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從鄉村流氓到市委書記

於建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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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和我媽的故事發生在我的老家，也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遠郊一個名叫黃沙塘於家的小村子裡。永州這個地方，由於一位很有名氣的文人寫過一篇《捕蛇者說》而聞名於世。事實上，我在這里生活過十二年，卻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說專事捕蛇的人了。

父親大約生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具體哪一年我是沒有辦法搞清楚的。因為，父親的各種人事表格有關出生年月變化較多。在講究資格的年代，父親將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在領導幹部年輕化的時候，報上公布父親的出生年月卻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兩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間數，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比較合宜。

據說，我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爺爺，曾到省城長沙讀過書，後來成為了當地較富有而深得鄉鄰尊敬的紳士。父親是爺爺的獨子，爺爺又是老爺爺的獨子，也就是父親一家是三代單傳。奶奶在三十多歲才有我父親，就更視為掌上明珠。但在父親十六歲那年，我父親的父親以及父親的母親相繼去世了，父親也就成為了孤兒。

本來父親對家裡事是從來不關心的。因為是家中的獨苗，所以在十歲前一直跟隨在他母親身旁，到十歲才開始進村裡的學堂。成了孤兒後，他不得不理會家裡的四十多畝土地和近二十間房子。當然，具體的事情都是由長工做的。如果，後來父親不因賭博而輸掉了全部家產，解放後父親肯定是個地主，而且是一個從十六歲就開始剝削勞動人民的吸血鬼。

父親成為賭徒是在他父母去世半年後的事。也就是在他快十七歲的那年冬天。最初是他遠房堂兄於朝龍帶他去玩一種當地很流行的押大小的游戲，賭吃喝，慢慢地就直接玩起錢來了。從小到大，越玩越想玩。大約二年光景，父親就將祖傳的四十多畝良田和二十多間房子全玩完了。其中有一半成為了他堂兄於朝龍家的產業。當於朝龍一家搬進我家祖屋時，父親哭着住進了於朝龍家廢棄的牛欄房。從此以後，讀過六年書的父親開始成為了村里最不受歡迎的人。誰家少了東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親。村里人開始忘記了他的姓名，都叫他收帳鬼。他就在東摸西拿中度過那艱難困苦的日日夜夜。好在當時日本鬼子也經常進村，人們對收帳鬼的作為也就不太計較。

在父親二十三歲那年，他還是單身一人。那時都習慣早婚，二十三歲尚未婚配很能說明這個人的品行和家境。可人的青春期生理要求並不因沒有金錢而喪失。沒有錢上賭場時，他就像個發春的公牛，在村子裡四處游盪。特別是夜深人靜之際，青春分泌物使他像夜遊神一樣聽過許多家的牆根。這就成了村里人的心病。他們總是叫女兒媳婦們千萬注意，切不要答理收帳鬼，最好是看到他就遠遠地避開，不然可能有危險。事實上，父親從沒當面對什么女人有什麼過分的舉動。但村里人在夜間行夫妻之事時，再也不敢像原來那樣放盪了。據說，有人還因害怕收帳鬼聽牆，成為了陽萎。

若干年後，我作為學者，曾對那幾年村里人口變化進行過調查分析，我發現，在父親二十歲到二十三歲那幾年，是於家村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由於沒有發現其它原因，我就認定與父親聽牆有直接的關聯。

可見，父親的行為已經嚴重地影響到於家村的生存和發展了。最要命的是，村里人也意識到了這種危機的存在，而且，隨着日月的推移，這種危機感也就越來越壓抑人心地在村中瀰漫。終於有一天，村人不約而同地找到已是村中首富的於朝龍，商量如何解決收帳鬼的問題，儘管有人主張送官法辦，但苦於沒有可以送官定罪的事情和證據。最後，村人們只得同意，給收帳鬼找個女人並租二畝村裡的公田給他養家立命。

於是，村里人就行動起來，到處訪那些難尋婆家的女子或死了老公的寡婦。可想而知，方圓十里是不可能有收獲的。有人大罵了那些提親的人還揚言，就是死也不將自己女兒嫁給收帳鬼。

正在村里人萬分為難之時，村里來了二位從河南過來討飯的母女。事情也巧，母女倆剛踏進我們村，母親就倒下了。村里人循着那女孩的哭聲，才知道那老要飯的死了。於是，村里人叫來了於朝龍。於朝龍沒有看那已經死去的母親，而32/46

對那個正在傷心但已無力哭泣、可能有十五六歲但骨瘦如柴、相貌極為普通甚至可以說有點丑的姑娘看了好一會。他和藹且富有同情心地問了姑娘一些問題，當知道姑娘的父親和兄弟已在早幾年走日本時就死了，唯一相依為命的母親也餓死在這千里之外的他鄉時，於朝龍就高興起來。他叫人立即將我父親從賭桌旁揪了過來，本來因沒有賭資只能當觀察員而氣惱的父親，一聽將這個姑娘送給他做老婆，也高興地叫起了朝龍哥。於朝龍就讓村里人將姑娘的母親埋在後山的野地里，叫家人拿點高粱餅就將姑娘送進了我父親借住的牛欄房。這個於家人連姓名也懶得知道的女人，就是我媽。

父親是在我媽用眼淚吞食高粱餅時將她變成女人的。可以想象，一個剛死了母親、自己又快餓死的少女，對食物渴望和對性的需要，態度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可對一個二十三歲還沒有親近女人的健康男人來說，有了屬於自己的女人還要等待那也是要命的。於是，在我媽用黑黑的手扼住那塊高粱餅拚命往肚子裡送時，我父親用力剝下了她少得可憐的褲子，像猛虎下山一樣順勢長入。也許是想起了剛死的母親或是由於父親的粗暴給她剛因有了食物而恢復知覺的肉體帶來的痛苦，在父親沒完沒了的動作中，我媽小聲地哭泣起來。我媽的哭聲使已心滿意足的父親大為惱火，他動作很大地穿上褲子，對着我媽血淋淋的下身就是一腳，大聲地說“媽巴子的，飯也吃了，娘也埋了，讓老子快樂一下就哭，哭個屁。”說完轉身就走，不用說肯定是到賭桌邊觀戰去了。

自從有了自己的女人，村前村後就再不見父親深夜四處游盪的身影了。父親有錢時一定是在牌桌上，沒有錢就折磨那個屬於他的女人。因此，在他借住的牛欄里，經常傳出打罵聲和女人悲悽的哭泣聲。還算善良的村人，每當看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我媽在租種的二畝地里勞作時，也會生出一些內疚。“唉，真是個命苦的女人。”當然，只是說說而已，心中更多的還是為自己家的女人不用再擔心那發春的公牛而暗暗地竊喜。

村里人最終發現，他們的如意算盤還是打錯了。父親雖然再不會因雄性分泌物去侵害他們的女人，但並不是說父親因需要賭資而放過他們的財物。就在父親將我媽的肚子搞大，也就是懷上我的第七個月，終於發生了於家村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最大、最嚴重的事件。

事情的經過很簡單。父親在鄰村賭博欠了錢，在深夜很不情願被趕下了牌桌，只能回去將女人折騰一番。在經過原屬於他家而現在成了他遠房堂兄於朝龍家產業的院子時，一股恨意油然而生。膽因怒生，他熟悉地翻過院牆，潛進了書房，就像在自己家裡取物一樣拿過幾件值錢的器皿，正要離開時，被他堂兄的小老婆發現了。

這個嬌小的女人，本來因這晚沒有得到應該屬於她的春宵而憤憤不平，難以入眠。所以，不顧天寒地凍，決心到另外兩個也是小老婆的女人窗下察看一下，她要知道是誰侵占了應屬於她的一夜，好明天找老大訴苦。

她剛走出房間，就像見到鬼一樣發現了我父親，不由自主地大叫起來。這一叫，就苦了我父親，他被嚇得站在院子中央，不知所措。當於朝龍和家人們用亂棍將他打倒並捆成粽子押到於家祠堂後，他還沒有回過神來。就在村人們因將我父親送官法辦還是以族規處置發生爭吵時，我媽腆着肚子來了。這個沒有姓名而且很少在村人面前說話的女人，還是那樣一聲不響，跪在地上，對每一個村人磕頭。看到這個架勢，事主於朝龍就說：“這次算了，放他一馬，下次如果再犯，老子要了他這條狗命。”

歷史已經證明，地主於朝龍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不僅無法要了我父親的狗命，最終倒是讓我父親將他送上了西天。

鬆了綁的父親同我媽默默地回到了牛欄房。在我媽用鹽水清理他被惡打的傷口後，他默默地呆坐了好一會，眼中顯露出一股殺氣。他拿了家裡唯一的半盒洋火，什麼也沒有說，甚至連看也沒看我媽一眼，就走出了那個借住的牛欄房，溶沒在茫茫的黑夜中。

不大一會，於朝龍的書房，也就是我父親的父親建造的書房發生了沖天大火。

那是一場很大的火。村里人說，自立村安家以來，黃沙塘於家就從來沒有這樣火紅過。那火將於家半邊天都燒紅了。如果不是村人奮力撲火，就會將整個天都燒沒。

後來，在父親成為一位共產黨的大官時，村里人傳言，在發生火災時，有一條火龍沖天而上。那條龍就是父親，這把火將壓在他身上的厄運全燒掉了。

父親在自傳中卻稱：主席教導我們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為反抗惡霸地主的欺壓，我勇敢地燒掉了他的家，義無反顧地參加了“革命”游擊隊。

事實上，父親放完火後，就不分方向地拚命跑。天亮才發現，他竟跑到了離家三十里地的大山邊了。於是，父親就潛進山林，用野果充飢。不日遇上了被國民黨稱為土匪的共產黨游擊隊。帶隊的看他年青力壯，就叫他跟着一起干，給他飯吃。正處於飢餓而無處可投的父親一聽有飯吃，想都沒想就同意了。

由於父親讀過幾年書，在這支大都由本地赤貧的流浪者組成的隊伍里算是有文化的了，不久便成了帶隊的勤務兵。

隨着隊伍的擴大，帶隊的從隊長成為了司令，父親也就成為了這支“革命”隊伍一個隊的副隊長。

我讀大學時，為研究流氓無產階級的命運和心理，讀過許多著作。我在共產黨的創始人那部有名的選集中讀到過這樣一段話：那些失了土地的農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他們很能勇敢奮斗，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每讀到此，我都會深深地感到共產黨領袖們的偉大。只有他們才能這樣深刻地認識父親這些在當時中國普遍存在的群體，而且那樣成功地將他們塑造成為偉大的“革命”戰士。

我是在父親放火亡命天涯後的第三個月出生的。父親縱火後，我媽並沒有離開於家村。一方面她懷着我已有七個月，更主要的是她無處可走。村里人看着她老實本份而且可憐，或許是怕父親突然回來放火，也就沒有太為難我們母子。我媽就種着那二畝公田度日。

於朝龍家看在族人的份上，對我們母子還算照顧，有時甚至有意保護我們不受欺負。按照輩份，他讓我叫他朝龍大伯。

我第一次見到父親，是五零年初，那時我已經四歲多了。

有一天我們村里來到好多人，直奔朝龍大伯家，一會兒就將朝龍大伯和他的兒子們全部捆綁着押了出來，全村的人都集合到了谷坪中，聽一位穿黃軍裝挎盒子槍的人講話。那人講完之後，手一揮，有幾個和他一樣裝扮的人就將朝龍大伯押着往後山走，一會就聽到了幾聲槍聲。

之後，村裡的人有點畏縮地將我和我媽推到那講話的人面前。

那人一改剛才講話的那氣憤的神態，很和藹地抱起我說，“這就是我兒子？”。

村里人連忙講，“寧子，快叫爹啊”。

我看着媽，媽點着頭。

但我感到要尿尿，於是就叫起來，“快放我下來，我要尿尿。”

那個抱着我的人，也就是我父親，很失望地將我放下來，又大度地打了我屁股一掌說，“媽巴子的，連爹都不會叫。”

那幾個押走朝龍大伯的人回來後，父親就帶領他們走了。連他曾住過的，我和我媽現正住着的牛欄房都沒有進去過。

父親走了後，朝龍大伯家裡大小都哭了起來。村里人幫着他們將朝龍大伯埋在後山於家的祖墳中。

我要跟去看，我媽很緊張地將我拖回家，並在大白天就將門關上，對我說，“寧子，以後別亂走，千萬別到朝龍大伯家裡去。”

我不解地看着媽，她好像做了對不起人的事一樣。

待了好一會，她流着眼淚又說，“好在你爹當官了，要不了多久就會接我們走，不然，我們在村里如何做人啊。”

那以後，村子裡面很熱鬧，先是朝龍大伯一家從那高樓大院搬了出來，住進了我家住的牛欄屋。我和我媽及原來最窮的幾家搬進了大火後朝龍大伯重修的我家祖屋裡。

對村子裡的變化我是能感受到的。事實上我自己也在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老到村口去玩，盼着父親能接我走。有時也等來幾個同爹一樣着裝的人，他們有的也到我家坐一會，或帶點吃的穿的東西給我們，並告許我爹已經從部隊轉到縣上工作了，當了什麼縣公安局長之類的，但就是沒有帶我們到城裡面去的意思。因此，我很失望。

父親再沒有回來。快過年了也沒有父親回家的任何消息。於是，臘月二十九我媽決定到縣城裡去了一次。本來說好要帶我去的，後來媽說，最好能去接你爹回家過年，要當天去當天回，所以讓我在家等爹就行了。

當天傍晚，媽回來了，是一個人回來的，沒有父親的影子。我問媽，媽什麼也不說，只是坐在那裡發呆。於是我就吵着要爹，呆坐着的母親突然將我一把推倒在地，狠狠地打着我的屁股，鬼哭般地說，“你哪有爹。你爹早就死了。你爹才是個流氓。”

數年後，我才知道，那天我媽在縣城好不容易找到我父親時，父親正和幾個青年男女在研究工作，其中有個長得很美的女人同父親坐在一條長椅上。

父親見我媽膽怯地由警衛員領着站在門外時，剛才的笑容一下就沒有了。他威嚴地近似咆哮着說：“誰叫你來的？”將所有在場人都嚇住了。警衛員立即揪住我媽就住外拖。

將我媽拖進門房後，警衛員厲聲地追問我媽：你不是說，是我們局長的老婆，為什麼局長一見到你就發火呢？我警告你，假冒局長的老婆就是流氓，流氓是要法辦的。

我媽早被嚇得一句話也不敢說，聽說這樣來找老公是流氓，是要法辦的，就連忙獨自往家趕。

不久，就有人從縣上來我們家，對我媽說，你與我們局長成為老公老婆是地主於朝龍包辦的，現在政府不承認，你就在這張離婚書上押個手印。我媽呆呆地一聲不響地押了個手印。好像對父親休妻早就預料到了一樣，平靜得很。只是在來人說要將我帶回城裡去時，我媽哭了起來，她低着頭喃喃地說：帶走我的寧子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死，我就死。縣上的人見這樣，也就沒有說什麼走了。

我長大後就想，父親可能根本就不想帶我進城，這不只是他那時工作忙，更主要的他正在同他的“革命”同志戀愛，如果有我在身旁那不大煞風景。

我媽是在一九五八年（似應是1959年，58年正在吃飯不要錢的大躍進。）餓死的。那時，父親已經是鄰縣的縣委書記，也就是一位七品父母官。

由於我一直跟我媽生活在老家，父親還不時叫人送點吃的東西給我們母子倆。但我從來沒有發現我媽吃一口，就是在她因缺食品餓得快不行時，也絕不動父親送來的食品。

她最終同她母親一樣，也餓死在黃沙塘於家這個陌生的村子裡。所不同的是，她母親留下的是一個也快餓死的無依無靠的小女子，而她留下的則是有一個已有父母官的父親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