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其一，不想其二；只想其中一面，不想其中二面；只想好的，不想壞的；只想輕的，不想重的，這是廣泛存在於我們身上的痼疾。

在這方面，毛主席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的地方很多。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為了民族大義，採取與國民黨合作抗戰的統一戰線政策，共赴國難，一致抗日，但國民黨時不時地就搞一下反共磨擦，皖南事變爆發後，毛主席給黨內起草指示，對打退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進行總結，他說：

“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殘忍，不但為過去十年的反共戰爭所證明，更由抗日戰爭中的兩次反共高潮特別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變所完全地證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為蔣介石所消滅，並迫使他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除了對於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便無他路可循。這次反共高潮中項英同志的機會主義的失敗，全黨應該引為深戒。但是鬥爭必須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三者缺一，就要吃虧……向着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準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着爭取好的可能性並使之變為現實性的一個條件。這次我們充分地準備着對付國民黨的破裂，就使國民黨不敢輕於破裂了。”

1945年4-6月間，中共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處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前夜，形勢一片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全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空前團結和統一，擁有一百多萬黨員了，人民軍隊也近一百萬了，解放區人口也近一個億了，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這樣強大過，這樣威武雄壯過，於是不少同志便陶醉了，沉迷了，以為打敗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國便指日可待了。這個時候，毛主席卻從頭到腳潑了不少冷水下來，他說：

“從整個形勢看來，從上述一切國際國內的實際情況的分析看來，我請大家注意，不要以為我們的事業，一切都將是順利的，美妙的。不，不是這樣，事實是好壞兩個可能性、好壞兩個前途都存在着。繼續法西斯獨裁統治，不許民主改革;不是將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強的老狀態里去。這是一個可能性，這是一個前途。這個可能性，這個前途，依然存在，並不因為國際形勢好，國內人民覺悟程度增長和有組織的人民力量發展了，它就似乎沒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在外國是那些懷抱帝國主義思想的反動分子。這是一方面，這是必須注意的一方面。”

“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來了一個’特殊繁榮’的美國，它現在控制着國民黨，所以我們要做國際聯絡工作，爭取美國的無產階級援助我們。我們黨的高級幹部，應該特別注意美國的情況。中國可能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這是一個新的變化。”

他還說要“準備吃虧”，他一口氣列了十七條困難，每一條困難都很要命。例如“被他們消滅若干萬軍隊”、“爆發內戰”、“天災流行，赤地千里”，他在講到被消滅若干萬軍隊時說：

“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打電報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說我們要把估計放在最困難的基礎上，可能性有兩種，們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那時我們有五十萬軍隊，準備被搞掉二十五萬，還有二十五萬。 這二十五萬是什麼? 原來五十萬是伸開的手掌，二十五萬是握緊的拳頭， 雖然縮小了，可是精壯了。現在我們的軍隊差不多有一百萬，我們還要發展，到將來蔣介石進攻我們時，我們可能有一百五十萬，被他搞掉三分之一，還有一百萬，搞掉一半，還有七十五萬。如果我們不準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準備就好辦事。”

他在講到因為革命的長期性可能導致出現的悲觀、疲勞情緒時說：

“從前我們黨內有一個傳統，就是講不得困難，總說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的勝利，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現在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計到。”

中共七大之後，國際形勢發生巨變，隨着美國對日本進行核打擊，蘇聯對日宣戰出兵東北，日本在亞洲迅速崩潰，抗日戰爭作為一個歷史階段已經成了過去時，1945年8月13日，在日本投降前夕，毛主席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講，及時提醒人民和黨內幹部要注意內戰危險，他說：

“當全國規模的內戰還沒有爆發的時候，人民中間和我們黨內的許多同志中間，對於這個問題還不是都認識得清楚的。因為大規模的內戰還沒有到來，內戰還不普遍、不公開、不大量，就有許多人認為：‘不一定吧!’還有許多人怕打內戰。怕，是有理由的，因為過去打了十年，抗戰又打八年，再打，怎麼得了。產生怕的情緒是很自然的。對於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我黨所採取的方針是明確的和一貫的，這就是堅決反對內戰，不贊成內戰，要阻止內戰。今後我們還要以極大的努力和耐心領導着人民來制止內戰。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按照我們的方針，人民的方針，是不要打內戰的。不要打內戰的只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可惜不包括蔣介石和國民黨。一個不要打，一個要打。如果兩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來。現在不要打的只是一個方面，並且這一方面的力量又還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內戰危險就十分嚴重。”

他從歷史的經驗中告誡人們做好準備的重要性，他說：“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以前、七次代表大會中間和七次代表大會以後，我們曾經進行了相當充分的工作，喚起人民對於內戰危險的注意，使全國人民、我們的黨員和軍隊，早有精神準備。這一點很重要，有這一點和沒有這一點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時候，我黨還是幼年的黨，對於蔣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襲擊毫無精神準備，以致人民已經取得的勝利果實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長期的災難，光明的中國變成了黑暗的中國。這一次不同了，我黨已經有了三次革命的豐富經驗，黨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經大大提高了。黨中央再三再四地講明內戰危險，使全國人民、全黨同志和黨所領導的軍隊，都處於有準備的狀態中。”

他向人們呼籲：“現在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

正是因為對內戰作了充分的估量和正確的預測，並對此做了全面的準備，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了相應的政策和對策，所以當美國支持下的蔣介石拿刀殺過來的時候，中共領導下的人民和軍隊才能夠抵禦住力量遠大於自己的國民黨的全面和重點進攻，並在短時期內使自己的力量由劣勢至均衡再至反超，把那個驕橫不可一世的蔣先生趕到那個小島上去了。

在全國解放前夕，毛主席仍不忘提醒：

“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對於他們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失敗，是不會甘心的。他們還會要互相勾結在一起，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反對中國人民。例如，派遣他們的走狗鑽進中國內部來進行分化工作和搗亂工作。這是必然的，他們決不會忘記這一項工作。例如，唆使中國反動派，甚至加上他們自己的力量，封鎖中國的海港。只要還有可能，他們就會這樣做。再則，假如他們還想冒險的話，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擾中國的邊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充分地估計到。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鬆對於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的報復陰謀的警惕性，誰要是放鬆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解除武裝，而使自己處於被動的地位。”

全國解放以後，他沒有長舒一口氣，從此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而是依然保持着那種從最壞的可能性做準備的思維習慣。

1955年3月，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中說：

“從最壞的可能性着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無非是這些壞得不得了的事:帝國主義者發動新的世界大戰，蔣介石又來坐北京，高饒反黨聯盟一類的事件重新發生，而且不只一個，而是十個，一百個。儘管有那麼多，我們都先準備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個，也只有五雙，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都估計到了。帝國主義拿來嚇唬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也沒有什麼可怕。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

“事情的發展，無非是好壞兩種可能。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說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大家就嗚呼哀哉，痛哭流涕?當然，我們現在並沒有打算回延安，來個‘虛晃一槍，回馬便走’。‘七大’的時候，我講了要估計到十七條困難，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災荒，沒有飯吃，所有縣城都丟掉。我們作了這樣充分的估計，所以始終處於主動地位。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發表講話，對世界戰爭問題，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 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 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 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 這就要損失人。 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 我們黨的政治局開過幾次會， 講過這個問題。 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 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每天怕戰爭，戰爭來了你有什麼辦法呢?我先是說東風壓倒西風，戰爭打不起來，現在再就如果發生了戰爭的情況，作了這些補充的說明，這樣兩種可能性都估計到了。”

毛主席的這個講話據說曾引起許多與會者的驚詫，赫魯曉夫後來回憶說，毛在談到中國面對導彈核戰爭時聲稱：“如果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給我們，而我們現在6億人，即使我們損失其中的3億又怎麼樣，戰爭嘛，若干年之後，我們培育出新人，就會使人口得到恢復。”他發言之後，會場上是一片墳墓般沉默。赫氏的這個回憶，難免夾雜着一些斷章取義的東西，畢竟跟毛主席是多年的對頭嘛，而與會者的驚詫，則可能源於語言、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差異，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搞懂毛主席講話的真正意圖，而至於後來據此演繹出的所謂毛主席“拿3億中國的生命進行戰爭”等的駭人故事來，則完全出於編造者的惡意了。

1958年12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他針對社會主義建設及大躍進中出現的過熱的現象說道：“我們就要注意到可能發生的那種不利於鞏固的大規模的分裂。你如果不想到，不準備着，就會發生;你準備着，就可能避免。關於我們這個人民共和國，我看還是兩個可能，或者勝利下去，或者滅亡。列寧是不避諱這個問題的，他屢次三番地說或者是勝利，或者是滅亡。我們現在就要積極準備，比如搞鋼鐵，搞糧食，搞機械，搞電力，搞鐵路，搞各種事業，爭取在三四年內基本建立我們的基礎，使我們這個國家比較現在鞏固一些。我們現在是虛名很大，實力不大，名實很不相符。在政治上，我們是個強國，在實力上，在經濟上和軍事土，我們還是個弱國。因此，在我們面前提出了一個任務:我們要來一個變化，由弱變到強。不要因為外國人一吹，把我們自己的報紙打開一看，淨是干到勁沖天，搞得神平其神，飄飄然。不要自己欺騙自己。要估計到不高興的事情這一面，索性講清楚。兩種可能性中間，不僅要估計到好的可能性，還要估計到不好的可能性，這樣有益無害。”

針對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在《對遠東的政策》等講話中提到的“基本上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毛主席對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和平演變表示了深深的憂慮。1959年11 月12日，他在討論國際形勢問題時說：“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有所警惕。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歷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的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國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建國10年了，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他還在跟身邊的工作人員談到：

“中國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英國人說‘爵位不傳三代’，到我們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會是個什麼樣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僱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主席晚年的許多重大思想和決策，無不是站在最壞的可能性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他在為中國可能出現的最壞的情況做準備，從後來蘇聯的解體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分崩離析看，毛主席從最壞的可能性做的準備是非常英明和遠見的，他雖然無法決定身後歷史發展的走向，但他卻使中國避免了一些可難發生的災難，躲開了一些象蘇東那樣全面瓦解的嚴重後果。毛主席為什麼會如此注重從最壞的可能性做準備這樣一種思維呢?除了自身異於常人的戰略稟賦之外，更是來源於血的歷史教訓，尤其是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帶來的巨大災難。

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當時的中共領袖陳獨秀採取了右傾路線，只講聯合，不講鬥爭，就在1927年“四一二”事變前夜，蔣介石磨刀嚯嚯了，陳獨秀仍然心存僥倖，對蔣介石的反革命企圖麻木不仁，麻痹大意，跟汪精衛一起發表什麼《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訴革命人民不要相信反革命的造謠中傷離間，蔣介石“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結果使蔣介石的政變得逞，革命人民處於血雨腥風之中，導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擁有5.8萬名黨員的強有力的組織，到這年年底，只剩下不超過1萬名黨員。

幾年之後又相繼出現的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妄言新的革命高潮，要在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城市中心論，決定立刻、馬上占領城市，看不起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結果又差點讓中國革命遭受滅頂之災，中央蘇區根據地全部喪失，被迫進行戰略退卻和轉移，紅軍從幾十萬損失到只剩幾萬人。

這些慘痛的歷史教訓無不是由於沒有預測到最壞的可能性，沒有對最壞的可能性做相應的準備，以至於最壞的可能性降臨的時候，完全沒有招架之力，被動挨打，無所適從，只能走上失敗一途。

毛主席最成功之處是他善於從歷史的經驗中汲取教訓，從最壞的可能性做準備便是一條，這就是他的戰略思維和戰略眼光，凡事想到最壞的可能性，留有後手，留有退路，這樣就會在大難來臨的時候不致於驚慌失措，而是從容應對，把損失降到最低限度。當然，這種準備是建立在極端的可能性上的，因此這種可能性並非能夠轉化為現實，你準備了，它可能不來，這是會常有的現象。現在就有人拿這個來指摘毛主席，說到毛主席的錯誤時，總會說他“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云云，這是什麼道理啊?不是毛主席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是你的眼光沒有毛主席看的遠。

毛主席關於“從最壞的可能性着想”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有着積極的指導意義的，因為今天仍然盛行着非常嚴重的機會主義，在工作中，總想着形勢一片大好，經濟總想着年年增長，社會總想着一片和諧，前途總想着一片光明，而不願去考慮可能面臨的巨大危機，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這些問題，暖風頻頻吹，平安無事情，面對突發事件也是這樣，心存幸運，矇混過關，不從最壞的可能做準備。在國際關係上也是這樣，一些人總是看不到危機，人家都對你實施戰略包圍了，往你身上插刀了，卻仍然保持不切實際的幻想，得過且過，妥協退讓，這樣令人憂慮的事情不勝枚舉，讓人着急上火。這樣的結果是很危險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歷史鏡鑒，不可不察。

毛主席說：“從最壞的可能性着想，總不吃虧。”

反過來講，如果不從最壞的可能性着想，總是着眼於眼前的點點滴滴，針頭線腦，將來，是要吃大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