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庚子年，令我想起前一個庚子年，不由得悲憤填膺……

　　1958年我在湖南省安江農校讀書時，因“惡毒攻擊”“反右與秦始皇焚書坑儒比較, 有過之而無不及, 共產黨殺人不見血”， 挨批鬥半年，於1959年 1月被開除學籍回家接受改造，飽嘗了挨餓的滋味。

　　當時農民正在“偉大領袖”毛賊東“關懷愛護”下, 提前享受共產主義“幸福生活”, 即每個生產隊建立公共食堂, 將每家每戶的食品和飼養的家獸家禽充公, 將做飯菜的爐鍋砸爛, 從此男女老少統統進公共食堂就餐, 一律免費. 開頭伙食好得不得了, 餐魚餐肉， 敞開肚皮吃, 如此胡吃海喝不到一個月就將充公的食物吃得所剩無幾, 便宣佈按男女老少定標準搞糧食定量。開頭男性主要勞力每天一斤半大米，吃幾天就減到一斤, 以後逐漸減量，到1960年減到只有半斤了, 早晚餐各一兩半, 午餐二兩, 沒有食油和葷菜, 後來連蔬菜也吃不上, 每人只發給一勺放了點鹽的清水湯，嚴重缺乏營養, 農民個個瘦骨嶙峋，但生產隊的幹部還紅光滿面，他們多吃多占，每天深夜偷偷摸摸進公共食堂廚房吃飯。我的體重減了二十一斤，飢餓感特嚴重, 一聞到飯香就冒口水，領到飯菜就狼吞虎嚥地吃，吃完才發現口腔里燙起了泡。人們只好偷偷去尋野菜充飢。為啥要偷偷去尋？因為幹部不准，發現尋找野菜的人，如果階級成份屬貧下中農的，只沒收工具和野菜，批評幾句了事。如果是“五類分子”（地主， 富農， 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屬，則開會批鬥甚至毒打。得水腫病的人不斷增加，無處就醫，只能聽天由命，天天村裡有噩耗，我祖母便做了餓死鬼。村裡有個回故鄉改造的“右派”醫生因說了“得水腫病的原因是營養不良”， 以“現行反革命罪”判了十年有期徒刑。青壯年農民紛紛逃荒，絕大多數就近逃往江西，少數人逃往新疆（江西林場和農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招工）。但政府不准農民外出謀生, 稱外出謀生者為“盲目流竄“。車站、客運汽車、 火車和客船上均有員警檢查旅客是否有通行證件，沒證件的一律抓進收容遣送站遣返回原藉。凡被遣返的“盲流人員”階級成份屬貧下中農的，只挨頓批評教育，“五類份子” 及其子女盲流被遣返的，輕則挨幾次批鬥毒打認錯收場，重則被拘留關進看守所，或送勞動教養或判刑勞動改造。

　　農民個個牢騷滿腹，但敢怒不敢言。我性格外向，有屁就要放，有一天進食堂吃午飯時靈感來了，用筷子敲著碗大聲嚷道：“梆梆梆（筷子敲碗的聲音），進食堂，二兩米，一碗湯，三口吃個溜溜光，人民公社似天堂！”有人苦笑，有人伸起大拇指稱讚，有人欣賞地喊：好聽！我沒全記住，再說一遍！我正要重說時，母親伸手封住我的嘴。後來有好幾個小伙子私下來學這順口溜，我不假思索便告訴了他們。從此這順口溜一傳十，十傳百，百而千，千而萬，傳遍了湘中方圓幾百里。

　　謊慘黨（我對共產黨的尊稱，因為它謊話連篇，慘無人道）一直將造成饑荒的原因嫁禍給大自然，說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定性為” 三年特大自然災害”。 其實這三年全國都風調雨順，沒啥自然災害。全是毛賊東這個昏君瞎指揮造成的人為災害。禍根是毛賊東提出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高舉“三面紅旗” 其實是一個盲目冒進的問題。總路線是在經濟建設總的指導思想上的盲目冒進；大躍進是表現在生產力發展方面的盲目冒進；人民公社則是反應在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變革方面的盲目冒進。

　　總路線的全稱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該路線提出後, 就發動了脫離實際、違背客觀規律的“大躍進”、“ 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等運動。

　　在農業大躍進裡，一個致命的東西就是“放衛星”，搞浮誇。放的衛星一個比一個高，一個比一個離譜。水稻衛星最高的達到畝產130434斤，小麥衛星最高畝產8585斤。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多麽的無知可笑！何等的自欺欺人！除了水稻、小麥外，玉米、高梁、蠶豆、紅薯和蔬菜、水果也是一個接一個的“放衛星”；信口雌黃的豪言壯語遍中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毛賊東對高產衛星深信不疑， 總結出一條高產的“寶貴” 經驗: 深耕密植。於是號召深耕密植, 1959年春耕時掀起了一股深耕密植風。 過度深耕, 不利於農作物生長, 不論水田旱地， 能向農作物提供營養的是上面的土壤, 稱之為“ 熟土”，熟土下面的泥土缺乏營養，稱之為“生土“， 過度深耕把生土翻到了上面，把熟土埋到了下面， 當然不利於農作物生長。可是政府幹部命令農民過度深耕。 至於農作物的密度，也必須合乎植物生長規律， 可是政府幹部鼓吹越密越好，強迫農民按2×2(市寸)的距離栽插水稻秧苗。過分密植，禾苗得不到陽光。為了爭奪陽光，禾苗拚命向上徒長，瘦長纖細，經不起風吹雨打，造成清風倒伏；過於密植又不通風通氣，給稻飛蝨等害蟲和病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病蟲害嚴重。導致早中稻都大大減產，有的田塊顆粒無收。可是下面在秋收時為了讓偉大領袖毛賊東開心，紛紛虛報畝產超千斤，不少地方浮誇到畝產十萬斤以上。毛賊東信以為真，樂得忘乎所以。

　　農業小兄弟躍進了工業老大哥豈能落後（當時人們把工業說成老大哥）。農業逼工業，於是工業大躍進也迅速開展起來了。

　　工業“以鋼為綱，帶動一切”。 1958年毛賊東號召全民大煉鋼鐵，異想天開，提出三年內鋼鐵產量“超英趕美”的口號。於是，一場全黨全民大煉鋼鐵的運動在全國各地開展起來了。農民置農業生產於不顧，置即將收割的莊稼於不顧，浩浩蕩蕩地去煉鋼煉鐵。我女友家附近的山谷裡辦起了八一鋼鐵廠，指鹿為馬，把黑色的石頭當鐵礦石，將山上的森林砍光當燃料。女友的父親(地主成份)上過大學理工科，出於一片好心對公社書記說：“這些石頭不含鐵，木材當燃料也達不到煉鋼鐵的爐溫。這樣搞絕對煉不出鋼鐵，勞民傷財呀!” 書記馬上叫民兵把他抓起來， 結果以破壞大煉鋼鐵罪判了12年有期徒刑。農民在書記帶領下，瞎忙一個多月，只煉出了堆積如山的爐渣。

　　這場土法煉鋼煉鐵的大躍進運動給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造成了巨大浪費，礦產資源遭到嚴重破壞，森林被砍光，群眾做飯的鍋鼎被砸爛，尤其是大誤農事：晚稻，玉米， 高粱，花生，紅薯等農產品無人收割挖掘，小麥油菜等農作物無人播種，當時的情景，正如廣為流傳的民謠所言：“谷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所以到1960年饑荒就越來越嚴重了。

　　這麽不講科學，不務實，瞎干蠻幹，明年吃什麽? 我痛心疾首，憂心忡忡，一天下午在田裡勞動時我說了農作物減產的主要原因是過度深耕密植，幾位農友也點頭表示贊同，沒料到有人告了密。

　　晚上，生產大隊開社員大會。以往我家沒資格參加（五類份子及其家屬無資格參加，我父親是被劃為“右派” 的小學教師），今晚卻通知我去，全家都受寵若驚，滿以為我的賣命幹活使大隊幹部改變了對我的看法。沒料到竟是點名批判鬥爭我。支部書記鸚鵡學舌般說了一通階級鬥爭尖銳複雜的說教，接着惡狠狠地呼我站出來。

　　 我尊命從人群裡擠出去，站到書記身邊。

　　“站好! 把頭低下去!”

　　  我順從地修正了姿勢。

　　“你最近放了什麼狗屁?”

　　“我想不起來!”如果說沒放屁，就把話說絕了，沒有退路。

　　“你想不起來，革命的貧下中農可記得!” 書記洋洋得意地說：“那梆梆梆進食堂的順口溜是你編出來的吧？

　　“是的！”我供認不諱，還理直氣壯的。

　　“這是惡毒攻擊人民公社的反革命順口溜，如今在方圓幾百里廣為流傳，連三歲毛毛都背得出來，影響極壞極壞！”他咬牙切齒地批判過後又問：“我問你! 你說過‘密植’是今年糧食減產的主要原因嗎?”

　　“我說過，但我說的是‘過於密植’。”

　　“同志們! 密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來的，他竟敢公開反對，還把減產的責任推給毛主席他老人家!大家說他反動不反動?” 他狐假虎威地說。

　　“反動!”黨團員和民兵齊聲附和。

　　“這是科學，老農都知道。大田中間插得稀的，收成就好，就是明證。我是學農的，多少懂一點。而且我強調了‘過於’這一詞。”我還傻乎乎地解釋。

　　大田中間的插得稀，是可憐的農民為了生存，冒著挨斗挨打的危險偷偷干的，才保住了一點收成。

　　“啊？你敢頑抗！給我捆起來!” 他一聲吼，立即殺出幾個青年民兵，把我捆一個“蘇三剪背”。 民兵專門對付“五類分子”和不聽指揮的社員，被人們稱之為“打手隊”。 書記帶頭大打出手，打得我遍身鱗傷，臉青眼腫，鼻孔淌血，嘴裡噴血。

　　我回家剛上床躺下，便聽到“拍”的－聲響，好像是有什麽東西掉落到書桌上，我大吃一驚，慌忙起床去看，摸到一個小包，點燈細看，是一張紙包著一個小卵石。我估計是好心人給我報信，一看，果然如此，紙上寫着：你編順口溜、反對深耕密植，被認定為反革命言行，已電話匯報到縣公安局，最遲後天會來抓你，趕緊逃走吧!看後付之一炬!

　　我決定出逃去新疆。馬上喚醒父母和女友商量。已考上武漢大學的女友竟決定棄學與我同往， 我和父母左勸右勸，她都不放棄這一決定。 於是我與女友連夜踏上了崎嶇的盲流之路。

　　開往新疆的火車上乘客愈趨繁多，連行李架上都坐了人，絕大多數是逃難的，個個面黃肌瘦。每停靠一個小站, 都見到乞丐。進入甘肅境內時，每個站裡都有成百的乞丐涌到火車跟前，個個蓬首垢面， 瘦骨嶙峋，縷衣千補，難於遮羞。 有的甚至連破衣也沒有，披著爛麻袋。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小，個個將髒兮兮的土碗伸到窗前， 可憐巴巴地向旅客乞求施捨，可是車上的旅客也飢腸轆轆呀！ 他們後面的建築物上有醒目的大標語：“ 社會主義好， 人民公社勝天堂。”而 火車的播音器正播送《東方紅》，我耳邊響著“他為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的頌歌，眼前展現的卻是令人潛然淚下的悲慘一幕， 我好不痛心疾首， 於是有打油詩湧上心頭一一

　　老孺幼弱一大群, 捧碗臨窗求乞憐。

　　瘦骨嶙峋疑是鬼, 蓬首垢面嚇煞人。

　　縷衣千補難遮羞, 號飢啼寒淚涔涔。

　　忽聞頌歌東方紅, 救星原來是災星!

　　我到新疆之後，在生產建設兵團農Ｘ師找到了工作，先在農科所搞科研，後調到政治部文藝辦公室為老幹部代筆寫革命回憶錄。雖然溫飽問題得到解決，但政治上依然受到迫害，閒聊時我說“魯迅如果不死，肯定會打成右派”， 被組長艾青（被打成“右派” 的詩人）舉報，挨批判三個下午，被下放到十團農場十連改造。這連隊除了班幹部以上的人以外，全是接受改造的“牛鬼蛇神”， 精神生活枯燥無味，經商量各自訂一份雜誌或報紙輪流傳閱。1962年7月下旬《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和《光明日報》相繼連載同一部小說《劉志丹》的部分篇章，三份報紙同時連載一部小說。我還是頭次見到，非同小可，心想一定是大作家所寫，立刻拜讀，先看作者名字，很陌生，叫李建彤（以後才曉得她是劉志丹弟弟劉景范之妻），接著看內容，感覺文字不優美，寫作技巧差勁，不能引人入勝，可讀性不強，加上我厭惡紅色暴力鬥爭，讀不下去，僅一目十行地看了兩天的連載便再沒有看這小說。8月中旬李某（劃為“右派”的作家）突然告訴我：8月5日《劉志丹》停止連載。肯定又出現“文字獄” 了。我連忙找來仔細閱讀，壓根兒看不出有啥問題。看過這小說的聚在一起議論過，都感到莫名其妙。李某連忙寫信向生產建設兵團宣傳部的同事打聽，大概知道了以下情況：毛賊東在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頭一天（1962年9月24日），便認定《劉志丹》是反黨小說，鄭重指出：“近來出現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由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 對習仲勳（習近平之父）等人的問題進行審查。會後，還在黨內傳達了此案（注）。我和幾位難友知情後議論過這事，一致認為反黨罪是“莫須有”。

　　幾天之後，李某被抓走，我和三名參與議論的人被停工隔離反省交代問題。看守我的共青團員同情我，悄悄跑到附近草原上告訴我的女友（她原在麵粉廠當統計員，因不按廠長虛報產量的指示如實上報產量被下放到牧場牧羊），女友挺而走險，邀三位同鄉化裝成哈薩克牧民將我救出。後來得知李某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罪行是為首和盲流人員羅某等人組織“反革命文藝沙龍”。

　　我準備去農十師投靠一位同鄉，到烏魯木齊後住到一家小旅店，晚上員警查旅客是否有身份證件，我沒有，被他們送到收容遣送站，幾天之後被遣送回原藉湖南省湘鄉縣收容遣送所，不久之後被移送到縣公安局看守所，半年之後被宣佈“寬大處理” 勞動教養兩年。

　　我解除勞教回家後，因創作的電影劇本《映山紅》被打成“反革命小鄧拓”， 挨批鬥一晚，於第二天溜之大吉，逃到井岡山伐木。半年之後，聞訊公安局已派員來江西抓捕我，我聞風而逃，秘密經商，從四川收購茶葉運到甘肅出售牟利，1967年冬去北川縣茶廠購茶葉被捕，以“投機倒把” 等罪判處無期徒刑，在四川省第一監獄服刑十八年出獄，幾經申訴，才於1987年落實政策平反安置在一國企任辦公室主任。我從事業餘創作，六年內發表小說散文近百萬字，圓了作家夢。“傷痕文學” 作品被封殺之後，我的作品因只揭露社會陰暗面不歌功頌德發不出去。1990年因不願與貪官同流合污退職，四處漂泊打工到70歲。先後在民營、軍營、合資企業任廠長、經理、辦公室主任和多家報刊記者編輯。所到之處，貪官當道，奸商橫行，與其鬥爭，屢屢慘勝（失業）。現賦閒在家，清貧度日，以上經歷已寫成長篇紀實《悲慘國度》，共三部：《盲流西部》、《落草叢林》、《鐵窗偷生》。曾刪掉敏感內容，改為《悲慘人生》在國內的修正文學網連載過，後該網站被封殺。也曾在辛灝年的網刊《黃花崗》上連載了兩期（第57.58期）後，因資金困窘無法付給我稿費停發。

　　如果我與共黨官員沆瀣一氣，早就“出人頭地”；如果我像那些得軟骨病的無恥文人一樣，瞞著良心寫歌頌共產黨的作品，我生活就不會如此困窘（每月2000元養老金，得精神病的兒子長期住院，每月需要兩千多元醫療費，生活費不夠，我只好每天在居民區轉來轉去拾廢品）。

　　我寧願清貧，也不改初衷，畢生與當局勢不兩立，我的騰訊微博被封殺。QQ封殺則是家常便飯。

　　沒有謊慘黨和毛賊東，就沒有我的悲慘人生！ 所以我對它們恨之入骨！！！

　　我今年八十二歲，在黑夜裡掙扎了七十二年，我堅信黑夜再漫長，也總會天亮！

　　（注）：此案經過半年多的審查,1963年5月,審查小組出籠《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認為“小說誇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案,是‘習仲勳反黨集團’的綱領”。 羅織了幾條罪名：1、小說中的虛構人物羅炎是高崗，小說是為高崗翻案；2、把習仲勳寫得完美無缺，是為習仲勳反黨集團篡黨篡國製造政治資本；3、小說用“星星之火” 比喻劉志丹部隊，是剽竊毛澤東思想，因為“星星之火” 是毛澤東用來比喻井岡山武裝革命鬥爭的；4、小說把歷史描寫成西北救了中央，拔高了劉志丹、高崗的功勞，經過專案委員會審查之後，習仲勳、賈拓夫和劉景范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 習仲勳被撤銷國務院副總理職務，賈拓夫被撤銷國家經委副主任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