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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世界的25天：新冠疫情是如何在中國失控的？ |
| 送交者: 巨氓 2020年12月30日09:14:49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改變世界的25天：新冠疫情是如何在中國失控的？中國最著名的醫生正在執行一項緊急任務。 現年84歲的鐘南山博士接到命令趕往中部城市武漢，研究一種異常的新型冠狀病毒。鍾南山在17年前因幫助發現SARS流行病而被譽為英雄。他的助手拍了一張夜行列車上鍾南山閉目思考的照片，這張照片後來在中國迅速傳播，打造了鍾南山作為奔赴疫區救援的中國醫生的聲譽。 現在，中國官方歷史將鍾南山之行描述為最終取得勝利的抗疫戰爭的電影般的轉折點，當時他發現病毒正在危險地傳播，並迅速前往北京拉響警報。四天后的1月23日，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封鎖了武漢。 這次封鎖是拯救中國的決定性第一步。但是自那以後，大流行造成了超過170萬人死亡，這一步對於阻止該病毒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為時已晚。 第一次警報實際上是在25天前拉響的，去年的12月30日，距今整整一年。甚至在那之前，中國的醫生和科學家已因尋找答案受到懲罰，而武漢和北京的官員掩蓋了感染的程度，或拒絕就警告採取行動。 政治阻礙了科學，這種緊張關係描繪出大流行的輪廓。中國遲來的早期回應導致病毒被釋放到全世界，並預示着世界各地的科學家與政治領導人在透明性、公共衛生和經濟方面將展開的鬥爭。 本文以中國政府的文件、內部消息、訪談、研究論文和書籍為依據，其中包括被忽視或受到審查的公眾言論，這些言論對於理解官方決定起到啟示作用。這篇文章審視了中國改變了世界的那25天。 在北京承認問題嚴重性的前幾周，中國科學家和私人實驗室識別了新冠病毒並繪製了其基因圖譜。科學家們還與他們的同僚交談，試圖發出警報——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發出了，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上海知名病毒學家張永振教授說：“我們也說的真話。”在與澳大利亞的一位同事合作公開發布該病毒的基因序列後，他面臨着受到譴責的風險。“但是沒人聽我們的，這是非常可悲的。” 雖然中美之間爆發政治敵對，雙方科學家仍然依靠數十年來建立的全球網絡來共享信息——而頂級科學家在早期就意識到這種病毒可能在人類中傳染。 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1月8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與美國同行羅伯特·R·雷德菲爾德(Robert R. Redfield)博士通話時確認這種危險後，情緒激動。 然而，雷德菲爾德和高福——各自受到政治束縛——都沒有發出公眾警報。在北京，高級衛生官員收到了武漢醫生的不祥報告，並派出了兩個專家小組進行調查。然而，他們缺乏挑戰武漢官員的政治影響力，在公眾面前緘口不言。 在某種程度上，鍾南山武漢之行的政治意味大於醫學方面。他當時已經知道病毒可以人傳人；他的真正目的是打破中國不透明的政治體系造成的阻滯。 根據鍾南山與他人合作的新書，他在火車到達武漢前起草的一份報告中寫道：“新冠肺炎肯定人傳人。”“提醒公眾沒有特殊情況不要去武漢，減少出門，避免聚集。” 中國最終不但控制了病毒，還控制了關於病毒的敘事。今天，中國經濟高速運轉，一些專家提出大流行是否已經撥動全球力量平衡偏向北京。 中國的復甦激怒了特朗普總統，他花了數月時間就他所謂的“中國病毒”指責北京。美國仍然沒有控制住病毒，並正在為死亡和經濟影響付出沉重代價，而中國的生活卻相對正常。 不久前，中美曾合作成功追蹤並遏制過病毒在中國的暴發。但特朗普政府在此次疫情暴發前幾個月就從北京撤出了約十位公共衛生專家，這實際上使美國政府對來自中國的疾病威脅視而不見。 中國外交官辯稱，該國在武漢封鎖後感染得到遏制的記錄證實了習近平強硬政治的正確——儘管政府對早期的幾周進行了美化，當時果斷的行動可能會遏制病毒在中國境內暴發。一項早期研究預測，如果官員提早一周採取行動，中國本可以將病例總數減少66%。提前三周的話可以減少95%。 中國對最初的那幾周不願保持透明，也在世界對新冠病毒的認知上留下了巨大的空白。科學家們對該病毒在何處以及如何出現的了解很少，這部分是由於北京推遲了對該疫情的動物起源的獨立調查。 “他們錯過了一次學到教訓的好機會。”研究中國衛生政策的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黃嚴忠說。“對於真正出了什麼問題，沒有認真的討論。” “大家都是在網上看到的” 12月30日，武漢的醫生遇到患上神秘而難以治癒的肺炎患者後，市政府下令醫院報告類似病例。根據政策，醫院應該也將這些病例報告給北京的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他們沒有這樣做。 然而，內部通知發布後不到12分鐘就流傳到了微信上，這是中國幾乎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服務平台，隨後第二個關於患者護理的內部通知也迅速在網上傳播，直到負責中國疾病防控中心的、擁有牛津受訓背景的病毒學家高福聽說了關於一種神秘肺炎暴發的討論。 “那不是網上都登了嗎？”高福在被問及如何知曉武漢病例的簡短採訪中說。“大家都是在網上看到的。” 當晚深夜，中國國家衛健委命令醫學專家早上趕赴武漢。 數小時後，醫學新聞服務機構ProMED向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全球衛生專業人員發布了公告。這讓一些科學家立即想起了2002–03年的SARS流行病，該病是由中國的一次冠狀病毒暴發引起的，在全球造成近800人死亡。 “我的第一反應是：‘天吶，SARS又來了，’”ProMED紐約副編輯瑪喬麗·P·波拉克(Marjorie P. Pollack)博士說。她發布了12月30日的公告，還幫助發布了有關SARS的早期警報。 在武漢，疫情似乎集中在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一周前，當地醫生將一名患病的65歲市場工人的肺泡灌洗液送到了華南地區的一家基因技術公司微遠基因。該實驗室發現了一種與SARS大致相似的冠狀病毒。另外兩個商業實驗室也很快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沒有人敢公開結果。 在動物和人類中可以找到許多冠狀病毒，極少會對健康產生致命威脅。但是有兩個——SARS和MERS——近年來已經從動物身上脫離，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造成了嚴重甚至有時致命的疾病。 微遠基因將其數據發送給了北京的中國醫學科學院，並派出了一名高管向武漢市衛健委發出警報。 在2019年的最後一天抵達武漢的北京團隊被迅速告知實驗室結果。專家之一曹斌告訴一家中文報紙。 當時，武漢政府已公開證實，該市的醫院正在處理一種不尋常的肺炎，但否認它具有潛在的傳染性。 儘管存在種種限制，科學家們仍在跨國界交流。1月4日，斯坦利·帕爾曼(Stanley Perlman)教授給一位中國同事發短信，提到有關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的傳言。他很快被告知，應把討論轉移到一個加密的手機應用程序上。 “他說，‘是的，這是一種冠狀病毒，它還沒有像人們希望的那樣被公開，’”在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任教的帕爾曼教授說，並補充道，他的朋友指出，已經有四家實驗室對這種病毒進行了測序。“所以這裡面有一些講不清楚的東西。” 來自北京的小組匆忙整理了醫治病人的指南，並迫使當地官員關閉了市場。但其中一名調查人員並不擔心春節期間的客流激增，1月晚些時候正是中國的農曆新年假期。 “中國的傳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積累，”徐建國博士對一家香港報紙說。“絕不會出現因為春運發生大擴散的可能性。” “可能會有後果” 在800多公里外的東部，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知名病毒學家張永振感到非常擔憂。 像其他幾個中國實驗室一樣，張教授和他的團隊破解了這種病毒的基因序列，並得出結論，認為它可能具有傳染性。和其他實驗室不一樣，他覺得自己自己有責任公布這一消息，以幫助研究人員開始檢測、治療和疫苗的工作。 “那不知道，”在一次漫長的採訪中，當被問及為什麼其他人沒有選擇公開時，張教授如是說。“因為在中國，好多（人）順着官員說是比較容易的。” 在張教授的團隊於1月5日完成了對這種病毒的測序後，他的中心通過內部渠道警告了上海的領導人和北京的衛生官員，建議在公共場所採取預防措施。 他還準備公開這些數據，在於1月9日訪問武漢並在一所大學發表講話後，他認為採取這一行動已經勢在必行。就在同一天，當局證實這種新疾病是一種冠狀病毒，但官員繼續淡化了潛在的危險。 晚餐時，一群武漢醫生告訴他，疫情形勢比官員們承認的要更糟。 “他們臨床一線的大夫一定是這個感受是最準的。”他說，“我就知道這個病的話一定是比較厲害的。” 1月11日，當張永振準備登機前往北京時，他接到了一通來自他的長期研究夥伴愛德華·福爾摩斯(Edward Holmes)的電話，福爾摩斯是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的一名病毒學家。 福爾摩斯教授敦促他的朋友。看看武漢不斷上升的病例數，他說。看看在香港出現的病例。 這是一個只有張教授才能做出的決定，福爾摩斯告訴他。公開這一數據要冒着激怒衛生官員的風險，他們試圖控制信息，並希望借病毒測序邀功。在他的飛機滑行準備升空時，張教授說，他需要一點時間來思考。 “我可能沒用一分鐘的時間，我就告訴他，”張教授說，“我馬上打電話給他，我說釋放這個序列。” 很快數據就被上傳到了一個病毒學網站。 大約兩個半小時後，張教授在北京落地。當他打開手機，消息一涌而入。 “快點讓它出來是當時唯一的目的，”福爾摩斯教授說。“我們知道可能會有後果。” 破裂的合作關係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博士是其中國同行高福的老朋友了，兩人從事的是同一領域的研究：病毒學。 在ProMED發出警報後，兩人進行過通話，但高福堅稱病毒只在市場裡的動物之間傳播，沒有出現人傳人。 然而，據兩名熟悉雷德菲爾德博士對這通電話描述的人士所說，到了1月8日的時候，高福變得焦躁起來。高福說，病毒已經感染了醫護人員，開始出現人傳人，儘管當地官員予以否認。 從政治角度來說，這對兩人來說都是個危險境地。 隨着與中國的貿易戰升級，特朗普政府幾乎全部終止了與北京始於SARS疫情、旨在幫助防止潛在大流行發生的公共衛生合作夥伴關係。現任及前任疾控中心官員表示，通過撤出這一合作，華盛頓將自己隔絕在了關於該病毒的潛在情報之外，並且失去了一個與中國合作對抗病毒的機會。 在這種合作夥伴關係下，一組組美國醫生被派駐中國，久而久之，還幫助培訓了超過2500名中國公共衛生工作人員。超過15人曾前往美國接受培訓。 “我們的受訓人員，”美國人這麼稱呼他們。 一名為該項目提供建議的美國醫生被派駐在中國疾控中心，與即將在全中國各地任職的受訓人員建立起了關係，並且與中國醫生有社交往來。 “你在一個要獲取非常重要信息的位置上，”疾控中心前主任、曾幫助建立起這一合作的傑弗里·科普蘭(Jeffrey Koplan)說，“尤其是關於具有威脅的新型疾病的信息。” 在一項對合作10年的評估中，雙方的醫生均認為它對預防潛在大流行有幫助。例如最開始出現在中國南方省份廣東的禽流感。中國讓美國流行病學專家加入到應對行動中，並且將科學家送到美國接受培訓。這一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了2017年，當時一個新毒株傳播到了其他國家，導致超過600人死亡。 “我們與中國疾控中心並肩作戰，”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擔任總統時期的美國疾控中心負責人湯姆·弗里登(Tom Frieden)博士回憶道。隨着進一步地傳播和錯誤的變異，弗里登博士補充道，“那有可能成為一場大流行。” 另一個名為“Predict”的美國項目設法在動物身上的病原體（特別是冠狀病毒）傳播給人類之前找出它們。該項目合作的實驗室之一便在武漢。 但在2019年7月，在沒有給出公開解釋的情況下，美國將派駐在中國疾控中心最後剩下的美國醫生撤回。幾個月後，美國疾控中心另外一個北京辦事處也遭到關閉。那裡曾經有十幾名美國專家和40名中國公共衛生工作人員。到了12月，只剩下兩名流行病學家、一位信息技術專業人員，以及主要從事季節性流感工作的少數當地員工。Predict項目也被暫時叫停。 一位匿名接受採訪的高級政府官員說，疾控中心認為中國可以在協助減少的情況下將培訓項目繼續下去。儘管在2017年雙方仍有合作，但一名白宮發言人否認美國如果有更多存在的話會帶來改變。 “鑑於共產黨決心要對我們的人隱瞞信息，就算我們在中國有100人，也不會有任何改變，”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發言人約翰·尤利奧特(John Ullyot)說。 就像其前任在禽流感方面所做的一樣，在抗擊武漢疫情暴發方面，雷德菲爾德博士迅速提供了美國的幫助，告訴高福他可以在48小時內派20名流行病學家過去。 這一次，中國沒有接受幫助。 沒有權威的監察人 就字面看，現年61歲的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馬曉偉博士是中國與醫療相關的官僚機構中最有權力的人，他擁有在武漢阻止病毒傳播的強大資源。 但實際上，他的手腳被體制束縛。 在中共的等級制度下，他處於精英階層的邊緣，要盡很大努力才能引起忙得不可開交的領導人注意。北京以外的地方疾控部門官員通常只聽本地上級官員而不是馬曉偉的話。 “省領導有更多的發言權，”公共衛生專家黃嚴忠說。 但1月8日，馬曉偉派了第二個專家組去武漢，繼續之前的北京專家未完成的工作。武漢的官員稱，已經有幾天沒有發現新的感染病例了，北京新來的專家組也沒有公開質疑該說法。 “大家一直懷疑有沒有傳染性，但是流行病學的調查結果沒有明確的結論，”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內科醫生王廣發在接受採訪時說，他是第二個專家組的主要成員。 然而，在武漢的許多醫院裡，發熱病房人滿為患。同濟醫院的趙建平醫生對他所看到的情況毫不懷疑。 “大家都還沒有預想到有現在這麼嚴重，”呼吸科主任趙建平向一個中文的醫學網站描述情況時說。“不過，可以明確的是，知道它具有傳染性，有‘人傳人’的現象。” 中南醫院開設了24小時發熱門診和隔離病房，兩處的患者很快讓醫院應接不暇。 “感覺要大禍臨頭了，”中南醫院院長王行環博士對中國的《財新》雜誌說。他說，他試圖警告官員，甚至把SARS如何從掩蓋升級為全面性危機的時間表發給了他們。 在北京專家組去過的幾家武漢醫院裡都發生了醫生和護士被感染的情況。但醫護人員被感染的情況沒有包括在提供給到訪專家的官方數字裡。 據《中國科學報》後來的報道，中南醫院向省委領導提交了三份分析報告，警告“該病傳染性與致病性極強”。中南醫院院長王行環對《財新》說，他等待着北京專家的來訪。 北京的專家從未到來。 武漢的醫生明白，從政治上講，承認這個問題對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好處。按照中共的等級排序，湖北省委書記——他手下的官員們曾就病毒發出讓人放心的言論——比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的官大。 “知道了又能怎麼樣呢？我也聽說有醫務人員感染了，”武漢人民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醫生余昌平對一家中國報紙講述今年1月前幾周的情況時說。“但當時有關這方面的紀律已經很明確，我能說嗎？” 馬曉偉並非沒有意識到風險在不斷上升。一名去泰國旅行的武漢遊客已成為中國境外的第一例確診病例。1月14日，國家衛健委將全國各地的醫療官員召集起來，開了一次（當時保密的）視頻會議，討論了應對這種病毒的預防措施。 那之後，衛健委發了一份長達63頁的內部通知，向中國各地的醫院和疾病控制中心提出了如何追蹤和阻止這種新病毒的建議，通知似乎已經認為這種病毒具有傳染性。 不過這份通知在關鍵問題上閃爍其詞。其中一處稱，“病例無明確的人傳人證據。” “你們講實話的最後機會” 1月中旬，習近平主持召開了一次有20多名高級官員參加的會議。會上沒提新冠病毒，至少在當時和後來的官方會議總結中是這樣。 習近平一直忙於其他事務：向官員灌輸共產主義價值觀的運動，還有1月15日與美國簽定貿易協議的事情。 “中央政府的全部注意力似乎都在這項貿易協議上，”1月中旬與中國高級官員交談過的一名美國企業高管說。“沒人提過流行病的問題。” 然而，在北京以南約2000公里的廣東省，包括鍾南山在內的衛生官員和專家的顧慮並沒有打消。 鍾南山在幫助將SARS的問題暴露出來，並呼籲公眾不要恐慌方面起的作用，讓他確立了一個特殊地位。甚至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鍾南山表現得也比較突出，他是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送往西方接受培訓的首批醫生之一，曾在倫敦和愛丁堡學習。 “他已經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愛丁堡大學的威廉·麥克尼(William MacNee)教授說。“甚至在那時，我就感覺到他有點政治人物的樣子。” 鍾南山現在是廣東一家呼吸系統疾病中心的負責人，他在1月中旬了解到深圳一家醫院的病例。深圳與香港毗鄰。一個去過武漢的家庭回來後病毒檢測呈陽性。全家人都沒去過那個海鮮市場。 這家的一名親戚在1月14日去醫院探視後病毒檢測呈陽性，此人從未去過武漢。病毒正像接力棒一樣從一人傳到下一人。 “我知道情況非常嚴重，”香港大學傳染病學教授袁國勇說，他幫助調查過這個病例。“我立刻拉響了警報。” 廣東省官員於1月16日召開緊急會議，讓醫院和衛生官員做好準備。在沿海的浙江省，曾任省衛生廳廳長的李蘭娟醫生聽說武漢醫院已有醫生被感染。她打電話給身在北京的馬曉偉，敦促再次派專家去考察。 政治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廣東和浙江都是經濟大省，別的不說，這兩省的權力都比湖北省大。1月18日，馬曉偉讓鍾南山帶隊第三個專家組去武漢考察。 到武漢後，鍾南山從以前的學生那裡了解到，“湖北的實際情況，遠比當時公開或新聞報道的要嚴重，”他對廣東一家報紙說。他還和中南醫院院長一起吃早飯，後者描述了一場正在發生的災難。 然而，當湖北省省長王曉東在一個酒店會議室里與鍾南山的專家組見面時，官員們仍堅稱疫情可控。這次見面很快變成了一場對峙。 據最近出版的一本關於鍾南山的書，專家組的另一名專家曾光對官員說，“今天是你們講實話的最後機會。” 其中一名官員最終承認，武漢協和醫院已有15名醫務人員可能已被感染，這等於承認了人際傳播，該書寫道。鍾南山需要的就是這個，他馬上帶着專家組趕往北京。 專家組的這次考察給中國最高衛生官員馬曉偉提供了政治上的掩護，讓他可以提請最高領導人採取緊急行動，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專家黃嚴忠說。 “他們已經做好了改變做法的準備，”黃嚴忠說。“他們只需要有個人出來推動一下。” 第二天早上，鍾南山來到中共領導人居住的與世隔絕的中南海。習近平當時在中國西南部，李克強總理聽取了專家們對病毒在蔓延的警告。 “現在病情發展正處於一個節骨眼上，”鍾南山在當晚通過電視直播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現在已經有很多人病了，而且很多人也已經外出了。” 改寫歷史 11天后，習近平面臨着一場政治危機。 中國的互聯網上迴響起憤怒之聲，人們對武漢醫生李文亮因試圖提醒同事注意新冠病毒後遭警方訓斥表示憤怒。李文亮當時已經感染了病毒，住進了重症監護室。幾周前，膽子大了的中國記者已對處理疫情上的失策和謊言做了帶猛烈抨擊的報道。 在激烈的批評聲下，習近平在2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了辯護，稱他從早期起就在關注病毒問題。 從1月25日的中國農曆新年長假開始，“疫情防控是我最關注的問題，”習近平會上說，他的這個講話當時沒有公開。 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數持續上升。2月7日，李文亮去世，引發了全國各地人們的悼念。對習近平權力掌控的質疑開始擴散。 急於顯示習近平仍大權在握的宣傳官員公開了他2月初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但這卻引發了更多的問題。 在這個講話公開之前，習近平對疫情危機的最早言論是1月20日發表的。但習近平在講話中聲稱，他早在1月7日就已對疫情發出了內部指示，那是在中國正式宣布引發這種疾病的是冠狀病毒之前。 “北京想建立這樣一個記錄，讓別人不能說中國領導人未曾覺察到問題的嚴重性，”澳大利亞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說，他一直在研究中國應對疫情的情況。 人們在中國的互聯網上問道，為什麼沒有更早地警告他們，既然這個問題已經緊急到上了習近平議事日程的程度。他們問道，為什麼不公開習近平指示的具體內容？ 但習近平的這個講話只是後來（在危機發生的同時）改寫危機歷史的前兆。習近平說，在遏制病毒感染的同時，中共需要在人們如何看疫情上“占據主動”。 習近平對官員說，“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疫情發展，要主動回應國際關切，講好中國抗擊疫情故事。” 到3月時，歐洲的感染病例已在急劇上升，然後是美國，而中國的感染病例則開始下降。 譴責性的調查報道從中國的新聞網站上消失了，包括本文引用的幾篇報道。曾因對病毒發出警告而受到讚揚的武漢醫生和護士們沉默了。 官方的讚美報道中沒有上海病毒學家張永振的名字。他在上海的研究中心進行了“整頓”，讓他的研究無法進行。 習近平今年9月表彰了在中國遏制新冠病毒疫情中做出貢獻的醫生、官員和其他人。 習近平在長達74分鐘的講話中說，中國領導人“統攬全局、果斷決策，以非常之舉應對非常之事”，對武漢封城之前的那段時間幾乎隻字不提。 “科學只能實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鍾南山說。“否則受害的將是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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