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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美國“國會的良心”去世，為反抗種族歧視曾被打碎頭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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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9 09:54:47

2018年，他在推特上這樣寫道：不要迷失在絕望的海洋中。要充滿希望，要樂觀。我們不是只奮鬥一天、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年，而是要奮鬥終生。永遠，永遠不要害怕製造噪音和惹上好的麻煩，必要的麻煩。”

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國會眾議員約翰·劉易斯於本周五去世，享年80歲。

劉易斯被毆打的畫面震驚了全國，並促使1965年《選舉權法》迅速通過。他後來被稱為“國會的良心”。

他是佃農的兒子，非暴力的倡導者，在阿拉巴馬州塞爾瑪和實行《吉姆·克勞法案》的南方各州爭取種族平等的歷史性鬥爭中流血犧牲，之後在國會擔任了道德權威的角色。

註：《吉姆·克勞法案》泛指1876年至1965年間美國南部各州以及邊境各州對有色人種（主要針對非洲裔美國人，但同時也包含其他族群）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法律。

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在一份聲明中證實了他的死訊。

12月29日，這位來自佐治亞州的民主黨人宣布，他已罹患第四期胰臟癌，並發誓要以與種族不平等做鬥爭的同樣熱情來抗癌。他說：“我幾乎一生都在進行鬥爭——為自由、平等和基本人權而鬥爭。”

在廢除《吉姆·克勞法案》運動中血腥的鬥爭前線，劉易斯遭到攻擊，頭骨曾骨折。劉易斯是一個英勇的民權運動中堅分子，也是1963年“為了工作和自由：向華盛頓進軍”遊行中唯一健在的演講人。

註：“向華盛頓進軍”遊行又稱華盛頓大遊行，指1963年8月28日，25萬民眾（其中四分之一為白人）聚集在華盛頓市中心國家大草坪上，呼籲結束一切形式的歧視，讓非裔美國人享有與白人一樣的公民權利和經濟權利。集會中，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了旨在推動種族和諧的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想”。

半個多世紀後，在明尼阿波利斯被警察拘留的黑人喬治·弗洛伊德於5月被殺之後，劉易斯對由此引發的全球示威活動表示歡迎，這些示威活動反對警察殺害黑人，以及更廣泛地反對社會許多地方存在的系統性種族主義。他將這些抗議活動視為自己畢生事業的延續，儘管疾病讓他只能做一個旁觀者。

劉易斯在6月接受CBS《今晨》節目採訪時表示：“看到成千上萬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的人們走上街頭——大膽表達，大聲疾呼，惹上我所說的‘好麻煩’，這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他談到推動反種族主義示威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時說：“這場運動給人的感覺和表現都很不一樣，它規模如此之大，更具包容性”。他還說：“不會有回頭路。”

他和另一位堅定的民權鬥士C·T·維維恩牧師在同一天去世。維維恩是馬丁·路德·金牧師的密友。

劉易斯的個人經歷與民權運動是平行的。他是最初的13名“自由乘車者”之一，這些黑人和白人民權運動積極分子在1961年挑戰了南方州際旅行中的種族隔離政策。他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創始人和早期領袖，該組織負責組織協調午餐櫃檯的靜坐活動。他幫助組織了“向華盛頓進軍”遊行，馬丁·路德·金是這次遊行中在林肯紀念堂台階上的主要發言人。

註：自由乘車者是指美國的民權活動家們從1961年開始的乘坐跨州巴士前往種族隔離現象嚴重的美國南部，以檢驗美國最高法院針對波因頓訴弗吉尼亞案和艾琳·摩爾根訴弗吉尼亞州案判決的落實情況。最高法院在波因頓案中做出了判決，允許跨州旅行者無視當地的種族隔離政策。波因頓案判決後，在飯店和跨州巴士站點候車室中的種族隔離行為不再合法。而且早在波因頓案判決的五年前，州際商務委員會已經在薩拉·基斯訴卡羅萊納長途汽車公司案的裁決中宣布廢止普萊西訴弗格森案中設立的州際巴士中“隔離但平等”的法令。但州際商務委員會並沒有施行其裁決，所以吉姆·克勞法仍然在整個美國南部施行。

早在1960年，南方的青年、學生就開始參加大規模靜坐抗議，反對在便餐店劃分黑人與白人區域，抵制那些仍保持種族隔離政策的零售商。自由乘車運動隨後開始。1961年5月4日，第一批的自由乘車者從華盛頓出發，計劃於5月17日到達新奧爾良。爭取種族平等大會資助了隨後大部分自由乘車，也有一部分自由乘車是是由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所組織。自由乘車者乘坐了多種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他們挑戰南部種族隔離的做法激起了強烈反響，為美國民權運動的帶來了積極影響。因為他們，南部對於聯邦法律的無視以及當地有關種族隔離的種種暴行得到了全國的關注。當地警察以“擅入”、“非法集結”、“違反種族隔離法”等罪名抓捕這些示威者。在一些地區，警察與三K黨以及其他白人反對者合作，並常常任由白人暴力團伙攻擊示威者而不加干涉。（以上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劉易斯領導了反對在衛生間、酒店、餐館、公園和游泳池實行種族隔離的示威活動，他還奮起反抗將黑人劃為二等公民的其他侮辱政策。幾乎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被毆打、吐口水或被煙頭燙傷。他受到了白人暴徒的折磨，也遭到了執法人員的毆打。

1965年3月7日，他領導了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遊行。劉易斯率領600名民眾，要求獲得被剝奪的投票權，他們在阿拉巴馬州塞爾瑪市的埃德蒙·佩特斯橋上遊行，中途遇到了正在待命的身着防暴裝備的阿拉巴馬州州警。

抗議者被要求解散，但他們默默地站在原地。州警以催淚瓦斯、粗長的鞭子和纏着帶刺鐵絲的橡膠管作為回應。在這場後來被稱為“血腥星期天”的混戰中，一名州警用棍棒敲碎了劉易斯的頭骨，將他打倒在地，然後在他試圖站起來時又繼續打他。

約翰·劉易斯（跪在前面地上者），在阿拉巴馬州塞爾瑪的選舉權遊行中被州警毆打。

劉易斯和其他幾十人遭到毆打的電視畫面激怒了美國民眾，也激發了人們對《選舉權法》的支持。八天后，時任總統的林登·約翰遜將該法案提交給國會聯席會議，並於8月6日簽署成為法律。作為民權鬥爭的里程碑，該法案廢除了黑人在登記投票前必須接受的識字測試，並將種族隔離主義的投票登記員替換為聯邦登記員，以確保黑人不再被剝奪選舉權。

登記之後，數百萬非裔美國人開始改變整個南方的政治。在1976年的總統選舉中，他們讓佐治亞州的兒子吉米·卡特（註：卡特生於南佐治亞州的一個小鎮）以微弱優勢獲勝。(一張很受歡迎的海報上寫着：“曾經摘過棉花的手現在可以選總統了。”)

黑人的投票權為包括劉易斯在內的黑人競選公職打開了大門。他於1986年當選眾議員，是自重建時期（註：指1863到1877年，美國內戰結束後對南部社會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改造與重新建設的通稱）以來佐治亞州第二位被選進國會的非裔美國人，他代表的選區涵蓋了亞特蘭大的大部分地區。

與馬丁·路德·金並肩戰鬥，6年間被捕40次屢遭暴打

雖然劉易斯代表亞特蘭大，但他的固有支持者是各地的弱勢人群。與其說他支持重大立法，不如說他堅持不懈地追求正義，他被同僚稱為“國會的良心”。

當眾議院在2019年12月投票彈劾特朗普總統時，劉易斯的言論高屋建瓴。他在眾議院表示：“當你看到一些不正確的事情，而不僅僅是不公平的事情時，你有道德義務去發聲，去行動。我們的孩子和別人家的孩子會問我們：‘你們做了什麼呢？你們又說了什麼？’對一些人來說，這次投票可能會很艱難。但是我們的使命和任務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在看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名警察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超過8分鐘，而導致他呼吸困難的視頻後，劉易斯的話也引起了共鳴。

他在接受CBS《今晨》節目採訪時表示：“這個視頻太令人痛苦了，我都哭了。人們現在明白了這場鬥爭的全部意義。這是在通往全人類自由、正義的漫長道路上又邁出了一步。”

劉易斯(左三)和馬丁·路德·金(右)從塞爾瑪遊行到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攝於1961年3月21日。

當他年輕的時候，他的話可能會更激進。歷史因為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而永遠銘記華盛頓大遊行，但劉易斯卻用自己的激情使在場的人們大吃一驚並感到振奮。

他在那次遊行中對歡呼的人群說：“通過我們的訴求、我們的決心和我們人數的力量，我們將把實行種族隔離的南方分裂成碎片，然後按照上帝和民主的形象把它們重新組合起來。我們必須說：‘醒醒吧，美國。醒來吧！’因為我們不能停止、不會、也不能再忍耐。”

他的原文更加直截了當。他當時寫道：“我們將像謝爾曼那樣（註：指威廉·特庫賽·謝爾曼，美國內戰時期聯邦軍著名將領，陸軍上將），遊行橫穿南方，穿過迪克西的心臟（註：阿拉巴馬州的別稱。迪克西Dixie指美國南部各州及該地區的人民，與指美國北部的洋基Yankee意義相對）”。

"約翰·肯尼迪總統的民權法案“內容太少，也太遲了”，他嚴厲地寫下，“聯邦政府到底站在哪一邊?”

但是，馬丁·路德·金和其他一些年長者（劉易斯當時只有23歲）擔心初稿中的段落會冒犯肯尼迪政府，他們覺得在推動聯邦政府對民權採取行動的過程中，不能疏遠該政府。他們告訴劉易斯演講要低調一些。

儘管如此，當天估計超過了20萬人的遊行民眾對他的每句話都報以讚許。

劉易斯是一個認真的人，他不像其他民權演說家那樣能言善辯，但他好鬥、頑強、一心一意，他的領導能力令人矚目。

1961年，在遭到種族隔離主義者襲擊後，劉易斯和另一位自由騎士詹姆斯·茨沃格。

他因對自己的生存能力有一種近乎神秘的信念而名聲大噪。一位很了解他的民權活動家在1976年對《紐約時報》說：“有些領導人，即使是最強硬的領導人，也會偶爾在知道自己會遭到毆打或監禁的情況下耍些手段。約翰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總是全力投入戰鬥。”

劉易斯在1960年至1966年期間被捕40次。他多次被南方警察和惡棍打得不省人事。1961年的“自由乘車運動”期間，他和其他人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的灰狗巴士總站外遭到數百名白人的襲擊，倒在了自己的鮮血中不省人事。他在縣監獄度過了無數個日日夜夜，在密西西比以殘酷而臭名昭著的帕奇曼監獄度過了31天。

一進入國會，劉易斯就與最開放的民主黨人立場一致，不過他也表現出了獨立的個性。在他尋求建立馬丁·路德·金所說的“受人愛戴的社區”的過程中——這是一個沒有貧窮、種族主義和戰爭的世界(劉易斯沿用了這個說法)——他經常投票反對軍費開支。

他反對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和1992年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他拒絕參加1995年在華盛頓舉行的 “百萬人大遊行”，稱該活動組織者、“伊斯蘭民族組織”（註：一個混合了伊斯蘭教和黑人國家主義等因素的非裔美國人的宗教運動）領袖路易斯·法拉罕的言論是 “分裂和偏執的”。

2001年，劉易斯沒有參加小布什的就職典禮。他說，他認為在最高法院叫停佛羅里達州重新計票後成為總統的小布什並沒有真正當選。

2017年，他抵制了特朗普的就職典禮，質疑他擔任總統的合法性。

此舉讓他遭到特朗普在推特上的嘲諷：“約翰·劉易斯議員應該花更多的時間來修復和幫助他所在的選區，該選區的狀況很糟糕，而且分崩離析（更不用說犯罪猖獗），而不是假惺惺地抱怨選舉結果。一直在不停地說說說，不見行動也沒有結果。可悲！”

特朗普的攻擊標誌着，與前幾任總統(包括上一屆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給予劉易斯的尊重相比，這屆總統對他的態度急轉直下。2011年，奧巴馬授予劉易斯總統自由勳章，這是美國公民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2015年，奧巴馬與劉易斯在阿拉巴馬州塞爾瑪，紀念1965年《選舉權法案》通過50周年。

奧巴馬在白宮舉行的儀式上授予劉易斯這一榮譽時說：“從現在起的世世代代，當父母教導他們的孩子什麼是勇氣時，約翰·劉易斯的故事將浮現在他們的腦海中——他是一個知道不能等別人，或者另選時間來進行變革的美國人；他的一生就是一堂課，內容有關激烈而緊迫的當下。”

對他的家人來說，他是一名“牧師”

約翰·羅伯特·劉易斯是在阿拉巴馬州鄉村實行種族隔離的屈辱中長大的。他於1940年2月21日出生在特洛伊鎮附近一個白人擁有的佃農農場裡， 是十個孩子中的第三個。約翰的父母花300美元買下了屬於自己的110英畝農場後，約翰也承擔了農活，在收穫季節輟學去摘棉花、撿花生和玉米。他們的房子沒有水管，也沒有電。在廁所里，他們用西爾斯百貨公司的舊目錄頁作為廁紙。

約翰負責看雞。他給它們餵食，對着它們讀《聖經》。他在小雞出生時為他們洗禮，死後舉行精心準備的葬禮。

他在1998年出版的回憶錄《與風同行》中寫道：“我真的想拯救這些小鳥的靈魂。我可以想象他們是我的會眾。而我，是一個牧師。”

他的家人稱他為“牧師”，成為牧師似乎是他的宿命。他從收音機里聽到一位名叫馬丁·路德·金的年輕牧師的演講，讀到有關1955年至1956年蒙哥馬利抵制公共汽車運動的故事，從中獲得了靈感。最後，他給馬丁·路德·金寫了一封信，後者給他寄了一張往返巴士票，讓他在1958年去蒙哥馬利看望他。

那時，劉易斯已經開始在納什維爾的美國浸信會神學院（即現在的美國浸信會學院）學習，為了支付學費，他在那裡做過洗碗工和看門人。

在納什維爾，劉易斯會見了許多民權活動人士，他們策劃了午餐櫃檯靜坐、自由乘車運動和選民登記運動。這些人中包括牧師小詹姆斯·勞森，他是美國最著名的非暴力反抗學者之一，曾主持了有關甘地和非暴力運動的研討會。他指導了包括劉易斯在內的一代民權組織者。

1960年劉易斯（右）和一名學生示威者靜坐抗議期間站在一家餐館的門內，抗議該餐館拒絕為黑人服務。

劉易斯第一次被捕是在1960年2月，當時他和其他學生要求在納什維爾的白人午餐櫃檯接受服務。這是促成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立的運動中第一次持久戰。

時任《納什維爾田納西報》記者的大衛·哈伯斯坦後來描述了當時的場景：“抗議活動進行中已顯示出不同凡響的莊重，一個形象逐漸凸顯——優雅、禮貌的年輕黑人們，心懷甘地的原則，尋求最基本的權利。但他們卻被年輕的白人暴徒襲擊，有時還用香煙燙他們的身體。”

三個月後，經過多次公開的靜坐示威，納什維爾的政治和商業團體在壓力面前屈服了，於是該市成為第一個開始取消公共場所種族隔離政策的南方主要城市。

但劉易斯失去了家人的好感。他寫道，當他的父母得知他在納什維爾被捕時，他們感到很羞愧。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父母就教會他要接受這個他所見的世界。當劉易斯向他們詢問標有“只限有色人種”的標誌時，他們告訴他：“就是這樣，別惹麻煩了。”

但他說，成年後，他遇到了馬丁·路德·金和羅莎·帕克斯，他們拒絕給一名白人男子讓座，成為民權運動的導火索。他受到激勵，“要去惹麻煩，惹好的麻煩，必要的麻煩。”

“去惹好麻煩”成了他的人生座右銘。紀錄片《約翰·劉易斯：好麻煩》本月已上映。

1979年，劉易斯在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接受口述歷史採訪時說，儘管他給家人帶來了恥辱，但他覺得自己“參與了一場聖戰”，被捕是“一種榮譽的象徵”。

1961年，當他從神學院畢業時，他參加了由“種族平等大會”(註：美國民權組織，以非暴力方式打擊腐敗和種族隔離，簡稱CORE）組織的自由之旅。他和其他人在試圖進入南卡羅來納州洛克山公交車站的白人候車室時被打得頭破血流。後來，他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被關進監獄。他在蒙哥馬利再次遭到毆打，另有幾人嚴重受傷，其中一人終身癱瘓。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如果說我在1961年那趟漫長而血腥的巴士之旅中學到了什麼的話，那就是：我們在美國南部經歷了一場漫長而血腥的戰鬥。而我打算置身其中。”

與此同時，在那些想要通過反抗表達憤怒和的人，和那些相信以非暴力方式施壓的人之間，開始出現分裂。劉易斯選擇了非暴力。

進入國會後持續抗爭，鼓勵年輕人不要怕惹上“好麻煩”

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城市種族騷亂的時候，尤其是1965年在洛杉磯瓦茨地區，許多黑人已經拒絕了非暴力，而傾向於直接對抗。劉易斯在1966年被趕下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讓“黑人權力”一詞流行起來的脾氣火爆的斯托克利·卡邁克爾。

劉易斯沉寂了幾年時間。他領導了選民教育項目，負責選民登記，並於1967年在納什維爾的菲斯克大學獲得了宗教與哲學學士學位。

在此期間，他遇到了莉蓮·邁爾斯，她是圖書管理員、教師和前和平隊志願者。她性格外向，熱衷政治，能一字不漏地引用馬丁·路德·金的演講。他們在1968年結婚，她成為劉易斯最親密的政治顧問之一。

註：和平隊是由美國政府支持運營的志願者組織，其官方宗旨是通過志願者服務幫助世界各地的社區解決當地需求，並促進所在國家與美國的相互了解。

她於2012年去世。劉易斯的遺屬包括他的幾個兄弟姐妹和他的兒子約翰-邁爾斯·劉易斯。

劉易斯第一次嘗試競選公職是在1977年，當時他競選國會議員，但沒有成功。1981年，他贏得了亞特蘭大市議會的席位，1986年，他再次競選眾議院議員。這是一場激烈的競爭，劉易斯和朱利安·邦德這兩位民權人物針鋒相對。朱利安·邦德是劉易斯的朋友，也是此前他在民權運動中的親密夥伴。人們普遍認為，魅力四射的邦德是最受歡迎的人選，他比劉易斯更善於表達、舉止更優雅自信。

劉易斯在一場辯論中說：“我希望你們考慮給華盛頓派去一匹能挑重擔的馬，而不是一匹用來選秀的馬。我希望你考慮派去一艘拖船，而不是一艘遊船。”

劉易斯出人意料地贏得了52%的選票。他的支持者來自亞特蘭大的白人選區，以及工人階級和貧苦黑人選民，這些人更願意和他而不是邦德在一起，儘管邦德贏得了大多數黑人選民。

毫無意外，劉易斯漫長的國會生涯中充滿了抗議。他曾多次在華盛頓被捕，包括在南非大使館外抗議種族隔離，以及在蘇丹大使館抗議達爾富爾地區的種族滅絕。

2010年，他支持了奧巴馬的醫改法案，這一引發分歧的政策引來了憤怒的抗議者，其中許多人來自右翼的茶黨。一些示威者對劉易斯和國會黑人黨團的其他成員大罵髒話並進行種族侮辱。

“他們大喊大叫，有點騷擾的意思，”劉易斯當時對記者說，“但沒關係。我以前也遇到過這種情況。”

2016年6月，劉易斯和其他國會議員在眾議院靜坐，要求共和黨領導的眾議院就控槍法案投票。

2016年，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一家夜總會發生大屠殺，造成49人死亡後，他帶頭在眾議院靜坐，抗議聯邦政府在槍支管制方面的不作為。這次示威得到了170名議員的支持，但共和黨人將其視為宣傳噱頭，並壓制了立法行動。

經歷了這一切，“血腥星期天”事件一直縈繞在劉易斯的腦海中，每年該事件的周年紀念日，劉易斯都要前往塞爾瑪。隨着時間的推移，他觀察到人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在1998年的紀念活動中，約瑟夫·史密瑟曼給了劉易斯一把“城市之鑰”（註：“城市之鑰”代表向對社區做出重要貢獻的人表示敬意和感謝）。

史密瑟曼在1965年擔任塞爾瑪市市長，是一名種族隔離主義者；如今他仍然擔任該市市長，但對自己當年的立場已表示了懺悔。

史密斯瑟曼這樣評價劉易斯：“當年，我稱他為外來的煽動者；今天，我稱他為我見過的最勇敢的人之一。”

劉易斯是大學畢業典禮上很受歡迎的演講者，他總是提出同樣的建議——讓畢業生惹上“好麻煩”，就像他當年違背了父母意願那樣。

2017年的劉易斯

2018年，他在推特上這樣寫道：

不要迷失在絕望的海洋中。要充滿希望，要樂觀。我們不是只奮鬥一天、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年，而是要奮鬥終生。永遠，永遠不要害怕製造噪音和惹上好的麻煩，必要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