟的，還是我來看你。老朱覺得她說得也對，想得也周到，便犧牲了和同事一起到女人街買東西的時間，開始等她。卻是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了星星出來了，一直等到月落西天了，人家也沒有來。

　　這一路上，我沒少拿這件事和老朱開玩笑，我說他：我一直不明白你是怎麼想的，不買別的，偏買怕磕怕碰的景德鎮瓷器。你買這玩意兒，就預示着不吉利，沒見成人家是必然的了。佩莉就會在一旁呼應我，指着老朱的鼻子說：是，他一廂情願。得，讓人家給來了一個燒雞大窩脖兒！

　　這次回到2隊，我以為菜園子還在最西邊的地頭，土豆地也應該在那裡，便老馬識途似的一直往西邊走。誰想到，現在土地都承包給個人了，也就沒有必要整個隊上種一個大菜園子了，像當年一樣專門還得由老李頭一個人負責侍弄，現在都是各家自己房前屋後種的小菜園子了。沒有走到西邊的地頭，早早就看見了一塊地里種的是土豆，看那葉子，我是看不出來，但那淡藍色的土豆花，立刻泄露出它們的秘密。我忙叫來了老朱和李龍雲，趕緊站進土豆地里，讓別人給我們哥仨照張相。

　　照完後，我問起30多年前，我們哥仨在土豆地照的那張相片，當時那張底片一式三份洗印了3張，我、李龍雲和老朱，一人一張。一問，他們還都保存着呢，這讓我們都很開心。許多事情，就是這樣疊印在我們共同的歲月里，默契一般，獲得了某種特許權似的，破例允許進入我們相同的記憶里。

那時的我們單純得像嬰兒的眼淚

　　在2隊，我對那些拉禾辮的泥草房子，充滿特殊的感情。

　　那一年，也就是工作組整完我們“九大員”之後，他們撤兵了，我們“九大員”被分到了六個地方，打得七零八落，如星雲散去，省得我們聚在一起惹事。那時，李龍雲和同一台康拜因的一個北京女知青有那麼一點意思，臨別的時候，對那個女知青說：我走以後希望你能夠給我寫信。那個女知青連想都沒想，幾乎是本能反應一般脫口而出，回答的實在有些拙劣：你要給我寫信我就給你寫。這樣的回答，很讓李龍雲心裡搓火。什麼事呀，本來挨整讓人家給棒打分散心情就不好，還是鼓足了勇氣才對你說的這番話，你倒好，拿着豆包不當乾糧，還說什麼我給你寫信你就給我寫信!

　　李龍雲到了59隊後，沒有和她再聯繫，彼此的自尊，都像是一把鈍鋸拉扯着時間和距離，時間一長，只好大家幫忙，從中做一番穿針引線的工作。那時，李龍雲已經從59隊調到了建三江的宣傳隊，我和老朱自告奮勇，過七星河去找李龍雲，當一回蔣幹過江的說客。李龍雲心裡並不情願，看着我和老朱大老遠的來了，沒有駁我們兩人的面子，只好跟着我們回到了2隊。

　　秋子當時在25隊，晚上，就把我們3人和那位女知青一起拉到25隊，把李龍雲和那位女知青放在他們隊部辦公室里，讓他們兩人交談，我們其他人都跑到外面邊聊天邊等。正是夏天，我們在野地餵蚊子還好說，那天晚上，偏巧突然下起的暴雨劈頭蓋腦地向我們澆來，25隊是剛剛建起來的新開荒點，周圍連一棵樹都沒有，躲都沒處去躲，一下子非常的狼狽。四周尋摸了一番，惟一可以躲雨的地方，就是拉禾辮蓋成的辦公室的那個比較寬敞一些的房檐下了。幾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雖然都覺得人家正在裡面進行重要的會談，躲到那裡去，是有些不大合適，但是，面對越下越大的暴雨，而且看來一時半會兒沒有停下來的意思，最後，我們不得不跑到那房檐下躲雨了。

　　其實，那一夜莽撞如牛的暴雨，已經把我們淋得渾身連褲衩都濕透了，再躲在房檐下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但畢竟那房檐下有燈光從屋裡透過來，給了我們一點溫暖，遠處傳來的隆隆的雷聲顯得不那麼可怕。暴雨如注，敲打在荒原和房頂上那激越如鼓的聲音，也顯得溫柔了許多。

　　從在北京出發的列車上，一直到在2隊，我們和李龍雲多次說起這段往事，開玩笑地說他那時候雨下得多大呀，你們兩人在裡面愣是不知道外面下雨，把我們淋得跟落湯雞似的。而別人則替李龍雲說：你們躲在房檐下是想偷聽吧？歡笑和玩笑，掩蓋了當時我們多少的尷尬和無奈。

　　許多往事都只是如煙過去而沒有蹤影，許多事情都只是無花果而沒有結局。我們的青春的初戀，大部分發生在北大荒，無論什麼樣的結局，那時的感情真的是格外清純。在那個並不清純的革命年代裡，許多毫無人道與人性的殘酷事情，在我們的眼前頻頻發生着，我們的愛情卻是那樣對比鮮明的清純，像是惟一可以安慰我們自己那開放在污濁中潔白的睡蓮。那時候，我們真誠地相信並追求那種清純，清純中含有的天真，單純與清白，可能使我們的青春顯得有些質地單薄和色彩單一，但我還是無限懷念那時的那種清純。在那個時候，我特別喜歡列寧說過的一句話，這句話，在以後的日子裡，我也常常地想起。列寧說：“你單純得就像真理一樣！” 每逢我想起列寧的這句話，我都忍不住在後面加上一句：“你單純得就像嬰兒的眼淚一樣！”

　　你單純得就像真理一樣！

　　你單純得就像嬰兒的眼淚一樣！

　　我的2隊的豆秸垛！

　　我的2隊的土豆花！

　　我的2隊的拉禾辮泥草房的房檐！

　　(摘自《黑白記憶》，肖復興著，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