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我黨在毛澤東同志的親自主持下，發表了一論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五、六十年代以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做了正確的表述。從那時以來，又是半個世紀過去了，世界形勢起了極大變化，國際共運遭受了重大挫折。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及東歐等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崩潰瓦解，復闢為資本主義。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悲劇。即使如此，如果東方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仍然高揚共產主義的戰旗巍然屹立，對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還是一個有力的鼓舞。可惜為時不久，一場靜悄悄的“和平演變”，也使紅色的中國罩上了資本主義的黑網。於是世界共運不得不走入低潮。對於這一史無前例的悲劇，對於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進行科學的總結，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嚴肅的任務。本文僅作為個人有限的觀察和體會，不顧疏淺，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既要承認並堅持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又要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防止階級鬥爭擴大化

　　l、毛澤東同志用對立統一的法則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認為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主要矛盾，存在着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是完全正確的。它已為當代活生生的歷史所證實，而且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這些導師的經典論述。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又說，“只有承認階級鬥爭，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共產主義者。”這些話的意思很明確，既然整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任務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自然還是因為存在着階級鬥爭，如果階級鬥爭消失或不是主要矛盾，則無產階級專政自然沒有必要了，這是不言自明的。列寧則說得更明確，他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勢下的繼續。”不過鬥爭的內容和形式更加複雜化了。

　　2、但是無論在蘇聯和中國，對這個問題都存在着錯誤的理解。蘇聯曾過早宣布了社會主義的建成和社會的一致，赫魯曉夫則荒謬絕倫地提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的悖論，不承認社會主義時期還存在着階級鬥爭，以致最後演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局面。這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慘痛教訓。在我國，雖然毛澤東同志一貫重視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但在他的生前和身後並非沒有錯誤路線的干擾。表現在我國初步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後，有人即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了，階級鬥爭即使存在，也只是“在一定範圍存在”，不構成社會的主要矛盾了。或者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只是生產力與人民生活需求的供求矛盾。只剩下提高生產力的任務了。毛澤東曾經尖銳地批評過這種錯誤，認為“同外國來比，政權是先進的，經濟是落後的，我國現在也有這種矛盾。但這種矛盾不是國內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註和談話》上卷175頁)同時在實踐上也證明，建國後，尤其三大改造完成後，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充分說明我國生產關係是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的，所謂生產關係“超前論”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哪裡存在過什麼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呢?可惜這一原則性的爭論並未在黨內充分展開，使其為更多的人所理解;以致在毛澤東逝世之後，有人又巧妙地利用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把階級鬥爭問題推到了另一個極端——階級鬥爭熄滅論這個極端。這樣就把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修改為先進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伴隨着這種改變，鄧小平便順理成章地提出了“以生產建設為中心”的口號。這個口號是不問姓“社”姓“資”的，自然就失去了正確的政治方向，實際上是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搞一段資本主義”作為方向。這樣，資本主義勢力便扶搖直上，不久就餵肥了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單說新的資產階級，當前已經十分龐大。據2003年統計，私營工商戶(不計個體戶)，比三大改造前的16萬戶已超過了83倍，其資產則超過了359倍。至2004年，我國的千萬富翁已近24萬人，占中國十分之一的人口已擁有全國一半的財富。至於官僚資產階級擁有多少財富，那就無法統計了。與此相適應的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也不斷向無產階級發動猖狂的進攻。鄧小平的“不爭論”的口號，實際上是只讓資產階級爭而讓無產階級三緘其口。這樣，無產階級的思想陣地便日漸萎縮，主流意識形態日漸被消解。在思想空前混亂的狀態中，黨內的腐敗現象與社會上的不正之風競相滋長。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腐朽事物，重新沉渣泛起。那些本不該發生的現象便令人觸目驚心地出現了。

　　在這一切變化中，黨的蛻變是最致命的蛻變。我們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的朝氣蓬勃的戰鬥性組織。如果是以階級鬥爭熄滅論作為建黨的指導思想，它必然使自己徹底解除武裝。黨內的各種不良思想不僅無從克服，而且在執政的條件下，會演變成庸俗的爭權奪利的資產階級官僚式的政黨，並向全社會散發出臭氣。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的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諄諄告誡共產黨人：“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槓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一道走。”(馬恩選集3卷374頁)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又再度向共產黨人發出警告：“現在也還有一些人，他們從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鼓吹一種凌駕於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之上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最兇惡的敵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馬恩選集4卷277頁)這是值得我們共產黨人深深領會的。

　　3、但是，也應當喚起注意的是，在解決了堅持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又必須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防止階級鬥爭擴大化。

　　回顧我黨在建國後的前三十年，即由毛澤東領導的時期，對堅持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向，應當說是堅定正確的和有力的，因之各項事業都得到了蓬蓬勃勃的發展。這是主要方面。但也不是沒有缺點和失誤。例如我黨領導的反右派鬥爭，對擊退囂張一時的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政權，都是極為必要的，但也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傾向。又如我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以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闢為目的的，理論上是完全正確的，戰略上也是完全必要的並具有深遠意義的。但實踐上也出現了不少缺點、錯誤。主要是運動中出現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傾向，大面積地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使我黨遭受了慘痛的損失。這是必須引為鑑戒的。歷史的經驗昭告我們：在堅持階級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上，必須防止“左”的和右的偏向，既承認並堅持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又善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避免階級鬥爭擴大化。才能使我黨立於不敗之地。

　　二、既要堅持不懈地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又要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使勞動者手中真正握有政治和經濟的權利，達到二者更完滿的結合

　　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最扼要最精闢地闡明了人民民主專政亦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內涵。他明確指出：“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不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一項最重要的課題。它的歷史任務是艱巨而複雜的。它不僅包括剝奪剝奪者並鎮壓他們的反抗，也不僅包括反抗帝國主義者的外來侵略，還擔負着改造小生產者的繁重任務。尤其重要的，也是最複雜的，還要造成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以至最終達到消滅階級。用列寧的話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我們應深刻理解其重要性、長期性和複雜性。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揚人民內部的民主。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所決定的。因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是千百萬群眾的事業，不是少數人，更不是少數政治家的事業，無產階級專政也是要依靠千百萬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來實現的。沒有群眾的支持，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發揮其應有的威力。而要發揮群眾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沒有充分的民主是做不到的。

　　當然，我們這裡說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民主，不是資本主義的民主;說的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人民民主，不是資產階級名曰全民實為資產階級獨享的民主。“民主”這個字眼，是被資產階級和眾多的自由主義者弄得最含混的字眼。還是列寧說得最透徹：“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是階級的民主。”也就是說，不論什麼國家，都沒有什麼“純粹的民主”，抽象的民主，“全民的民主”，而只有階級的民主;不是無產階級為代表的多數人的民主，就是資產階級代表的少數人的民主。列寧還說，“‘純粹民主’是自由主義者用來愚弄工人的謊話。”現在是我們徹底擺脫這種愚弄的時候了。

　　回顧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應當說廣大人民群眾是獲得了相當的民主權利的。如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參政權等。從根本上改變了舊社會被統治、被奴役的地位。但從更完全的意義上來說，社會主義民主，還是發揮得很不充分，很不理想，也可說沒有完全到位。世界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差不多都是如此。最明顯的就是工農群眾還缺少更直接更有效地參與國家一切政務和社會重要事務的管理的權利。不這樣，就不符合無產階級專政的本意，不能充分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既無法實行有力的監督，更無法實現選舉、罷免和撤換。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為避免使人民公僕變為人民的主人，工人階級對於瀆職的官吏，是有隨時罷免和撤換的權力的。這一點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做到。尤其是黨的領導在一定時期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的時候，往往長時期得不到糾正，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只能徒喚奈何。按理說，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領導國家，是由於它是工人階級的代表，是工人階級賦予的權力;而當它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利益時，工人階級卻無力監督他們，糾正他們，撤換他們。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最為慘痛的教訓。

　　我國當前的處境就是如此。正如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的，“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近二十多年來，是我國人民民主最為匱乏的時期。工農大眾不僅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淪落為弱勢群體，即使一般的公民權也沒有保障。儘管憲法上明明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項自由，但如果有人付諸行動，就會立即遭到禁止和鎮壓。黨內則公然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是提倡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而是片面強調與領導人保持“高度一致”，實質是在全黨推行“奴隸主義”，而自己則實行專制主義。黨章上雖有黨員民主權利的條款，但有名無實。如敢於對領導人或黨的政策提出批評和不同意見，則不免動輒得咎。黨內民主是同人民民主息息相關的，黨內尚如此缺乏民主還談什麼人民民主呢?這種惡劣作風不能不造成黨內外死氣沉沉萬馬齊喑的局面。如不糾正，是要窒息民族的生機的。

　　應當進一步明確指出：黨和階級的關係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是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但同時它又必須接受無產階級的監督。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的專政，絕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理解為黨的專政和黨內幾個人的專政。當這個黨出現方向路線錯誤時，無產階級是有權來糾正的。當這個黨不能代表甚至背叛了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時，無產階級完全有權重新組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革命黨來領導自己前進。

　　對於社會主義民主，我們究竟應當怎樣做才能避免這種歷史悲劇的重演呢?毛澤東同志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註和談話》中說：“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又說，“這裡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可見，勞動者通過某種形式能夠更直接更有效地管理國家，管理各項事業，這是最根本、最要害的。沒有這一點，勞動者的一切權利也就沒有保障了。列寧說：“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其本意正在這裡。可惜毛主席的關於人民民主的理想還未完全實現就逝世了。

　　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長途中，如何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並使之與無產階級專政結合得更好，以便有效地防止黨的變質和資本主義復辟，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實踐。

　　三、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初步改造完成以後，還必須要有一個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革命，才能鞏固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列寧認為，社會主義時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同志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初步改造完成之後，必須還要有一個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革命，才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比較鞏固。根據數十年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來看，這項工程不是一時的，而是長期的;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異常複雜和艱巨的。這是因為，不管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還是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們的根子都是很深很深的;而且它們是同國際資本主義的總根子密切聯繫着的。只要世界上還存在着帝國主義，國內還有資產階級的影響，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只能是高一陣低一陣，是不會停止的。隨着階級鬥爭的風浪，有時還可以表現得很激烈。如果任何時候，我們放鬆了這方面的工作，那是很危險的。蘇聯、東歐等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演變證明，無產階級專政的被顛覆，都是從思想上亂起來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國在毛澤東領導時期，無產階級專政比較鞏固，是同對這一工作的重視分不開的。而近二十多年來，由於不再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領導並放棄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多次造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肆泛濫。隨着西方反動腐朽文化的大量湧入日甚一日，他們與國內的反社會主義勢力密切配合，遙相呼應，不僅反社會主義、反集體主義、反愛國主義的叫囂不絕於耳，赤裸裸地詛咒歷史詛咒革命的反動言論也公然招搖過市。我們曾經強固的精神長城在崩塌了，我們神聖的思想陣地被妖魔鬼怪盤踞了，馬克思主義早已失去了主導地位。人民所受的思想腐蝕已無法估算，社會正潛伏着巨大的危機。

　　四、必須端正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革命與建設的關係。在政治戰線上，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孤立地提出以生產建設為中心，就不能不陷入唯生產力論的泥潭，其結果必然走向資本主義

　　一個時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遭到無情的批判與徹底的否定。甚至斥之為“極左”的路線。其實根本沒有搞清楚，以階級鬥爭為綱同階級鬥爭擴大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絕不能因為過去某些運動發生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就把階級鬥爭為綱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命題也否定了。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由於資產階級不甘心他們的失敗，總是要千方百計向無產階級進行反動的階級鬥爭，以復辟他們失去的天堂。這是客觀存在。因此無產階級不能不針鋒相對，以革命的階級鬥爭去戰勝資產階級發動的反動的階級鬥爭。否則，無產階級專政就難於鞏固，社會主義事業就有失敗的危險，資本主義就有復辟的可能。這就是社會主義主要矛盾存在的原因。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這種客觀情況下無產階級惟一可能的選擇，不是任何人可以臆造的。我們怎麼能夠把階級鬥爭為綱根本拋棄呢?我們搞工作、搞革命，總是既要有綱也要有目。過去革命戰爭時期，我們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帝、官、封三個反動階級，就是那時的綱;打仗、土改、建設根據地就是綱下的目，也就是工作中心。今天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也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因為革命的鋒芒是對準資產階級，不可能避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個主要矛盾。生產建設、文化建設等都可以作為中心，就像過去打仗、土改那樣，但它畢竟只是目，不能以目代綱。以階級鬥爭為綱，固然可能發生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但是如果正確掌握也可以不發生此類錯誤。我們不能因噎廢食。

　　現在，一些人把“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詞妖魔化了。其實，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主旨並不複雜，它主要是指在社會主義階段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是社會主義階段的客觀存在，也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無從迴避的。是迴避也迴避不了的。我們制定的路線，只能以這個客觀規律為前提，才不致迷失方向。我國以生產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是在批判否定和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前提下制定的。它失去了正確的前提，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惟一的標準和目的的本身，在理論上與實踐上，也就跌進了唯生產力論的泥潭。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指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與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二十多年來的歷史也證明，無任何前提地提出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不強調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不問姓“社”姓“資”，只能陷入唯生產力論的泥沼，只能在社會發展上走入歧途。儘管在提出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之後，也補提了四項基本原則，並把它作為兩個基本點之一，但是兩個基本點從來都是一手硬一手軟，四項基本原則從來都是軟的。而且從來沒說過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的前提，是生產建設為中心的綱。以致四項基本原則等於虛設，僅起到裝潢的作用。像一首群眾的歌謠所評說的：“堅持黨的領導——沒力量;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沒方向;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沒對象;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指望。”

　　只有正確地解決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才能正確解決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關係。社會主義建設，決不是簡單的經濟建設;而是為創造一個新社會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建設。把建設與革命分開，是脫離政治，把經濟建設與政治、文化分開，也是脫離政治。我們應把建設與革命結合起來，以革命為主導，在不斷革命中進行建設，在建設中進行不斷革命，才能完成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

　　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它是為向共產主義階段過渡而存在的。共產主義階段的標誌有兩個：一是物質的極大豐富，二是人的思想覺悟的極大提高。二者缺一不可。以生產建設為中心，只強調了物質條件，不重視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相反，不惜用社會倒退的方法，把鼓勵人的私慾作為社會的驅動力，以腐朽生活方式的蔓延刺激生產力的發展。把一個好端端的有着良好社會風尚的社會葬送了。這是二十多年來付出的最沉痛的代價，是值得人們深思的。此外，我們還注意到，二十年間，我們名曰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以提高生產力為主要任務，實際上生產力的提高並不比前三十年的速度為快。而真正着力的是改變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這是以前三十年生產關係的“超前論”為理由進行的。三大改造之後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早已充分說明這種指責是毫無根據的。把社會主義已經取得的兩種公有制的成就，硬拉回到三大改造前的多種所有制共存的局面，這是歷史驚人的大倒退。信誓旦旦，一再宣布的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其他經濟成分為補充的諾言，也拋置不顧，使國有經濟日漸解體化為私有。現在公有制的比例，甚至比1956年三大改造以前更小更弱，而私有資本卻喧賓奪主登堂入室了。當前私有化的浪潮仍在狂卷不已，不僅農村集體經濟早已被解散，中小國企早已被賣光送光，即便是尚存的公有制大企業，也在“改制"的名義下處於風雨飄搖瓦解之中。人們清楚看到私有制已經漸居主導地位，而廣大勞動者正在中外資本家的奴役下過着艱難和屈辱的生活。這種局面怎麼不令人痛心疾首呢?我想無論黨內黨外，經過二十多年的親身體驗，除少數既得利益者之外，對這條路線的實質是不難作出判斷的。

　　五、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與之相適應的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體制，企圖將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引入並代替這種體制的改革是完全錯誤的

　　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與之相適應的計劃經濟，同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對立的經濟體系。這是世人公認的。即便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士也是如此。惟有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獨出心裁，在他著名的《南巡講話》中提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這是在偷換概念，故意把計劃和計劃經濟、市場與市場經濟混為一談。其目的無非是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引入我國以便使我國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這個戴着紅帽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過是魔術師手中的騙局。它把資本主義的醜惡面目和一切弊端全部搬到了中國。正是它帶來了無處不在的腐敗，正是它帶來了無孔不入的拜金主義，正是它帶來了對公有制經濟的大破壞，正是它帶來了嚴重的兩極分化、階級對立，正是它帶來了人民的大量失業、貧困、社會犯罪，而另一面卻生產過剩……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在根本性質上是不同的。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市場經濟的本性卻是追求最大的利潤，使少數人發財致富。它給我們帶來上述嚴重的後果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這些市場經濟的弊病，是其本身所固有的，是不可克服的。儘管其提倡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聲言要“理順”它，“規範”它，“駕馭”它，也只能起到極有限的作用，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它的消極後果。因為這是它本身無政府狀態的本性所決定的，是不能改變的。假若有那位神仙能夠改變，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也就不會產生了。

　　在此期間，公有制經濟和計劃經濟被一貶再貶，把它說得一無是處。說它僵化、缺乏活力，說它發展緩慢停滯等等。難道真是這樣嗎?誰人不知，蘇聯的前期和中國前三十年經濟建設的奇蹟是光耀史冊的呢?據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說：“與德國、日本和蘇聯早期工業化進程相比，中國發展的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較晚出現在工業舞台上的國家中，這三個國家是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的最突出的歷史範例。在1880-1914期間，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每10年增加33%(人均17%)。日本在1814-1929年的增長速度為43%(人均28%)。蘇聯在1928-1958年間每10年的增長速度為54%(人均44%)。而在毛澤東主義的時代的中國，從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長速度高達64%(人均34%)。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不像許多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以‘蝸牛速度向前發展’。“莫里斯·邁斯納在另一處又說，“毛澤東時代，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8倍，重工業產值增加了90倍。從1950年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長，即使是從1952年算起，每年的增長速度也在11.3%。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以及主要發達國家的早期發展相比，中國的增長率是較高的，與現代世界歷史上的任何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周期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也是較快的。”從這些事實來看，如果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沒有活力，沒有優越性，何以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呢?即使是與以經濟成就相炫耀的改革時期相比，後者也沒有達到這樣的發展速度吧!

　　研究蘇聯的學者，一般認為蘇聯的經濟體制比較僵化缺乏活力，也不是毫無根據的。然而仔細研究其根源，並不是計劃經濟體制本身有什麼過錯，而主要是政治上民主不足，人民成了消極的受動者。這就大大限制了他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同是計劃經濟體制，中國的作法就要優越得多。例如“鞍鋼憲法”規定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和職工代表大會的權利，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毛主席就說，我們的“鞍鋼憲法”比蘇聯的“馬鋼憲法”要好。人們看到，在那些民主充分發揚的地方，工人的創造層出不窮，生氣勃勃，是十分動人的。尤其是在三年困難期間，如果不是以王鐵人為代表的大慶工人英雄般的勞動，在那東北莽蒼蒼的荒原上怎麼會奇蹟般地冒出一個大慶呢?不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是罕見的。

　　我們既然摒棄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那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否還允許商品經濟存在呢?這是社會主義經濟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依據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看法，他們都認為在社會主義還存在着兩種公有制的形式下，不僅不應過早地廢除商品經濟，而且應當大力發展商品生產，以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生活需要。毛澤東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中說：“社會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社員的需要也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公社的生產不可太單調，不能只生產自己需要的東西。在發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要多搞商品生產，要儘可能多地生產能夠交換的東西，向全省、全國、全世界交換。”他還批評說：“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他們沒有區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差別，不懂得社會主義制度下利用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不懂得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價值、價格和貨幣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的積極作用。他們根本不認識無產階級對五億農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這裡，毛澤東已經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商品生產的重要性講透了。同時，他也正確地指出：“社會主義的商品交換，應有計劃地進行，要把國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換，納入計劃的軌道，要逐步推廣合同制度。”這就指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計劃指導下的有限制的商品經濟，是我們的出路。這種經濟，可以搞得更好，更繁榮。我們應徹底破除對市場經濟的迷信，人民並非藉助資本家才能生活，消除寄生蟲，人民會生活得更愉快。

　　六、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對防止和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有極大的重要性，應當在實踐上不斷豐富和發展

　　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科茲，在其《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一書中揭示，在蘇聯崩潰前夕，黨政精英、經濟學家、知識分子和私營企業主這四種力量結成了親資本主義的聯盟，成為衝擊和顛覆社會主義體制的最活躍的力量。其中尤以黨政精英(黨內高層)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依據實地調查和研究，發現莫斯科的各類精英分子，約有77%是完全支持資本主義的;與此相反，人民群眾從總體上是擁護社會主義的，而只有一少部分贊成資本主義。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黨政精英熱衷於資本主義體制呢?因為，他們感到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同行相比，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太可憐了，儘管他們已經擁有汽車、別墅、生活上享受各種特殊待遇，比自己的同胞要優越得多;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畢竟有許多限制，通過合法的途徑積累財富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一旦轉向資本主義，他們就可以擁有生產資料，大量積累財富，並傳給自己的兒孫。這樣他們的勁頭兒怎麼會不大呢?再加上他們手中有權，這個很厲害，所以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崩潰了。堡壘就是這樣被從內部攻破的。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並且可以追溯到他們的師傅赫魯曉夫。按毛澤東的說法，這些黨政精英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或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中國不是也有這樣的人嗎?不是也有“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嗎?他們從來不是馬列主義者。有的僅是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同路人、資產階級民主派，有的是剝削階級的孝子賢孫，有的則是未經改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投機分子。他們滿腦子資產階級世界觀，總認為中國經濟文化落後，不該轉入社會主義，而應該有一個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毛澤東在世時，他們巧妙偽裝自己，不敢公然發難，等到毛澤東一去世，他們便認為時機已到，遂利用黨內思想混亂，一部分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對文革的不滿情緒，陰謀策劃，分化瓦解，奪取了黨政領導大權。他們的政治手法，似乎比蘇聯的同道來得高明。在政治上他們絕不放棄“社會主義”的招牌，也絕不說出自己的目的，而是半是欺騙，半是強迫，一步步把中國拖入資本主義的深淵;對老幹部則先是利用，等政權到手便一腳踢開，換上他們信任的“新生力量”;對私有化，他們與蘇聯同道一樣熱衷，但絕不採用什麼“休克療法”，一步到位，而僅僅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提供充分的有利條件，足夠的溫度、氣候，使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極其迅速地成長起來，成為自己的社會基礎，藉以鞏固自己的統治。一個紅彤彤的中國，便是這樣看來很慢實則很快地被資本主義占領了。

　　蘇聯和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便是這樣被一小撮“黨內的資產階級”搞垮的。當年稱雄世界的希特勒的數百萬大軍沒有征服的蘇聯，當年與世界第一號強敵美國對陣而屢戰屢勝的中國，卻被一小撮“黨內的資產階級”擊敗了。

　　這不能不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事變。而這種事變，數十年前，就被一位歷史巨人的慧眼看穿了。這就是毛澤東。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這樣提出的：“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淪，是繼承了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的原理和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依據社會主義革命的特點和任務，以及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提出來的。它是社會主義豐富實踐經驗的高度概括，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新發展，稱它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座里程碑是無愧的。可以說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而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建成了的社會主義也會垮掉。這已經是國際共運揭示的真理。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起歷史上的革命(例如封建主對奴隸主、資產階級對封建地主的革命)有其不同的特點，歷史上的革命都是以新的剝削制度、新的私有制度去代替舊的剝削制度和舊的私有制度;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而且要以公有制來代替私有制，從根本上消滅私有制。歷史上的革命是以新的剝削階級、新的私有者奪取政權而告終。因為新的剝削制度、新的私有制度的生產關係，已經在舊社會的“母胎”中生長成熟，只要把政權接過來，改變了妨礙新制度、新生產關係發展的上層建築，新制度、新生產關係就可以迅速發展。而無剝削的公有制則不可能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產生。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關係，只有在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剝奪了資產階級，把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改變為全體勞動者的公有制經濟，把農民小私有制經濟改造為農民公有制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才能建成和發展。所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是革命的終結，而僅僅是革命的開始。毛澤東同志在西柏坡講話中所說的“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社會主義的任務究竟是什麼呢?馬克思在《1848年到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中有一段經典的論述：“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這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必須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對舊社會進行全面徹底的革命改造，其中主要是消滅階級、消滅階級差別，但不止是消滅階級差別，還要消滅一切私有制的生產關係，消滅一切不平等的社會關係和人際關係，改變人的私有觀念和一切陳腐觀念。這是一個多麼艱巨的改造社會和改造人的任務啊!不經過長期不斷的革命，怎麼能夠完成呢?鄧小平僅僅把社會主義的本質說成是“提高生產力”，難怪毛主席說此人“不懂馬列”了。

　　毛澤東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時期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在他親自領導的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進行的十年論戰中，以及在中國親身經歷的黨內外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於上世紀1962年9月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的經典論述。1963年他在一次接見外國兄弟黨領導人的談話中，明確地說：“我們這些國家如果不進行階級教育和階級鬥爭，不同右派和修正主義劃清界線，那麼再過十年，二十年，也會出赫魯曉夫。”

　　正是基於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必要，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革命史上一次偉大的演習。它確實把人民群眾發動起來了，不僅粉碎了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和個別野心家的圖謀，而且極大地鍛煉了人民群眾，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和識別路線是非的能力;在各個文化領域，對封、資、修等舊意識形態，進行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全面批判，大大擴大了無產階級思想的陣地;使廣大幹部在文化大革命的風雨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們之中存存的官僚主義作風、命令主義作風和驕嬌二氣，受到了一次徹底的掃蕩，使他們與群眾的關係進一步密切了，參加勞動也更加自覺了;文革後建立的新班子普遍出現了艱苦樸素、清正廉潔、蓬勃向上的風尚;尤其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活生生的實踐告訴人們：命運不是掌握在他人手裡，而是掌握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手中。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內出現了走資派，群眾是可以造反的，是可以組織力量，把失去的權力重新奪回來的。可以說，作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這種開創性的意義，是最深刻最偉大的。不論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有多麼不完滿，也不管它有一千條一萬條缺點錯誤，僅僅有這一條也就足夠偉大了，後世的人民就可以效法了。正像馬克思評價巴黎公社說的：“公社失敗了，但它的原則永存。”

　　但同時，我們也無須迴避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缺點和錯誤。其中，主要的錯誤是大面積地混淆了兩類矛盾，打擊面太大，傷人過多，甚至“虐待俘虜”，嚴重違反了毛主席教育人、改造人、改造世界觀的教導。再加上掛牌子、坐噴氣式等極端不文明的做法，也給文革留下了壞名聲。這主要是毛澤東指出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極左思潮造成的。運動開始，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制定了《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嚴格規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各項政策。後來錯誤傾向出現時，毛主席又強調提出，“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可惜這些指示並未得到應有的貫徹，而且往往把某些傾向推向極端。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教訓。今天，我們應記取這些教訓。正是這些小資產階級極左思潮造成的不幸後果，不僅在當時使革命的偉大成果受到損害，而且在毛主席逝世後，又被修正主義的頭子利用了。他們正是利用了瀰漫一時的不滿情緒，才比較順利地篡奪了黨的領導權。老實說，如果不是這樣，恐怕他們還沒有那麼大的能量做到這一點。事物向它的反面轉化，極左為右開闢通道，正是辯證法所展示的規律。

　　總之，總結經驗教訓是為了以利再戰。在世界上一系列社會主義變質的國家中，當人民不堪忍受所遭遇的苦難時，毛澤東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必然成為他們最強大的武器。那時地球上將出現第二次、第三次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無產階級大革命。這些革命必然會依據各自的特點，採用不同的名稱，出現不同的樣式，不同的創造。中國的再一次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大革命，也必然會在總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經驗的基礎上，出現新面貌;不僅會避免過去的缺點錯誤，而且會做得更好、更理想。一句話，人民是要革命的，我們的預期也是會實現的。

　　七、在社會主義時期，防止黨內特權階層的出現及新資產階級的產生，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關鍵課題

　　有人提出，既然社會主義已經消滅了剝削制度，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什麼還會產生黨內的資產階級呢?

　　要知道社會主義僅僅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它不是在它自身的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這是一個總的看法。具體來說，首先，它在經濟上實行的是“按勞分配”。按勞分配，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是以等量勞動獲取等量報酬。這種分配製度看起來是平等的，實際是不平等的，因為這種“平等的權利還仍然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裡”，被稱為“資產階級的法權”。因為每個人的體力、智力、子女多少等等是不同的，僅僅按等量勞動獲取等量的報酬，這種平等的權利也就成了不平等的權利。但是在相當長的社會階段內，由於物質生產狀況和人的覺悟程度都還沒達到應有的水平，也只能實行這樣的制度。從歷史的辯證法來看，對這種資產階級法權既不能超越，也不能不加限制。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內，如蘇聯就把“按勞取酬”作了機械的理解，甚至擴大了資產階級法權，結果黨政高官、管理人員和高級知識分子就擁有許多特殊待遇。他們不僅擁有汽車、別墅和一些特殊供應，少數人還擁有私人飛機。這樣就造成他們與普通人民之間的極大差距。特權階層就是這樣形成的。

　　其次，在社會主義時期，儘管生產資料所有制已經轉為公有，但是在思想上長期私有制形成的私有觀念和習慣勢力依然根深蒂固，不是短時期能夠消除的。何況社會主義依然處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包圍中，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意識形態仍時時在影響着它，敵對勢力也不斷向它進行滲透和顛覆活動。以上這些思想因素和還要長期存在的商品制度結合起來，不斷地產生出資產階級，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

　　再其次，從政治制度上說，黨和國家及企業的領導人，必須經常受到勞動者嚴格有效的民主監督才能保障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性質。但往往這種民主沒有到位，工人手中沒有真實的權力，領導人便成為高踞於工農勞動者頭上的統治者，可以利用當權派的地位和權力，大量攫取社會財富，這樣特權階層就出現了。

　　以上種種因素，便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仍舊會產生特權階層的原因。黨內的資產階級，便是這個特權階層演變而成的。由於他們與勞動者所處的地位不同，心理狀態也不同。勞動者願意發展社會主義，而他們卻希望強化自己的權力和攫取更多社會財富，這樣資本主義道路便自然成為他們的選擇。為了加強自己的社會基礎，他們又特意扶持起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於是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與這個新資產階級便結成聯盟。他們公然違反馬列主義的建黨原則，甚至將新資產階級分子引入黨內，以便更迅速地改變黨的無產階級性質，解除黨的武裝。這都是我們親身經歷的事變，是無產階級專政史上刻骨銘心的慘痛教訓。

　　這些事變不能不喚醒我們對巴黎公社一些經驗的重新思考。

　　社會主義時期，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及黨內馬列主義路線同修正主義路線鬥爭最激烈的時期。由於對上述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認識不足，也由於措施失當，致使黨內出現了特權階層，社會上出現了新生的資產階級。這兩種力量的聯盟，逐構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強大力量，終於在不少國家顛覆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史上刻骨銘心的最痛苦教訓。

　　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一開始便提出了如下原則：“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器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出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務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我認為，巴黎公社的這兩項規定，對於防止黨內特權階層的出現，是有特殊重要意義的。

　　新中國建立以來，毛澤東同志對於防止幹部的特殊化是給予了足夠的重視的。建國前夕，他就提出我們的黨員高度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建國之初，又通過嚴肅的三反、五反運動，來掃除幹部身上官僚主義的灰塵。其間還嚴厲懲辦了劉青山、張子善等高級官員的腐敗行為。除此而外，對於我國的分配製度，也給予特殊的重視。他一向認為，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時期惟一可行的分配製度。但同時又認為，在實行按勞分配時，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工資分配既要有所差別，又不要過分拉大彼此之間的距離，以免出現高薪階層和特權階層。有鑑於蘇聯高薪階層和特權階層的出現，於60年代末，他在號召學習馬列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同時，又特別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要求。這些都是為了防止黨內出現特權階層。也正是毛澤東同志的重視和措施得當，使我國社會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的發展狀況是比較健康的。

　　此外，毛澤東還特別重視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使他們保持普通勞動者的本色，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繫。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這對防止黨內特權階層的產生和社會上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也是特別重要的。

　　八、在社會主義時期，究竟建設一個什麼式樣的共產黨，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問題

　　我們黨是一個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的先鋒隊組織。它只能被稱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不能同時被稱為人民的先鋒隊和民族的先鋒隊。它的階級性是絕不允許模糊和改變的。只有保持它的階級性，才能保持它的先進性和戰鬥性，為此，必須做到以下各點：

　　l、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靈魂。這一條是最根本的。全體黨員必須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裝起來，尤其要以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武裝全黨，使黨始終保持革命活力。絕不能把社會黨、社會民主黨以及其他修正主義的建黨思想引入黨內，更不能聽信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胡說。把執政黨和革命黨對立起來，認為執政黨就可以不革命了，就可以告別革命了，就可以成為超階級的統治者了，這是極其錯誤的。

　　2、必須保持我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三大作風，即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才能保持我們黨生氣勃勃的戰鬥風格。

　　3、必須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試驗三項革命實踐中錘鍊自己，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並同黨內出現的修正主義、教條主義等機會主義進行頑強的鬥爭，同黨的幹部的官僚化進行頑強的鬥爭，鬥私批修，批判資產階級，才能保持黨的不斷前進。

　　4、必須始終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堅決拒絕資產階級分子和其它剝削階級的分子混入黨內，已經混入黨內的各類階級異己分子、腐化分子應清除出黨。

　　只有這樣的黨，才能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也只有這樣的黨，才能完成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九、黨的根本路線是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

　　共產主義事業是千百萬群眾的事業，人民群眾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主人公。因此我們黨必須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首創精神，來推動各項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同時也引導群眾在這些鬥爭中來教育自己和提高自己。

　　建國以來，我黨發動的各項群眾運動，在推動我國的歷史發展上，是功勳卓著的，是應予充分肯定的。其中雖然有些群眾運動出了一些缺點和偏差，多半是領導者的責任，群眾的根本功績是不容抹殺的。今後的問題，是總結經驗教訓，以利再戰的問題，不是以貴族老爺態度徹底摒棄和否定的問題。

　　當前，嚴重的腐敗問題，屢禁不止，愈演愈烈，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這種嚴重的局勢面前，法律己顯得薄弱無力。固然，法制建設是輕視不得的，但是輕視群眾的監督和必要的群眾運動，也是不可取的。應將工農勞動群眾的監督和專門機關對幹部審查結合起來。事實證明，將群眾拒之門外，僅靠政府少數人冷冷清清辦事業的方法是不成功的。

　　在各項社會活動中，我們黨必須把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當作最堅定的革命力量來全心全意依靠他們。並以他們為核心把一切革命力量和可以團結的力量團結起來，結成強有力的統一戰線，這就是黨的階級路線。

　　十、高舉國際主義的旗幟，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結成堅固有力的統一戰線，擊敗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霸權政策，並不斷推動世界人民革命事業直至勝利

　　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表明，帝國主義是世界無產階級和各被壓迫民族最兇惡的敵人，是壓迫剝削和戰爭災禍的總根源。所謂和平、發展，都是在挫敗帝國主義之後才有可能。離開反帝反霸，空談和平、發展，不過是徒然助長人們的幻想罷了。

　　二十世紀的歷史也表明，是否堅決反帝，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試金石，也是真假馬列主義的試金石。修正主義者是從來不會真心反帝的。在帝國主義面前，他們往往是可恥的投降主義者和民族利己主義者，甚至會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凶。他們從來不會真心誠意支持其他民族的正義鬥爭。列寧說，不反對機會主義，反帝鬥爭就是一句空話，這是完全正確的。

　　列寧認為，我們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個看法並未過時。而且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投機資本，已經發展到空前的高度。他們推銷的“全球化”，就是全球殖民化。美帝國主義更是全球的元兇和霸主，它所說的“全球化”就是美國化。為了從美國霸權的陰影中解放出來，世界人民只有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各自拉緊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才有可能。這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務。也是中國人民的任務。

　　必須清醒看到，迄今為止，我們並未擺脫美帝國主義者對我國安全的威脅。它處心積慮構成的對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由於在中東的得勢和對中亞的滲透更擴大了。在台灣問題上，它不僅千方百計阻撓我對台灣的解放，且把支持台獨勢力作為遏制中國的重要手段。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美帝戰略重點的東移，進一步加強了美日聯盟。日本右翼勢力也日益囂張，蠢蠢欲動。其矛頭都是針對中國。

　　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命運是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必須高揚國際主義的旗幟，運用三個世界的理論，堅定地與第三世界的人民站在一起，爭取第二世界，向以美帝為首的霸權勢力做堅決的鬥爭。在堅持反帝、堅持國際主義方面，我們應該以毛澤東同志為光輝榜樣，既要有不畏強敵敢於戰勝強敵的偉大氣概，又不受任何敵人的欺騙，才能為世界革命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