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Nature雜誌的一篇特別報道指出：20年來，國際上為應對傳染病大暴發做了很多準備，在應對大流行的評估中，2019年美國曾被評為準備最佳的國家，但是，所有這些預演中，沒人預料到特朗普，這是美國控制此次新冠病毒失敗的不二原因。“像所有大流行一樣，開始時，它很小，小到可以輕易地被人忽視。然而，危險正一步步逼近。巴西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從蝙蝠，傳給豬，再傳給農民。隨後，病毒擴散持續發酵，傳到了大城市的國際機場。從那裡，病毒被旅行者帶到美國，葡萄牙和中國。在短短18個月內，冠狀病毒已蔓延到全世界的每個角落，造成了六千五百萬人死亡，全球經濟自由落體般下滑……”
這是8月6日的一篇《自然》雜誌特別報道的開頭，講的是大流行全球爆發的“模擬場景”。去年十月，紐約市會議中心，一群政府官員，學者，企業領導人觀看了這個虛構的模擬場景後，被深深震撼了。
當接受這篇文章的作者，多次因對埃博拉和公共衛生政策的報道獲獎的《自然》雜誌科學記者Amy Maxmen采訪的生物安全專家莫哈德（Ryan Morhard）將之稱為“201事件”，意思是：“因為我們每年會看到多達200種流行病，最終總會有一種導致大流行”。
在那篇文章中，作者還指出，過去的二十年來，對這類大流行的模擬和評估進行過數十次，“事件201”僅僅是其中之一。究其目的，是為了突出了大流行的風險，並確定世界各國政府和組織應對能力間的差距。
大流行模擬最早於2000年開始流行。生物安全和公共衛生專家，從軍方進行的戰爭演習中汲取了經驗，對衛生系統進行應急測試，了解可能出問題的地方，引起決策者的重視，着手去解決問題。在這些圓桌會議中，學者，商界領袖和政府官員做出了實時決策，以應對不斷擴大的危機，這在電視新聞類報道中有所體現。
文章特意提到了美國的生物安全智囊團精心策劃的“暗冬行動”（2001年）和 “大西洋風暴” （2005年），是最早涉及生物攻擊的兩項模擬，模擬內容是其他國家在美國釋放了天花病毒。當時的模擬活動，邀請了具有有影響力的領導人參與，如世界衛生組織 （WHO）前負責人，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時的國務卿。
在“暗冬行動”和“大西洋風暴”期間，參與者發現，疾病的流行狀況分別翻了一番和四倍，聯邦和州領導人之間的權力鬥爭，使衛生反應陷於癱瘓。醫院無法應付大量有護理需求的人，國家疫苗庫存已枯竭。在“暗冬行動”演習之後不久，美國政府承諾開發全國性的天花疫苗供應體系。2006年，國會通過了《大流行和所有危害的防範法》，以提高美國在緊急情況下的公共衛生和醫療應對能力，其中包括用於新興感染研究的資金。
與此同時，國際上對大流行的擔憂也在增加。2003年，中國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SARS），傳播到二十多個國家，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地區有721人因此喪生。很快，WHO的194個會員國同意，支持世界通過一系列規則，稱為“國際衛生條例”，來防禦健康威脅。各國紛紛作出承諾，投資大流行防範，並向WHO報告疫情，以使其他國家保持警惕。
該法規自製定以來，屢次經受考驗。2009年暴發的H1N1流感病毒，粗略估計導致了10萬多人死亡。在2013年，又出現了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的傳播。隨後，2014-2016年，全球最大的埃博拉病毒（Ebola）爆發，導致1.1萬人死亡。
為應對流行病的肆虐，聯合國專門委任了一個小組，探索世界如何更好地為將來可能出現的威脅做準備。2016年，最終的報告提出了幾項建議，包括對疫苗，新發傳染病的治療和診斷進行投資，以及需要“所有相關響應者”參與傳染病模擬。
2017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世界銀行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宣布了對流行病模擬的支持。該論壇雲集了全球商業，政治和學術界的領導者。這項模擬強調，在管理醫療設備，診斷測試，治療，疫苗的全球供應時，公司，政府，非營利組織之間需要更好的協調。這恰好符合奧斯陸基金會（Oslo-based foundation）的建立初衷，該基金會致力於開發和分發針對新發感染的疫苗，稱為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目前，該基金會已經獲得了蓋茨基金會、英國生物醫學慈善組織惠康基金會（Wellcome），以及日本和德國等國家的資助。
然而，即使有無數的模擬，也有有識之士指出，這些模擬中的關注點存在巨大缺陷。
《自然》雜誌文章中援引了華盛頓特區全球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傑里米·科寧戴克（Jeremy Konyndyk）說，“生物安全界研究人員通常側重於疫苗，而不是公共衛生系統中複雜的系統性缺陷。他們常常在疫情爆發處理中，忽略了“中間策略”。
演習模擬結果中最受關注的最終策略（藥物和疫苗），可能也確實是目前未能成功控制疫情的國家（如美國和巴西）的唯一出路。但在此之前的“中間策略”，不該被忽略。
這位研究人員提到的“中間策略”，指的是充分利用和協調足夠的衛生工作者和生物醫學資源，來進行高效的檢測、治療、溯源和隔離。事實上，無數的模擬早已顯示出了這些方面的缺失。
去年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HHS）進行的一項，名為“Crimson Contagion”的演習中，模擬的情景是，從中國返回的遊客攜帶了一種新型流感病毒，該病毒在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擴散，並感染了1.1億美國人（模擬中假定病原體比SARS-CoV-2更具傳染性）。隨着領導人爭相執行政策和採購設備，在地方、州和聯邦層面，混亂也不斷加深。
模擬後的一份報告指出，HHS預測CDC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沒有明確的權力來領導聯邦政府應對大流行病，也沒有獲得資金推廣這些應對措施。但是，如同上文所述，這類模擬後的討論集中在了簡單粗暴的最終策略上（如疫苗開發），而忽視了更加複雜的國家公共衛生體系強化等問題。
儘管很多類似模擬都曾突出過美國政府管理上的弱點，但這些短板在全球健康安全指數上並不太明顯，且在WHO聯合外部評估時，幾乎被完全忽視了。而在檢測新病原體方面，美國在診斷檢測上的“發達實驗室網絡”和“廣闊商業市場”得到了高度讚揚。
在今年的疫情中，這些無數次模擬中都被忽略的弱點得到了充分的放大，《自然》雜誌在文中用了一個詞——“清算”。
到一月下旬，冠狀病毒出現，並蔓延升級，這些都是模擬中曾顯示過的預兆。但在一月的第三周，特朗普發布了一條有關冠狀病毒令人放心的推文，以及40條有關彈劾他的聽證會、集會和擊敗民主黨的推文。在當時，政府採取的唯一公共行動是，“在少數幾個國際機場，對來自中國的旅客進行症狀篩查”。也許，這是因為“美國很少看到因MERS和Ebola發生的死亡，這給決策者帶來了錯誤的安全感”。
去年，一項基於一百多個因素，對195個國家，在應對疾病爆發的充分準備方面，進行了評分的評估曾將美國排在了全球健康安全指數的首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甚至在2月27日的白宮簡報會上，保留了該報告的副本，並洋洋自得地宣稱“我們是第一名”。
而事實上，特朗普說這些話時，SARS-CoV-2也許已經在全美範圍內如幽靈般隱匿地傳播了。《自然》雜誌的文章中還提到：在流行病的最初幾個月中的混亂——華盛頓、紐約和加利福尼亞州的科學家於1月下旬開始篩查檢測該病毒的基因序列。但是他們推出面向公眾的大規模篩查的努力，在FDA那兒卻遇到了麻煩，因為FDA還沒準備好給他們授權。與此同時，CDC的官員堅持認為實驗室只能使用他們開發的測試。
2月6日，CDC開始向公共衛生部門發放檢測試劑盒，然而，這些最初的試劑盒卻不是那麼好用，一直到二月底，試劑盒的問題都沒能解決得很好。對接觸者的追蹤也是同樣，許多城市衛生部門放棄了努力，美國政府也沒有為此提供國家計劃。奧巴馬時期，白宮曾有一個負責“大流行預防應對”的小組，但特朗普在2018年就將其解散了。
“發動機需要汽油和制動器才能啟動，但是如果司機不想使用汽車，那麼你就只能被閒置在一邊”。《自然》雜誌引用一位匿名公共衛生科學家對此評述到。
目前，美國COVID-19病例超過400萬，死亡人數超過15萬，幾乎成為了世界上失控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
相關文章：Two Decades of Pandemic War Games Failed to Account for Donald Trump, By Amy Maxmen on August 6, 2020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two-decades-of-pandemic-war-games-failed-to-account-for-donald-trum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