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第一稿，本文有較大篇幅的內容增補，還做了大量內容、文字優化，故未在第一稿上更新，而是另行貼出。）

有些事情，我們還不知道；有些事情，我們已經知道，我們能夠知道。

1901年6月3日（農曆四月十七），張作霖派人將懷孕八個月的妻子趙春桂和女兒從八角台胡家窩堡張景惠家接送到桑林鎮東的詹家窩堡趙明德家（趙明德是張作霖妻趙春桂的堂侄，張學良的表兄），途中，在顛簸的馬車上，趙氏產下了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

張學良與張作霖，這對父子是政治立場截然相反的兩個人。

在民國政治人物中，最堅決反蘇反赤的，前有段祺瑞，後有張作霖。1920年6月，段祺瑞為首皖系在直皖戰爭中速敗後，張作霖取代段祺瑞，成為民國反蘇反赤的第一人，和蘇聯在中國的頭號敵人。

造化弄人，民國頭號反蘇反赤者張作霖，冥冥之中又與共產黨有着不解的淵源：他的義弟創立了中共，他的長子，狂熱親蘇親共，打骨子裡信仰共產主義。

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被張作霖處死，另一位創始人陳獨秀是張作霖的義弟。

1902年，八角台保險隊被新民府知府陳衍庶（字昔凡）收編為新民府巡警前路游擊馬隊，保險隊首領張作霖被任命為馬隊幫帶（副營長）。不久，少年喪父的張作霖拜陳衍庶為義父；膝下無子的陳衍庶過繼了哥哥陳衍中的次子陳獨秀為嗣子，於是，張作霖成為陳獨秀的義兄。1902年至陳衍庶1909年離開奉天返回故鄉安慶期間，陳獨秀本人多在日本和安慶，因此，張作霖與陳獨秀沒有多少見面機會；為“革命事業”奔波的陳獨秀很少顧家，其1898年出生的長子陳延年和1902年出生的次子陳喬年長期由陳衍庶養育，張作霖、少年張學良與延年、喬年二兄弟應該有較多接觸。

註：有說招撫張作霖的是陳衍庶的結拜兄弟增韞，1902年的新民府知府也是增韞；另說陳衍庶、增韞為前後任的新民知府；還有說增韞任新民府知府（從四品）時，陳衍庶是管轄遼陽、新民的道台（也叫道員，正四品），是增韞的上級。很可能增韞、陳衍庶都參與過對張作霖的招撫、收編，都擔任過張作霖的上司。

張學良9歲後可能未再見過陳獨秀，但他的思想里卻留下了這位義叔的烙印。陳獨秀三子陳光美（生母為高君曼）在1992年清明節的祭文《陳獨秀，對不起此生不敢做你的兒子》中寫道：“少年張學良從小也很反叛，對父親張作霖的一些行為極為不滿，對叔叔陳獨秀的家國情懷則非常敬仰，對叔叔創建的中共也充滿了好感。據說，張學良進入東北軍後還想找叔叔之子延、喬兄弟（陳延年、陳喬年）加入中共，後來蔣介石殘忍殺害延、喬兄弟，在一段時間內，張學良認為蔣介石‘可惡至極’。。。”

1915年5月9日，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民四條約》，這一天被袁世凱政府定為國恥日，袁政府通過報刊和外交渠道將消息透出後，抗議“二十一條”、抵制日貨等活動在全國各地爆發，少年張學良參加了奉天省（今遼寧省）的示威遊行。

註：日本1915年1月提出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共五號二十一條，《中日民四條約》的內容，大體對應一至四號中的十一條。

參加“二十一條”抗議運動，“是張學良從事反帝愛國事業的起點”。張學良曾自述：“及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頗受刺激，因是彼時即欲立志為國家做事。”（楊景華《張氏父子》）。自這次遊行起，敵日、仇日情緒貫穿了張學良的一生。

很多人心中都有一個難解的謎團：“偉大的愛國者”張學良為什麼一直對日不抵抗？九一八命令瀋陽駐軍不抵抗，坐鎮錦州不戰而退，日軍兵犯熱河依然不部署抗擊，任由省會承德被一百多個小鬼子占領。。。為什麼剛屆而立之年的張學良沒有展現一絲一毫男子漢的血性？為什麼日軍一次次近在眼前的時候，極端敵日、仇日的張學良始終不抗日？為什麼非要到遠離日軍的陝北，才死活要抗日了？你將從本系列文章里，得到最圓滿的答案。

1916年春，15歲的張學良奉父命和19歲的于鳳至成婚。同年（也有說是1917年）7月-9月間，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在景佑宮的網球場和手球場建成，從網球場的常客開始，張學良成為奉會各項活動的積極參加者，打乒乓球、羽毛球、高爾夫，學跳舞、下棋、游泳，練習、提高英語。。。1917年，張學良正式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稍後成為該會會董。介紹張學良加入奉會的是周大文、杜澤先、王少源等人。王宗承（字少源）是民國名醫，時任27師（師長張作霖）軍醫處處長，治好過少年張學良綿延數月的肺病，他在業餘時間兼任奉天基督教青年會會長（當時總幹事是美國人普萊德）；杜澤先也是一位醫師，周大文是張學良的結拜兄弟，周、杜二人都是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與張作霖同車的當事人，周大文當時是大（元）帥府秘電處長，杜澤先是張作霖的隨身醫官。

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對張學良的成長、世界觀和政治生涯具有重要意義，“張學良早年接受的西方啟蒙教育，就是在奉會完成的。”（遼大歷史系武志華語），馬克思主義，恐怕就是張學良在奉會接受的啟蒙思想之一。成長自奉會的諸多進步青年，如閻寶航、王卓然、高崇民、王化一、杜重遠、盧廣績、鞏天民等人，後來都成為張學良的高級幕僚、智囊、摯友、左膀右臂；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在20年代成為共產國際在中國北方的重要基地、據點之一。

1916年，就讀奉天兩級師範學校（東北大學前身，當時東三省最高學府）併兼職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幹事的閻寶航結識了“一生摯友”，小他6歲的張學良，二人經常一同參加奉會的各項活動。也有說法稱，閻寶航結識張學良的時間是1918年，他與張璞山、關純厚、韓淑秀（郭松齡妻子）於1918年4月創辦奉天貧兒學校前後。

閻寶航是解開張學良真實身份的重要鑰匙。

如今，閻寶航的秘密共諜身份已人所共知，但人們仍有一個誤區：把閻寶航看作一個中共密諜。閻寶航不是中共安插的，閻寶航的服務對象也不是中共，1937年以前，閻寶航與中共中央之間沒有組織隸屬關係。閻寶航不是中共間諜，閻寶航是一個蘇聯-共產國際間諜；閻寶航的間諜生涯為中國做過什麼貢獻嗎？nothing！但是，對蘇聯，閻寶航卻做出了四項巨大貢獻。

閻寶航的對蘇聯貢獻之一：偽造《田中奏摺》。

中東路事件（1929年7月~1929年12月）期間，為轉移輿論，抵銷蘇聯侵入東北在中國激起的日益強烈的反蘇情緒，張學良與其幕僚閻寶航、王家禎等人協同共產國際，共同炮製了《田中奏摺》，29年10月底、11月初，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第三屆太平洋會議上，張學良核心幕僚、“遼寧省國民外交協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閻寶航及張學良另一位重要幕僚王卓然等中國代表拋出了偽造的《田中奏摺》，向與會各國代表散發其英文版。奏摺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語句深深刺痛了無數中國人的神經，中國的反蘇情緒迅速被反日狂潮所淹沒。《田中奏摺》徹底摧毀了中日之間的信任基礎，給兩國打上了一個難以化解的仇恨之結。

東北軍與蘇軍激戰、對峙之時，張學良正率閻寶航等人與蘇聯人合作偽造《田中奏摺》？！天哪，這是天方夜潭吧？！

不！張學良不僅與蘇聯合作偽造《田中奏摺》，還與蘇聯共同導演了“中東路事件”這齣雙簧！通過製造“中東路事件”，蘇聯和張學良一箭多雕，達成了多個目的，其中之一就是，跨過國民政府，延續蘇聯的中東鐵路特權，使中東鐵路避免被民國政府贖買或以其它方式談判收回。在“中東路事件”中，張學良故意犧牲，借蘇聯之手殺死了非其嫡系的東北軍第15混成旅、第17混成旅兩部數千名官兵，戰死、自殺者包括第17混成旅長韓光第，副旅長魏長林，兩名團長張季英、林選青等旅、團級軍官；兩旅在達賚諾爾、滿州里與蘇軍苦戰期間，張學良未援一兵一卒一槍一彈，滿洲里的第15混成旅因彈盡無法再戰，數千人官兵被俘；停戰後，張學良又將被蘇軍釋放的第15混成旅旅長梁忠甲謀殺滅口。梁忠甲是前奉系二號人物，東三省邊防司令長官吳俊升的鐵杆心腹，曾在“郭松齡反奉”時狙擊叛軍，延緩其推進，間接使郭松齡最終敗亡，也將張學良代父上位的時間推遲了兩年半，推遲到了“皇姑屯事件”之後（在該事件中，奉系一、二號人物張作霖、吳俊升同時被爆炸謀殺）。關於中東路事件真相，我還將另文專述。

T字形的“中東鐵路”，包括東西向的滿洲里-綏芬河支線和南北向的大連-哈爾濱支線；1905年日俄戰爭後，中東鐵路的大連-長春段由日本控制，稱為南滿鐵路。

《田中奏摺》是張學良情報系統與蘇軍戰略情報人員的共同“傑作”。

《田中奏摺》中提到的日本在滿蒙一帶的活動情況，是張學良的情報系統提供的；

張學良、閻寶航都有能力作出《奏摺》中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這一常識判斷，理由是：
1。滿蒙最接近日占朝鮮。
2。滿洲有日本租占的南滿鐵路和關東洲（旅、大地區），有日本關東軍（包括滿鐵守備隊）。
3。日本在滿蒙地區有相當數量的僑民，根據1915年的《中日民四條約》，日本人有在南滿居住、往來、經營工商業的權利，有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的權利。

如果日本侵略中國，最可能的入侵發起地區就是滿、蒙，作出這一判斷不需要特別的門坎，了解日中關係的日本、中國、蘇聯情報人員，都有能力做出《田中奏摺》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這一預言。

張學良的幕僚中還不乏精通日本政界情況的人才，參與拋出《田中奏摺》的王家禎（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外交機要處主任，莫德惠外甥，日本慶應大學畢業），就是一個著名的日本通，他還在七七事變後擔任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智囊。

張學良的情報組有能力獨力偽造《田中奏摺》，但不會擅自進行這一工作。這一驚天陰謀應該是蘇聯-共產國際的最高層拍板決定或批准，在蘇聯-共產國際的領導、協調下進行的，在被拋出前，《田中奏摺》應該經過了蘇軍高層的審核。

參與《田中奏摺》偽造工作的東北軍情報人員至少包括張學良、閻寶航、王家禎三人；蘇方的參與者很可能包括中東路事件時遠東蘇軍最高指揮官、蘇聯遠東軍魂布柳赫爾，以及布柳赫爾的重要助手兼情報負責人，日後以死守斯大林格勒而聞名於世的崔可夫。

註：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1929年前後任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員、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員、共產國際遠東軍事負責人，布柳赫爾就是讓蔣介石一直念念不忘，讓北伐軍諸多將領深為折服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當時在遠東特別集團軍負責情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對集團軍司令官布柳赫爾負責。崔可夫也曾兩次來華擔任軍事顧問。

偽《田中奏摺》，以及張學良的極端敵日、仇日政策，還是導致22個月後日軍少壯派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重要內因；在滿蒙邊境進行對蘇作戰偵察的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四人被東北軍秘密處決、毀屍滅跡，則是“九一八事變”的直接導火索。

閻寶航對蘇聯的貢獻之二：將日蘇戰爭轉換為日中戰爭，保障蘇聯東線的安全。

閻寶航與張學良的其它幕僚王卓然、杜重遠、高崇民、盧廣績、王化一等人，基於《田中奏摺》，長期狂熱地進行反日宣傳，煽風點火，煽動中國政界、軍界、民間的敵日、仇日情緒，着力激化、加劇中日矛盾。他們不是以身作責，讓自身所在的東北軍率先負起抗日責任，而是鼓吹“全國抗戰論”，力圖將中日兩國拉入全面戰爭，將日本一直計劃、準備中的對蘇戰爭轉換為日中戰爭，以使日本深陷中國，無暇、無力入侵蘇聯。

從“西安事變”到“七七事變”，中國得到了對日全面戰爭，蘇聯得到了東線的長期安全，斯大林變日蘇戰爭為日中戰爭的戰略夢想變成了現實，這是張學良、閻寶航，張學良的眾多部下、助手們，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其它成員、間諜們合力幫助斯大林實現的。

閻寶航對蘇聯的貢獻之三：1941年6月中旬，將得自于右任、孫科的德國將閃擊蘇聯情報轉告蘇聯。

閻寶航對蘇聯的貢獻之四：1944年夏、秋（或1945年8月前），將關東軍在東北的詳細部署情況，包括陸、空軍的配置、要塞地點、布防計劃、兵種兵器、部隊番號、人數以及將領姓名等詳細情報，報告蘇聯，為蘇軍輕而易舉橫掃關東軍立下大功。

遠在千里之外，身在抗戰大後方重慶的閻寶航是怎麼得到關東軍詳細部署情報的呢？按官方說法，情報是閻寶航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借閱得到的，這份情報的存在，是第三廳副廳長鈕先銘透露給閻寶航的。這是一個謊言。抗戰結束前，國民黨根本未曾有效統治過東北，東北的實際統治者是張學良，國民政府沒有獲得這一情報應具備的情報體系和人脈資源，國民政府不會先於原東北軍系統得到這份情報；這份情報的真正來源是閻寶航的前東北同僚，“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安插在偽滿洲國的高級潛伏官員，比如張景惠、藏式毅、邢士廉、於鏡濤等人。

閻寶航的四大對蘇貢獻，前二項是戰略貢獻，後二項是戰術貢獻，前二者的價值遠遠高於後二者。

1995年11月1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命令，追授閻寶航及“奉天情報組”“衛國戰爭勝利50周年紀念勳章”，以表彰他（他們）對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所做的傑出貢獻。代授勳章的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稱讚說，“閻寶航的功績可以同蘇聯著名的情報人員佐爾格相媲美。。。閻寶航的功績是俄羅斯人民的寶貴財富。”

這不是對友人的授勳，這是對自己人--前蘇聯間諜們的嘉獎；對閻寶航的授勳，就是對張學良的授勳（俄羅斯不能赤裸裸地點明道姓直接對張學良授勳），葉利欽褒獎的“奉天情報組”，就是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共產國際間諜團。

閻寶航（、張學良們）的功績是俄羅斯人民的寶貴財富，卻是中國人民的地獄之劫。崔可夫元帥在《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一書中寫道：“甚至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裡，日本也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又無可爭辯的事實。”張學良、閻寶航們對蘇聯的巨大貢獻，是他們用中國人的血海換來的。


將閻寶航安插入國民黨內部的，不是周恩來，而是張學良。閻、周二人首次見面是在“七七事變”後的1937年8月，周恩來與朱德、葉劍英代表中共赴南京參加國民政府國防會議期間。而早在8年前，閻寶航就與張學良和蘇聯合作炮製，並親手拋出《田中奏摺》了；張學良從1934年5月開始為閻寶航布局，閻先擔任蔣張合辦的“四維學會”理事，7月閻成為蔣介石、宋美齡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書記，10月，閻寶航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少將參議。至此，閻寶航成功打入國民政府核心軍事機構，來到蔣介石身邊，成為戴笠（戴與張學良也是結拜兄弟）、徐恩曾、賀衷寒等軍統、中統特務頭子也要“高看一眼”、“禮讓三分”的人物。

閻寶航不是中共間諜，閻寶航是一個蘇聯-共產國際間諜，閻寶航的真實身份，就是張學良的真實身份。

中共不是蘇聯在中國的唯一代理人系統，張學良是與中共並行存在的蘇聯代理人。中共是蘇聯明面的代理人，張學良則是於暗處左右中國政局的蘇聯代理人，（陝北的）中共中央全體成員，極可能直到西安事變時，都不知道張學良（及閻寶航這幫人）的真實身份。中共建政後，閻寶航得不到毛澤東和中共的信任，未獲重用，未獲授軍銜，文革被打成“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成員，“現行反革命分子”，慘死秦城，“不通知家屬、不留骨灰、不留遺物”，原因就在於，他不是中共自己人，他是蘇聯-共產國際部署在中共系統之外的“蘇聯特務”。

註：時在共產國際最高領導機構--執行委員會任職的王明（陳紹禹）可能知道張學良的真實身份。王明1931年11月-1937年10月間一直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7年11月回國領導中共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在1935年7-8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王明當選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要職。

大約在1919年7月，楊卓從蘇聯來到東北，被黑龍江督軍孫烈臣任命為國防籌備處調查員。楊卓生於北京，是個孤兒，少年時被一位沙俄將軍帶到俄國，楊卓在俄國時的名字叫包青山。1917年5月，包青山加入蘇共；1918年春至1919年春，包青山任高加索一帶蘇聯紅軍中國營營長，率部與白衛軍作戰，戰功卓著；1919年5月，返回中國前，包青山及所部中國營戰士得到列寧親自接見。

1920年1月，張作霖委任楊卓為東北邊防軍總司令部參議、呼倫貝爾盟鎮守使署外交顧問，之後，楊卓又歷任中俄會議奉方代表、奉俄會議委員及主要談判代表、中東路護路軍滿站旅參謀長、外交處長、中東路五人監事會少將監事等職，是東三省首屈一指的俄國通。在1924年的奉俄談判中，楊卓涉嫌哄騙張作霖簽約。楊卓告訴張作霖，蘇聯駐華全權大使加拉罕口頭表示，接受張提出的簽約“三原則”：停止援助馮玉祥，停止在東北的赤化宣傳，在中東路的財物和債務上照顧奉軍的利益。9月，經張作霖授權，奉方代表鄭謙與蘇方代表庫茲涅佐夫簽訂了《奉俄協定》，這一協定使蘇聯在“十月革命”七年後，終於得以繼承沙俄對中東鐵路（即中國東省鐵路）的特權。簽約後，蘇方利用掌握實權的局長（伊萬諾夫）一職，排斥中方參與管理，“專權用事”，實際單方控制了中東鐵路運營，使中東鐵路的“中蘇合辦”性質徒有虛名；蘇聯不僅沒有遵守“三原則”中的任何一條，還策動（張學良、）郭松齡發動“灤州兵變”，以推翻張作霖；當張作霖的軍隊節節敗退，張氏政權危在旦夕之際，蘇聯又拒絕、阻撓奉方通過中東鐵路運送軍隊和軍需品南下增援。張作霖被徹底激怒，回報以更猛烈、堅決的反蘇反赤行動，不再對蘇聯有任何的幻想和妥協。大約在1927年1、2月間，楊卓被張作霖秘密處死。

註：關於楊卓在蘇聯、中國的經歷，來到東北的時間，死亡時間、原因，都有多種不同的說法。

張學良與楊卓可能相識於1919年底或1920年初，兩人應該有較頻繁的接觸，關係良好。據楊卓嫡孫楊剛的祖母（可能是楊卓兩個中國妻子中的大夫人白孟申女士）說，當年，張作霖父子，以及中東鐵路和東省特別區（中東鐵路附屬區）的兩位重要官員於沖漢、張煥相經常來楊卓家串門；楊家還藏有楊卓與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等人的合影（可能已在文革時被楊卓父親銷毀）。這位做過遠洋水手，曾遊歷四海，見多識廣，英語說得比俄語還好，氣概不凡、果決堅毅的英雄人物對年青的張學良一定頗具吸引力。楊剛在其所著《家殤：奉俄外交與哈爾濱「楊卓事件」之謎》一書中說，“當作者輾轉將精心收集的有關楊卓事件的史料交給晚年的張學良時，這位楊卓昔日的好朋友，沉默不語……”楊卓這個名字，應該觸及了張學良內心深處不能言說的秘密。楊卓很可能是張學良最早的共產主義引路人（之一），和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最早的牽線人（之一）。

1918年9月，徐世昌總統特任奉天督軍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1919年3月，張作霖重建清亡後停辦的東三省講武堂（清末三大軍校之一），並將其更名為東三省陸軍講武堂，19歲的張學良成為講武堂第一期學員；1918年中，雲南陸軍講武堂（廣東）韶關分校中校教官郭松齡（字茂宸）返回東北發展，任督軍署少校參謀，次年3月，郭調任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成為張學良的戰術教官，張、郭相識後很快成為莫逆之交。

張學良、郭松齡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們親密到了什麼程度呢？張學良本人對部下一再宣稱：“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以樹立郭松齡的權威；張作霖曾對張學良說，“你對郭茂宸除了老婆不給他睡，什麼都可以給他”。同樣親蘇親赤敵日，政治立場和世界觀高度相同，是張學良、郭松齡迅速走到一起，並不分彼此的根本原因。而楊宇霆、張宗昌之所以成為張學良必欲剷除的對象，則是政治立場截然相左的結果。反蘇反赤親日，與楊宇霆、張宗昌的政治立場高度接近的張作霖，與兒子張學良的政治立場，也是根本對立無法調和的。“今生父子，前世冤讎”，張氏父子早就難以共存，相對仁厚重義，信奉中國傳統道德的張作霖的死亡幾乎難以避免，他的身邊已布滿了張學良的人。

郭松齡被歷史記住是因為“反奉”。1925年11月，在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共產國際中國北方領導人李大釗策動下，郭松齡與另一位蘇聯的中國盟友馮玉祥秘密締約，發動“灤州兵變”（今唐天灤州市），差一點推翻了張作霖。“灤州兵變”實際上是張學良、郭松齡一暗一明共同發動的，郭松齡的權力完全來自張學良，他沒有能力撇開張學良單獨發動“灤州兵變”。隨郭松齡兵變的京榆駐軍，司令為張學良，郭松齡是副司令；該軍的軍官，都是吃“老張家飯的”，要麼忠於老帥張作霖，要麼忠於少帥張學良。忠於張作霖，不願附從起事的趙恩臻、高維岳、齊恩銘、裴春生等30多名軍官被送往李景林處看押後，餘下的軍官，幾乎都是張學良本人一手提拔起來少壯派，沒有張學良的暗中許可、支持，郭松齡無力扣押忠於張作霖的軍官，也根本指揮不動這支奉系精銳。

註：鎮威軍（奉軍）京榆駐軍由第二次直奉戰爭時的鎮威軍第一軍（姜登選、韓麟春為正副軍長）、第三軍（張學良、郭松齡為正副軍長）合編而成。

郭松齡（、張學良）發動“灤州兵變”的原因不是張作霖勾結日本，企圖賣國；也不是張作霖賞罰不公，未授其督職，虧待了郭松齡。獲得督辦（即督軍）一職的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張宗昌四人，功勞、資歷、職位都高過或不低於郭松齡。楊宇霆長期任奉軍總參議，在四人中職位最高，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時，姜登選是第一軍軍長，李景林、張宗昌是第二軍正副軍長，郭松齡是第三軍副軍長，四人中，只有張宗昌職位不比郭松齡高。但是，論資歷，郭松齡難望張宗昌頸背。1918年投靠張作霖前，郭松齡只是個中校教官，而張宗昌1917年就已經是中將，並擔任（前）大總統馮國璋的總統府侍從武官長了（馮國璋死後張宗昌遭江西督軍陳光遠騙害，部隊被解散，不得已跑到東北投奔張作霖，以中將身份從憲兵營長開始重新打拼）；論戰功，郭松齡更難企及張宗昌。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張宗昌率部激戰七晝夜，擊敗吳佩孚精銳董政國部，占領冷口，第一個打過長城；10月底張又奇襲灤州，而後與發動北京政變的馮玉祥會攻天津，截斷了山海關的直軍退路，使直軍全線潰敗，吳佩孚從海路逃亡；因最先插入敵後，張宗昌得以收編直軍敗兵數萬人，實力大增，令其它奉軍將領，包括張學良羨妒不已；12月底，奉張作霖命令，張宗昌又率部自滄州沿津浦路南下遠征，從直隸（河北）經山東、安徽打到江蘇南京後，再沿滬寧路東進，於25年1月底占領上海。張宗昌的戰功在奉軍中無人可比，在張作霖保薦、施壓下，民國臨時執政段祺瑞於25年4月任命張宗昌為山東軍務督辦，取代了段氏自身皖系的原督辦鄭士琦。郭松齡的所謂戰功，壓根夠不上張宗昌的十分之一，他有什麼可憤憤不平的？不是靠着張學良的話，他連副軍長、副司令也當不上。張作霖雖然未授張學良、郭松齡二人督職，卻把奉軍最精銳的部隊--京榆駐軍（一、三軍團）交給二人指揮，讓楊宇霆、姜登選只帶少數部隊南下蘇、皖就任。能說張作霖薄待郭松齡嗎？授督職是厚待，授兵權是薄待？精銳雄師在握，你以後沒機會得到督職嗎？

關於張學良的歷史，包括張學良自述，充斥着謊言、編造和謬誤，扭曲着人們的認知，荼毒着人們的頭腦。兵變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張作霖是蘇聯在華的頭號敵人，是蘇聯必欲除之的敵人；當時已加入共產國際的張學良、郭松齡對張作霖“頑固不化”的反蘇反赤親日立場也已深惡痛絕、無法容忍。推翻張作霖是張、郭與蘇聯的共識和一致選擇。關於“灤州兵變”，本系列後文還將再述，更多詳情及分析，還可參見“張學良弒父調查（上）”一文。

郭松齡及夫人韓淑秀在兵變失敗後迅速被殺，二人的真實身份沒有機會充分暴露。但我們還可以通過郭、張培養的另一個蘇聯代理人盛世才來折射張學良、郭松齡的真實身份。盛世才是郭松齡、韓淑秀夫婦乾女兒邱毓芳的丈夫，1923年，經郭松齡推薦，在張學良、郭松齡軍中任上尉參謀的盛世才被奉系保送到日本陸軍大學公費留學深造。1925年11月，盛世才從日本回國，協助郭松齡發動兵變。郭松齡敗亡後，盛世才逃回日本，繼續學業，27年回國，入國民革命軍（北伐軍）賀耀祖部。1930年10月，盛世才被安插到新疆，任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上校參謀（時任督辦為金樹仁）。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力量的全力幫助下，入疆僅2年半後，在西北沒有根基、背景的盛世才在1933年4月，迅速取代金樹仁，成為新的新疆督辦，繼而又控制全疆，成為“新疆王”。為扶植盛世才，蘇聯紅軍至少二次入疆作戰，幫助劣勢的盛世才擊敗比之強大的對手馬仲英、張培元，蘇聯“紅八團”還駐紮哈密，為盛世才扼守新疆東大門。

蘇聯從未用直接出兵越境作戰的方式幫助過它在中國的其它代理人或盟友。如果剛到新疆不滿三年的盛世才與蘇聯沒有很深的淵源，如果盛世才不是蘇聯可靠的“自己人”，蘇聯會不顧國際影響，不惜代價，傾力、破例地幫助盛世才嗎？盛世才應該在奉軍時期，就已秘密加入共產國際，成為蘇聯的“自己人”--聯共黨員了。或者說，在25年底“灤州兵變”時，張學良身邊已存在了一個聯共黨員支部，其成員可能包括：張學良、郭松齡、韓淑秀、盛世才、閻寶航（閻寶航也介入了灤州兵變）等。

不晚於1941年春，斯大林決定全力扶持毛澤東，使之成為中共乃至共產國際系統在中國的唯一領袖，5月，毛澤東在黨內發起整風運動，盛世才在代理人之爭中失寵，前途堪憂；6月22日，德國閃擊蘇聯，蘇軍一潰千里，為自保，盛世才開始向國民政府、蔣介石靠攏。5月8日，盛世才以“漢奸”、“托派”、“陰謀暴動”等罪名正式逮捕了已被軟禁，與其淵源極深的前張學良重要幕僚杜重遠。1943年9月，在向國民政府移交新疆前，盛世才處死了陳潭秋、毛澤民等入疆與之合作的中共黨員，10月，深知盛底細和真實身份的杜重遠也被自己的這位開原同鄉、小學、中學同學、前同志秘密處死滅口。

註：一說杜重遠是吉林懷德縣人；杜重遠的被殺時間，有1943年6月，1944年等不同說法。

一直化身愛國民主人士、愛國民主實業家的杜重遠，與閻寶航一樣，是張學良共產國際間諜網的核心成員。杜重遠與閻寶航等人長期致力於將中日引向全面戰爭，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這位極力煽動他人“抗日”但自己不抗日的著名“愛國者”，沒有出現在抗戰的前線。1939年1月，應盛世才之邀，杜重遠以建設抗日大後方之名，第四次前往最遠離日軍鋒芒的新疆，去鞏固這塊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理人基地，同時也踏上了人生的不歸路。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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