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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東北易幟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宣布接受三民主義，服從南京國民政府，東北三省降下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五色旗，換升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史稱“東北易幟”。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研究員錢進評價說：張學良“東北易幟”這一壯舉是他以民族大義為重，不顧日本帝國主義的百般阻撓，為維護祖國領土主權，捍衛民族獨立，為現代中國做出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貢獻，功不可沒，值得稱讚。

錢進的說法是否客觀公允、符合史實？“東北易幟”是張學良以民族大義為重作出的決擇嗎？張學良易幟是為了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為了捍衛民族獨立嗎？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梳理一下東北易幟的脈絡過程，我們不妨追溯得稍遠一些吧。

1928年4月，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聯合發起了二次北伐，4月7日，蔣介石在徐州誓師並下達總攻擊令。

4月19日，日本田中義一內閣決定派軍隊赴山東青島、濟南護僑；
4月20日，日本華北駐屯軍（駐天津海光寺）的3個陸軍中隊經津浦路開至濟南城；
4月25日，日軍第六師團5000餘人在師團長福田彥助率領下登陸青島，該師團一部就地駐紮，一部沿膠濟鐵路西進，26日，第十一旅團抵達濟南。
註：根據“義和團事變”（“庚子拳亂”）後大清與十一國簽訂的《辛丑條約》（1901年9月），列強獲得在北京、山海關間鐵路沿線12個地點駐紮軍隊，用以保護公使館、領事館和本國僑民的權利。

由於日軍不希望張宗昌在濟南作戰，4月30日，張宗昌放棄濟南，率直魯軍北走德州；
5月1日，北伐軍不戰進入濟南，與日軍共處一城；
5月2日，蔣介石率北伐軍總司令部抵達濟南；
5月3日，發生“濟南慘案”；
5月6日，蔣介石留下二個團象徵性駐紮濟南（仍與日軍同城），自率司令部退出濟南，並命令第一集團軍繞過濟南，分路渡過黃河，進軍德州（即繞道北伐。不繞道的話，可自濟南乘津浦路火車北上德州）。

5月5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建川美次會見中華民國北京政府軍事部次長於國翰，要求安國軍不要反攻濟南；
註：與南京國民政府北伐軍對抗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聯軍稱為安國軍，主力是奉軍及奉系直魯軍，安國軍總司令為中華民國北京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副總司令是孫傳芳和張宗昌。

5月9日，張作霖接受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等的意見，發表息兵（停戰）通電。張在通電中說“國內政見歧異，竟至波及外人”，表示因內戰而導致濟南慘案，於心不安；通電宣令“彰德、正太戰勝之兵停止攻擊”；通電宣布“所有國內政治問題，但期國民有公正之裁決，斷不作無謂之堅持。”，表明張作霖決定停止為政爭訴諸武力，並願意接受國民會議的裁決。“息兵通電”發表後，安國軍奉令全線後撤，向京津方向收縮，一直退至滄州、河間、保定一線才構築防線。

5月12日，譚延闓主持由國民黨中央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參加的聯席會議，決定對張作霖“息兵通電”置之不理，繼續北伐。

5月18日，日本政府發出一份“覺書”（備忘錄），分致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覺書中說：“滿洲治安之維持，於我國極為重要。如（有）淆亂該地方治安，或者造成淆亂原因（因素）之事情發生，我國政府應須極力阻止之，故（當）戰事進展至京、津地方，其禍亂或及滿洲之時，我國政府為維持滿洲治安起見，或將不得已採取適當而有效之處置。”；

主權意識敏感的北京政府對日本可能的介入並不領情。5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外交總長羅文干）對“覺書”作出答覆：“對所稱‘於戰亂及於京津地區，影響波及滿洲地區時，日本將採取機宜措施’一節，中國政府斷難承認，東三省及京津地區，均為中國領土，主權所在，不容漠視，保護外僑乃中國政府之責，盼日本鑑於濟案，勿再有不合國際慣例之措置。”

5月20日前後，蔣介石、閻錫山商定以“奉軍退出關外，京津由晉和平接收”方案來完成北伐，並決定由閻錫山派出人員代表南京國民政府，赴京津與奉方談判，促成京津的和平接收。

5月30日夜，張作霖與張學良、楊宇霆、張作相、孫傳芳、潘復（民國北京政府末任總理）、何豐林（軍事部部長）、於國瀚（軍事部次長）等高級官員在懷仁堂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下達總退卻令，京漢線奉軍全部先行退琉璃河、長辛店之線，主力部隊撤離北京、天津，向灤州、山海關一線總退卻；
6月1日下午，張作霖在懷仁堂與各國外交使團告別；
6月2日，張作霖發表《出關通電》，他在出關通電中說：“本為救國而來，今救國志願未償，決不忍窮兵黷武，禍延中外。爰整飭所部退出京師”；
6月3日凌晨，張作霖乘京奉專列離京返奉。離京前，許蘭洲（時任大元帥府侍從武官長）已奉命將“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印、旗，及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重要檔案裝入張作霖的返奉列車；
送別張作霖後，孫傳芳於3日當天在北京通電下野；
6月4日清晨，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爆炸謀殺，同時身亡的還有時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東三省邊防司令，黑龍江督軍、省長，奉系二號人物吳俊升；列車上的中華民國重要檔案，包括與各國的協議、協定，以及張作霖查抄蘇聯大使館後整理出的《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也在爆炸引發或人為製造的大火中全部焚毀。

皇姑屯事件當天，張學良、楊宇霆在北京與南京國民政府及閻錫山的代表孔繁蔚、南桂馨舉行會談，孔提出了和平的三個條件：（一）東北三省須懸青天白日旗；（二）奉軍中的孫傳芳、張宗昌、褚玉璞所部須受改編；（三）東三省須服從國民政府命令。

6月8日，晉軍（即閻錫山第三集團軍）商震部和平接收北京；
經過談判，張宗昌、褚玉璞與晉軍達成了直魯聯軍撤出天津的協議，12日，直魯軍餘部撤離天津，退往蘆台、寧河、唐山一帶，當天，傅作義率部和平接收天津；
“6月15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布‘統一告成’，蔣、馮、閻、李聯合發起的‘二次北伐’，也隨之宣告完成。”
註：5月14日，李宗仁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

6月17日，張學良返回奉天；
6月19日，張學良就任奉天軍務督辦；
6月21日，張學良公布張作霖死訊；
7月2日，東三省議會聯合會宣布批准張作相辭謝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改推張學良擔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併兼任奉天保安司令；
7月3日，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成為東北的軍事首腦。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是吳俊升6月4日被謀殺後空缺出來的。

7月19日，張學良又就任“合議東北各省區內政、外交問題”的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委員長，成為東北政務首腦，從而總攬軍政大權，正式主政東北。

7月1日，張學良向蔣介石等南京政府要員們發出《絕不妨礙統一電》，稱，“學良愛鄉愛國，不甘後人，決無妨害統一之意”。

7月8日，張學良派邢士廉、王樹翰、米春霖、徐祖貽等人前往北京談判；
7月10日，蔣介石接見了張學良談判代表，邢士廉、王樹翰等向蔣提出了東北方面關於和平統一的五個條件：
（一）統一後東北政務機構的領袖由張學良出任，南京國民政府予以任命；
（二）國民革命軍不進入東北；
（三）國民政府不干涉東北軍政事務和人事任免；
（四）國民政府不在東北設立中央政府分部或宣傳分支機構；
（五）熱河特區劃歸東北，作為東北的第四個省。

蔣介石則希望東三省先行易幟，實行三民主義，再對所提條件進行協商（另一種描述是：只要東北易幟和服從三民主義，其它條件均可商量）。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派代表劉光、張同禮回訪奉天，與張學良會商東北易幟問題，經過幾輪磋商，商定於7月20日實行易幟。

7月上旬，蔣介石在北平湯山召開四大集團軍總司令、總指揮和部分中央委員參加的重要會議，會議決定：
（一）由四大集團軍各出兵若干，編組成聯合軍，先肅清關內張宗昌、褚玉璞直魯軍；同時派兵向熱河壓迫奉軍湯玉麟部，促其就範；
（二）對東三省問題，主要以政治和平方式解決。

7月10日，蔣介石委任白崇禧為聯合軍總指揮，代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命令聯合軍在7月29日前集中完畢，準備進軍灤河左岸（西岸）及（熱河的）承德、灤平地區，以擊破、殲滅、肅清榆關（山海關）以內、灤河西岸的張宗昌、褚玉璞部及熱河境內的湯玉麟部。

鑑於國民革命軍聯合軍左路軍總指揮方振武所部第四軍團已進駐古北口，將揮師熱河，7月19日，在張學良授意下，熱河都統湯玉麟通電宣布“易幟”。

熱河易幟當天，日本首相田中義一致函張學良，其主要內容為:
第一，南京政府有共產色彩，而其地位也不穩固，東北沒有必要主動和他聯合；
第二，如有南京政府以武力威脅東北之類事件發生，日本將不惜犧牲竭力援助；
第三，如果東北的財政發生困難，日本銀行將預先給予大量救濟。

7月20日、22日、24日，張學良三次致電蔣介石，以“日方警告”，“弟現在實處兩難，不易幟無以對我兄，無以對全國，易幟則禍亂立生，無以對三省父老”等為由一再推遲易幟。25日，張學良派秘書王家楨將延緩易幟的決定通知田中首相特使林權助，同時附帶說明，延緩易幟與日本的勸告無關，乃自然決定。蔣介石7月易幟的希望落空。

1928年7月25日，美國與中國簽訂《中美（新）關稅條約》，同時，以此形式率先承認了南京國民政府。

8月10日，張學良派東北保安委員會委員劉哲拜見林久治郎（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轉達延緩易幟的決定；
8月13日，張學良前往日本總領事館與林權助（專程赴瀋陽參加張作霖葬禮的田中首相特使，前駐華公使）話別，“申明了南北妥協將暫緩三個月的意向”（表示將採取觀望態度，三個月後再考慮是否易幟）。

13日當天，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抵達奉天並與楊宇霆會談，馬慕瑞向楊表態：（美國）支持東北易幟。此後，馬慕瑞又與張學良會面，他力勸張學良及早換旗，表示美國方面願為促成東北換旗做出努力。

8月27日，《非戰公約》在巴黎簽署，簽字國包括美、英、法、德、意等國，15個簽字國中，也包括日本。
註：《非戰公約》也稱《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全稱是《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約》。

在加入《非戰公約》的同時，日本政府也放棄了阻撓東北易幟，甚至武力干預易幟的企圖，9月初，日本將對奉政策調整為通過外交手段來保障、落實日本在東北的既得、既訂權益。當月，林久治郎、滿鐵社長山本條太郎等，開始就日本人在東北的居住往來自由權、土地商租權、滿蒙鐵路敷設權等向張學良提出交涉，要求東北方面履行或落實以往日本與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及張作霖簽訂的有關條約、協定，在屢遭張學良敷衍、拖延、推脫後，日本又不斷反覆嘗試交涉。。。

因張宗昌、褚玉璞拒絕接受改編，9月初，國民革命軍聯合軍總指揮白崇禧下令對直魯軍進行討伐。

安國軍撤離京、津時，張宗昌、褚玉璞所率直魯聯軍（安國軍第二方面軍）被安排在了墊後的位置。張學良、楊宇霆的第三、四方面軍，張作相的第五方面軍（吉軍），從6月底開始向山海關撤退，至7月16日，這三個方面軍的主力已撤出關外。在安排上述奉軍搶先出關時，張學良卻派胡毓坤等扼守灤河，阻隔直魯軍於西岸，不許其東渡出關。6月3日凌晨張作霖離京後至6月21日公布張作霖死訊期間，張學良多次模仿張作霖筆跡，假冒張作霖的名義發布命令。

4日，聯合軍向唐山、灤州（灤縣）一帶的直魯軍發起攻擊。曾經飲馬長江、縱橫黃河南北的直魯軍，此時僅餘6、7萬人，僅有兩萬多條槍。頑強抵抗至12日，走投無路的直魯軍以家眷開道，衝過奉軍把守的灤河鐵橋（並在過河後將鐵橋炸毀），擊退攔阻的灤東胡毓坤師，向昌黎、秦皇島前進。

張學良聞訊，調早已部署待發的重兵入關，並派楊宇霆赴前線督戰。為徹底剿滅張、褚直魯軍，張學良共調動了（可能是）四個軍的部隊（于學忠、王樹常、戢翼翹、富雙英）。14日，兩軍在昌黎、秦皇島間接觸、激戰，別無選擇的直魯軍為出關而奮死一搏，戰況膠着。

19日，白崇禧國民革命軍強渡灤河，從直魯軍背後發起攻擊，頑強奮戰多日的直魯軍徹底絕望。褚玉璞往見楊宇霆，表示願意下野，離開軍隊。張宗昌乘小船孤身逃往大連。灤河會戰結束，直魯軍餘部二萬餘人向白崇禧繳械投降，被改編為四個師。

9月24日（或25日），南北兩位“小諸葛”白崇禧、楊宇霆在昌黎會晤，協商軍事善後，交還車輛（被奉軍調至關外的京奉路火車），關外易幟，以及關內灤河東岸、熱河兩地奉軍駐、撤等問題，這是兩人一月內的第三次會晤。

9月25日，蔣介石通過邢士廉向張學良提出：希望在十月十日雙十節（中華民國國慶節）前舉行易幟。在此前後，蔣介石致電赴日本會晤田中義一的張群，要他向田中說明“必使中國統一後，方可開始與日以公義解決各（懸）案”，要求日本“勿再干涉奉天易幟事”。

1928年10月初，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任命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並宣布中國由“軍政”期進入“訓政”期；
經蔣介石力排眾議，10月8日，國民黨中常會破例增選張學良為國民政府委員（委員人數由12人增至13人），蔣介石隨即致電張學良，再次提議：“應乘此時機更換旗幟，同時宣言就職，以十七年（1928年）雙十節為兄完成統一之紀念日也。”；
10月10日，張學良復電蔣介石，表示接受國民政府委員一職，但以“某方壓迫，致生障礙”、“與之（日方）約定延期易幟三個月”等為由婉拒了蔣介石雙十節易幟的提議。13日，張學良又以“因外交環境關係，不得不分別緩急，徐圖解決，免滋意外糾紛”為籍口，再次將易幟日期向後拖宕。

10月，國民政府同意“將熱河特區劃歸東北”。（易幟五條件之五）

10月23日，張學良主持東三省軍政會議，決定向國民政府追加兩項易幟條件：
（一）維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至不得已時以不設國民黨黨部為易幟條件；
（二）東三省稅款自征自用。

10月28日，蔣介石、國民政府通電張學良，未來東三省的外交事件，當移交中央政府全權處理。

11月，張學良仍未有易幟動作。

12月6日，蔣介石讓胡若愚（一說邢士廉）帶給張學良一封親筆信，信中表示：“東北外交由中央應付；東北內部，仍由現職各員維持，概不更動，重大人事，先由張請委，然後中央任命。”（易幟五條件之三）

對張學良10月下旬提出的“東三省稅款自征自用”的追回條件，國民政府也予以接受，不僅如此，財政並不寬裕的國民政府還決定“每月撥軍餉1000萬元給東北軍隊”；（追加易幟條件之二）

1928年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已作出於1928年底裁撤各地政治分會的決議。但為滿足張學良的易幟要求，國民政府特許東北在易幟後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相當於東北政治分會），作為東四省的最高行政機關，由張學良擔任主席；（易幟五條件之一）

國民政府同意（將）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以作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的替代；國民政府同意暫緩在東北設置國民黨黨部；（追加易幟條件之一）

國民政府同意不派兵進駐東北；（易幟五條件之二）同意不在東北設立中央政府分部或宣傳分支機構；（易幟五條件之四）

至此，張學良7月10日提出的易幟五條件，及10月23日追加的兩項條件全部在實質上得到了滿足，雖然在形式上有部分變通。

12月14日，張學良在東北保安司令部召集會議，決定於1929年1月1日元旦實行易幟；
蔣介石復電提議“不必等到元旦，應提前三天”；
12月24日，張學良密電奉天省長翟文選等人：“茲經決定，於本月29日改懸青天白日旗，東三省同時舉行。。。唯事前仍應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為要。”

12月29日，易幟典禮在奉天省府禮堂舉行，在演講中，張學良冠冕堂皇地說：“我們為什麼易幟？實則是效法某先進國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軍閥操權，妨礙中央統治，國家因此積弱。其後軍閥覺悟，奉還大政於中央，立致富強。我們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權力，舉政權還給中央，以謀求中國的真正統一。”

典禮結束後，張學良向全國發布易幟通電，電文中曰：“自應仰承先大元帥遺志，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

這一天，東三省各地主要機關降下了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紅黃藍黑白五色旗，升起了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中國在形式上恢復了南北統一，但也宣告了“20世紀的春秋時代”--北洋時代的終結。

12月31日，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奉軍改稱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1929年1月12日，東北最高行政機關--東北政務委員會成立，張學良擔任委員會主席，委員會共有委員13人。易幟後的張學良仍然是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東四省最高統治者。

經過一再拖延、反覆扯皮，1931年3月26日，易幟2年又4個月後，東北四省一市黨務指導委員會終於宣告成立（這時，距“九一八事變”已不足6個月了），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湯玉麟、張景惠分任遼、吉、黑、熱、哈黨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東北黨務也完全由張學良和他的親信們所把持，國民黨的勢力再次被排斥，未能通過黨務工作進入東北。

可見，國民政府中央在易幟後完全被張學良排斥、隔離在東四省軍、政、黨各項事務之外。張學良名義上是國民政府的地方官員，名義上隸屬、服從於南京國民政府，實質上，他根本不受國民政府中央的實際約束，易幟後的東北，完全是張學良隻手遮天、為我獨尊、自行其是的“獨立王國”。

由易幟五條件中的第二項“國民革命軍不進入東北”可知，“中東路事件時蔣介石不派兵援助張學良與蘇聯作戰”一說是混淆是非之語；

由易幟五條件中的第三項“國民政府不干涉東北軍政事務和人事任免”可知，“‘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抵抗”一說也是捏造之辭。

張學良選擇易幟，不是出於民族大義，也不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民族獨立，易幟是張學良自身的需要。在易幟中，張學良極力謀求的，是個人的權柄、地位，對東北軍政大權的大包大攬，對中央政府的嚴加防範、極力排斥。易幟的結果，是徒有虛名的統一和東北實質上的高度割據。面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百般示好，千般寵溺，身懷隱秘、主義殊途、赤心耿耿的張學良回報他們的是：無底線的欺詐、利用、玩弄，毫不憐憫的蛀蝕、傷害、破壞、顛覆。

以赤化中國為已任，對中國內政干預最積極，介入最深，並控制着吉、黑兩省境內中東鐵路的蘇聯，在東北易幟期間，極為反常地置身事外，不置一詞，毫無存在感，仿佛在那段時間裡，蘇聯這個國家從地球上消失了。是蘇聯對易幟漠不關心嗎？是易幟與否，對蘇聯來說無關緊要嗎？當然不是。蘇聯當然密切關注着易幟的進程，但它不需要公開介入，公開表態，它不需要公開做任何事，它只要通過其絕密代理人張學良遙控易幟的走向、大勢就可以了。東北易幟的結果，及張學良在易幟過程中的所做所為，是完全符合蘇聯的期望和利益。

易幟，是張學良與蘇聯的共同需要、共同選擇。

易幟，是張學良維持東北軍生存，延續其對東北統治的需要。身為蘇聯代理人，張學良以蘇聯的死敵日本為自己的死敵，但蘇聯避戰日本的政策，以及張學良與蘇聯關係的隱秘性，決定了蘇聯不能公開支持張學良。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必須實行易幟，聯合有反帝反日傳統的南京國民政府，藉助國民政府的力量來與日本對抗；張不能拒絕易幟，那等於同時與日本和國民政府對抗。

易幟，是張學良的最佳選擇，同時，利用中、日、奉三角關係，張學良也爭得了最有利的易幟結果。

通過易幟而進入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權力中樞，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全國，還使得張學良有能力控制、壟斷相關言論，消除對已不利的聲音，系統性地編造謊言、篡改歷史、掩藏秘密。

易幟，也是蘇聯干預、左右中國政局的需要，是蘇聯期待的結果。蘇聯需要通過“東北易幟”來保持張學良代理集團的強勢和完整，以之作為影響、干預中國政局的一隻手，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張學良在易幟中、易幟後千方百計地排斥國民政府介入東北事務，既是為了個人權勢和對東北軍政的壟斷，也是為了防止國民政府探察到其與蘇聯的隱密關係。對國民政府來說，不僅不能反向排斥張學良，反而要積極、熱情地接納張學良並努力讓張學良融入自身。本來，國民黨終止“聯俄容共”政策後，蘇聯已失去了向國民黨滲透的公開途徑；但通過東北易幟，蘇聯-共產國際又得到了向國民政府軍、政、黨內滲透、潛伏的新的方便之門。通過張學良和其它紅色代理人，蘇聯可以卓有成效地影響中國的內外政策，左右中國政局的走向，甚至讓國民政府貫徹、執行蘇聯的政策，蘇聯的意志，比如“抗日統一戰線”。

藉助於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已經有數目龐大的蘇聯-共產國際代理人、間諜滲透到了國民黨內的各個腳落，各個要害部門，各支軍隊，甚至來到了蔣介石的身旁。張學良集團的匯入，使國民政府平台內的蘇聯-共產國際代理人、間諜隊伍更加蓬勃壯大、人才儕儕、富有活力。張學良與他的幕僚、戰友、同志們將在公開、合法身份的掩護下相互配合、呼應、唱和，頻頻發生化學反應，在一幕幕化妝舞會中迸發出決定國民政府走向、命運的驚人能量。

“東北易幟”8年後，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將自己的紅色代理人生涯推向了最高潮。雖然在事變之初，《真理報》咒罵張學良為叛徒，但斯大林不久就認識到，張學良採取的行動，比之蘇聯-共產國際的既定方案，不僅更大膽，而且更完美。通過發動西安事變，張學良一舉作出兩大貢獻：他不辱使命，為蘇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鋪上了最重要的基石，使之不久就得以促成，並結出碩果；不僅如此，他還力挽狂瀾，拯救了滅亡邊緣，蘇聯已打算拋棄的中共紅軍。雖然很快謝幕離場，但直到西安事變65年之後，張學良足赤、謊言、詐偽的一生才最終劃上句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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