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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紀念文章：89民主運動概要（八）

本文前篇：中東路，1896到1928（上）

在中東鐵路勘查、施工過程中，吉林交涉總局、黑龍江交涉處等清政府對俄交涉機構的“封建衙門”作風令俄國人非常不滿。考慮到“鐵路開築，汽車通行以後，中俄雜處其中，糾葛必不可少”，中東鐵路總監工（總工程師）尤格維奇（茹格維志）要求中方按照近代外交體製成立“鐵路交涉局”，“專司鐵路交涉”。經清政府批准，1899年5月31日，吉林將軍延茂與尤格維奇簽訂了《吉林鐵路交涉總局章程》，之後在哈爾濱設立了吉林鐵路交涉總局，在吉林轄區內的中東鐵路重要站點設立了鐵路交涉分局。同年10月5日，黑龍江將軍恩澤也與尤格維奇簽訂了內容相似的《黑龍江鐵路交涉總局章程》，1902年1月，黑龍江鐵路交涉總局也設立於哈爾濱，黑龍江轄區內中東鐵路重要站點亦相應設立了交涉分局。中東鐵路管理局所在地、中東鐵路樞紐-哈爾濱時為吉林將軍轄地，但與黑龍江將軍轄地僅一江之隔。吉林、黑龍江兩將軍轄地以松花江分界，江北屬黑龍江將軍，江南屬吉林將軍。

清末民初的東北行政地圖

《黑龍江鐵路交涉總局章程》、《吉林鐵路交涉總局章程》內容相似，兩章程中比較重要的規定有：
鐵路交涉（總）局專管鐵路界內交涉事宜，該局應同（俄方）總監工協商辦理鐵路工作事宜；
遇有重大事件，或鐵路交涉局總辦與總監工意見相左時，應上報將軍，由將軍與總監工協調處理；
總辦與總監工議定之事，總辦應擬定成文，通報將軍，並報交涉局(可能指新成立的鐵路交涉局，也可能指原有的吉林交涉總局、黑龍江交涉處)備案；
鐵路購買公私地段時，應將契約據交鐵路交涉總局驗明蓋印；
鐵路交涉總局總辦任免須經（東省鐵路）公司同意。

吉林、黑龍江鐵路交涉（總）局設立後，原有的吉林交涉總局、黑龍江交涉處可能並未撤銷，可能一套人馬，二副招牌，也可能二套班子同署辦公。

隨着鐵路工人和中外商賈的大量湧入，中東鐵路（即東省鐵路、東清鐵路）沿線人口迅速增加，日漸繁榮，到日俄戰爭結束時（1905年9月），僅哈爾濱一地，中、俄及其它各國居民、僑民、工作人員總數已達25萬。伴隨着中東鐵路沿線的主權、利權、治權日漸突出、重要，清政府也開始更積極地試圖介入鐵路及附屬地的行政管理，並維護中國對中東鐵路路區的主權。

日俄戰爭後的中東鐵路、南滿鐵路

1905年10月6日，署理吉林將軍達桂、暫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聯名上奏清廷，指出：“竊惟吉林哈爾濱地方，為東清鐵路之中心點，主權利權應亟維持，力爭先著”。10月31日，兩將軍所奏得到批准，清政府在中東鐵路樞紐-哈爾濱設立了隸屬吉林將軍的濱江關道，職責為：專辦吉、江兩省鐵路交涉事務並稽徵關稅。時任吉林鐵路交涉使、吉林候補知府杜學瀛被任命為濱江關道首任道員。

清政府的初衷是以兼具行政、外交（交涉）雙重權力的濱江關道替代黑龍江、吉林鐵路交涉局，及吉林交涉總局、黑龍江交涉處等原有對俄交涉機構，但俄方對濱江關道的設立持抵制態度，仍堅持與原交涉機構打交道。於是，濱江關道設立後，原有交涉機構未能裁撤，新舊機構並存且一度同地辦公，杜學瀛本人也同時兼任新舊各職務，按需要以不同的身份和俄國人打交道。半年之後（1906年5月11日），杜學瀛在傅家店（位於松花江南岸，中東鐵路東側，1908年初改稱傅家甸，今屬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外區）設立專門官署並啟用“濱江關道兼吉江交涉事宜關防”（關防即官員印信，啟用關防意指正式辦公）。

1906年，吉林將軍達桂上奏清廷，指出“哈爾濱俄人屢向傅家店侵展，華洋雜處，交涉日繁，傅家店一帶商民日眾，無以為治，並且江防緊要”，奏請仿營口廳成例設置濱江廳。1907年1月23日，清廷批准達桂所奏，設置濱江廳，“專理華洋交涉”及“命盜案件”。4月18日，首任濱江廳江防同知朱啟經在傅家甸啟用關防，正式辦公。濱江廳隸屬於濱江關道。濱江廳設立後也遭到俄方的抵制。
註：1861年5月24日，營口代替牛莊成為東三省第一個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1866年，清政府在營口設置奉錦山海關兵備道；1867年1月設營口海防同知廳，負責海疆治安。

設立濱江關道、濱江廳是清政府為維護中東路區中國主權、利權所做的努力。設立濱江廳主要着眼於哈爾濱一帶附屬地外圍的行政管理、華洋交涉、江防事務；設立濱江關道則着眼於介入附屬地界內的事務管理，併兼顧鐵路、附屬地的對俄交涉。

濱江關道初設時，沒有轄地。濱江廳初設時，轄區僅限於傅家店（今道外區頭道街至十四道街）和四家子（十四道街至二十道街）方圓約5公里範圍。設立濱江廳後，濱江關道也有了轄地。

此時，哈爾濱地區一城兩治：傅家店和四家子由濱江關道-濱江廳管轄；已開發其它區域則屬於東省鐵路公司買、租，由中東鐵路管理局管理的“附屬地”，包括：道里、南崗、香坊西部(以現在紅旗大街為界)、道外西部(以景陽街、承德街為界，包括江北船塢)等。

1906年9月1日，清廷頒布《宣示預備立憲諭》。

1907年4月20日，清政府實行東北改制。改盛京將軍為東三省總督，裁撤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將三將軍轄地改為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個行省。東三省總督總攬東三省軍政事務，節制三省巡撫。東三省得以正式設立。

東三省首任總督為徐世昌，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首任巡撫分別為唐紹儀、朱家寶、段芝貴。

1906年10月，沙皇內閣批准了東省鐵路公司擬訂的《東省鐵路附屬地民政總則大綱》（有《東省鐵路附屬地民政大綱》等不同名稱），該《大綱》所擬方案為：仿照租界的形式，在中東鐵路沿線附屬地建立民事機關，成立警察局、法院、郵政局、教育處、地畝處等行政機構。

1907年7月，中東鐵路管理局設立民政部（民政處），主管哈爾濱、滿洲里、海拉爾、綏芬河等鐵路站點附屬地的民政事務。民政部下轄警務處、地畝處和學務處，其中，地畝處負責鐵路“附屬地”界內土地的管理、建設、經營、租賃。

1907年11月7日，俄國財政部顧問希鮑夫、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副局長希爾科夫、駐哈俄國總領事留巴、地畝處長戈倫勃切夫斯基等組織120餘位俄國商民在商務俱樂部（原址在現兆麟公園內）開會，會議通過了《哈爾濱自治公議會章程草案》，規定由俄國人擔任市公議會董事會主席，公議會活動受東省鐵路公司理事會和東省鐵路管理局（即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監督。23日，霍爾瓦特、東省鐵路公司將該草案公之於眾，並宣布將埠頭區（現道裏區一部分）、新市街（現南崗區一部分）合7.8平方公里的區域劃歸哈爾濱自治公議會管轄。

1908年3月，中東鐵路管理局地畝處處長戈倫勃切夫斯基等人組織舉行了哈爾濱自治公議會選舉，選出40名議員，兩名候補議員，推舉貝爾格為第一任公議會會長，並成立了公議會執行機關—董事會，董事共5人，任期3年，公議會會長貝爾格兼任董事會主席。俄方控制的哈爾濱城市管理機構正式成立。之後，中東鐵路管理局民政處（部）把埠頭、南崗的商業、市政、城市設施、園林綠化、文化教育等事務的管理權移交給了哈爾濱自治公議會及其董事會（香坊區應仍由中東鐵路管理局直接管理）。

這樣，哈爾濱又出現了一地三治的局面：清政府濱江關道-濱江廳管理傅家甸、四家子；哈爾濱自治公議會管理埠頭、南崗；中東鐵路管理局管理香坊。

俄國人在哈爾濱的“自治”活動引起了清政府官員的警惕，以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為首的東北要員紛紛上奏清廷，陳明利害，建議採取措施。不晚於1908年2月，慶親王奕劻領導下的清政府外務部照會時任駐華俄國公使蹼科第，指出“東清鐵路系屬商業。。。，無管理地方之權”（出處？），並聲明“原擬自治章程，中國萬難允任，應即撤銷”。

就中東鐵路附屬地界內自治及管理權問題，中俄雙方舉行了多輪磋商。1909年5月10日，清政府外務部尚書兼會辦大臣梁敦彥與俄國駐華公使廓索維慈(羅斯托韋茨)在北京簽訂了《東省鐵路界內公議會大綱》，共18條。俄國在《大綱》中做出了“鐵路界內首先承認中國主權，不得稍有損失”的承諾，清政府則同意“中俄雙方共同在東省鐵路界內設立公議會，經理地方自治”，在強調華、俄共同參與自治機構的同時，也承認了哈爾濱等地的自治公議會。《大綱》中也寫入了“東省鐵路界內中外人民一律平等”這一內容。

《東省鐵路界內公議會大綱》規定：“公議會所決定重要事件，皆須經東省鐵路公司‘核奪施行’”。這一規定使東省鐵路公司（中東鐵路管理局）成為公議會的上級機構。東省鐵路公司名義上中俄合辦，但實際的管理、決策權都由俄方把持，因此，公議會也必然由俄方把持、控制。

《大綱》還規定：“交涉總局總辦及鐵路總辦位置在公議會會長及辦事處（董事會）領袖之上，有監察之權”。交涉總局總辦包括兩人，即吉林鐵路交涉總局總辦和黑龍江鐵路交涉總辦，皆為大清官員，鐵路總辦即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雖然都被賦予了高於公議會會長及董事會主席的地位，但三人的關係並不對等，因為中方鐵路總辦的任免須經東省鐵路公司（東清鐵路管理局）同意（按《黑龍江鐵路交涉總局章程》、《吉林鐵路交涉總局章程》），他們受制於代表東省鐵路公司的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他們於自治公議會的地位大體是象徵性的。

綜合上述兩項規定，可以明確，按《東省鐵路界內公議會大綱》，掌握自治公議會最高權力的實體是俄國把持的東省鐵路公司及其管理機構-中東鐵路管理局，掌握自治公議會最高權力的個人是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與此同時，清政府對自治公議會的管轄權則基本上有名無實。

1907年8月30日，東省鐵路公司與清政府簽訂了《吉林省中東鐵路公司購地合同》和《黑龍江省鐵路公司購地合同》，東省鐵路公司占用的兩省土地共約300萬畝（約0.2萬平方公里)，這已經是清政府與俄方多年交涉，將鐵路公司占地予以相當幅度縮減的結果。之後又經過反覆交涉，1910年，俄方同意再將部分空閒之地退還中國，重新劃定後的鐵路占地約為190萬畝（約0.126萬平方公里）。此後，中東鐵路附屬地範圍、面積未再有大的變化。

1910年9月29日，經黑龍江鐵路交涉總辦李鴻謨有力交涉，中東鐵路管理局宣布，“俄商與本公司訂立租地合同，其畫押據系由俄國官員代者作證，若系華商應由交涉局作證。”俄方承認了（吉林、黑龍江）鐵路交涉局在中東鐵路附屬地內對華商的租地權。

基於中國對附屬地的領土主權，依照中、俄歷次條約，以及“界外收稅”的有關國際慣例，在黑龍江巡撫周樹模的支持下，1910年11月到12月間，李鴻謨連續三次照會中東鐵路管理局總辦霍爾瓦特及代辦達聶耳（達聶爾），交涉鐵路附屬地的稅務問題，12月，雙方達成了若干共識，其中之一明確了中方對附屬地的稅收權：交涉局官員（中方）在東省鐵路附屬地外側口岸、關卡建立稅務機關，對進出附屬地的糧食、牛、馬、羊、草、皮張等“土貨”統一徵收“進口稅”。

1911年10月到1912年7月間，為修訂木材採伐合同有關條款，李鴻謨又與達聶爾進行了艱苦的談判，最終雙方簽定《增訂東省鐵路公司在江省指明地段砍備應用木植之副合同》，此合同將俄方伐木工作限制在指定地段內進行。

1909年9月25日（一說1910年五月初四），經東三省總督錫良、吉林巡撫陳昭常奏請，清政府將“濱江關道”改為“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備道”（以下簡稱西北路兵備道），職責為：巡防吉林省西北一帶等處地方，兼管哈爾濱關稅及商埠交涉事宜。和濱江關道道員一樣，西北路兵備道道台（首任道台可能是李家鰲）也同時兼任吉林鐵路交涉總局總辦，兼管與東省鐵路公司、中東鐵路管理局交涉，並負責監察附屬地界內自治公議會事宜。濱江關道只轄彈丸之地，西北路兵備道的轄區則擴大至四府一廳兩縣：新城、雙城、賓州、五常四府，榆樹一廳，長壽（即今延壽縣）、阿城二縣。西北路兵備道道台是吉林省西北地區兼掌兵權、行政權、外交權的高級地方長官。提升對俄交涉官員的權力、地位，有助於清政府加強、改善對中東鐵路附屬地內外的“雙軌制”管轄、管理、介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
1912年1月1日，孫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2月12日，宣統帝溥儀、隆裕太后發布遜位詔書，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中國帝治時代結束；
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

1913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將吉林西北路兵備道改為西北路道，道台（時為李家鰲）改稱觀察使。1914年6月，按《各省所屬道區域表》，為避免與國內其它道區名稱衝突，西北路道又改為濱江道，觀察使改稱道尹，首任道尹仍為李家鰲，道尹公署駐濱江城，下轄濱江、雙城、五常、賓縣、阿城、同賓（今延壽）6縣（後又增設珠河、葦河2縣）。民國政府規定：濱江道道尹為一道之行政長官，對吉林省省長負責；濱江道尹兼任外交特派員，負責轄境內的對外交涉事務；道尹有權調動轄境內駐軍或鄰近駐軍及軍艦；遇有緊急情況或特別重要事件，道尹可直接向大總統請示。

1914年4月24日，中東鐵路管理局總辦霍爾瓦特照會濱江道尹兼吉林鐵路交涉局總辦李家鰲，通報將派遣中東鐵路護路軍“越界圍剿胡匪”，得到李家鰲同意後，當日，俄國騎兵200餘名自哈爾濱出發，“未攜通譯，不說營隊名號”，先至呼蘭縣休整，而後直奔蘭西縣(今黑龍江綏化市蘭西縣)，並以“匪警名義”在蘭西縣“暫駐”。數月之後，俄軍又以“剿匪”名義，在富錦、拉哈蘇蘇(今黑龍江臨江縣)等沿江口岸大肆活動，設立駐所。

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國慶日），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視察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時遇刺身亡。7月28日，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一戰爆發後，民國政府決定提升東北亞樞紐哈爾濱的外交級別，將鐵路交涉局納入中央一級外交體系之內，由中央直轄。具體方案是：設“哈爾濱交涉員”一職，由中央直接委任；保留吉林、黑龍江鐵路交涉局建制，但將兩省對鐵路交涉局的管轄權收歸中央；涉及中東鐵路（東省鐵路）的重大交涉事件，由哈爾濱交涉員直接向民國政府外交部、交通部匯報。

1914年10月1日，民國政府正式任命李鴻謨為哈爾濱交涉員，並由黑龍江鐵路交涉局總辦改任吉林鐵路交涉局總辦，同時明文規定，接任黑龍江鐵路交涉局總辦的馬忠駿受李鴻謨節制。由于吉林鐵路交涉局總辦同時兼任濱江道道尹，因此李鴻謨一人身兼三職——哈爾濱交涉員、吉林鐵路交涉局總辦、濱江道尹，李鴻謨成為中華民國在中東鐵路附屬地及毗鄰地區的最高外交、行政官員，並握有一定兵權。

1915年，“俄兵藉護輪非法入境，強占方正縣德墨里街、烏爾河、新甸各處未肯撤退，並在新甸修建永久工事”。李鴻謨照會霍瓦爾特，指出，濱江道已命令沿江（中國）軍隊節節駐紮，中國政府完全可以承擔保護俄船安全的責任。經過一再交涉，1916年7月2日，霍爾瓦特做出了限期撤兵的許諾。1918年夏天，按照兩年前李、霍達成的協議，俄軍撤出了非法占據地區，中國政府在收復地區設立團部，派兵駐紮，並加強了對江航的控制。（據李朋：《吉黑兩省鐵路交涉局的“嬗變”——1898—1917年中東鐵路附屬地行政管理權研究》）

1917年3月，二月革命爆發，沙皇尼古拉二世遜位，俄國臨時政府成立，霍爾瓦特繼續擔任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不久又被俄臨時政府任命為中東路區（附屬地）行政長官。

1917年4月底，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護路隊士兵蘇維埃（也稱士兵委員會）在哈爾濱成立，留金上尉被推選為主席。6月22日，士兵蘇維埃與鐵路工人蘇維埃合併，留金上尉又被推選為哈爾濱俄人工兵蘇維埃主席。布爾什維克蘇維埃勢力與霍爾瓦特為首的舊俄勢力展開了爭奪中東鐵路、鐵路附屬地控制權的鬥爭。

1917年7、8月間，在哈的數千俄國軍警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哈爾濱警察系統癱瘓。在與霍爾瓦特達成默契後，8月，李鴻謨將駐守扶餘（吉林省松原地區扶餘縣）的中國軍隊換裝為中方“商警”，以保護“在哈僑民”的名義，從道外進入哈爾濱市中心俄方控制地區，代替俄國巡警執行警務，一度收回了哈爾濱市內的設警權。由於事前未通報吉林省長郭宗熙，事後，郭宗熙以“交涉未能及時呈報，交涉案情較大未能請示辦法”為由電告中央，1917年11月，李鴻謨被民國政府免職。

1917年8月25日，孫中山在廣州以“護法”名義組織成立了中華民國廣州軍政府，並就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中國由此產生了南北對峙的兩個政府，中國南北分裂的局面一直延續到1928年末。

隨後，孫中山、段祺瑞先後下達了通緝、討伐對方的命令，1917年10月6日，南北戰爭（即護法戰爭）在湖南打響，中華民國綿延不絕的長期內戰也由此開啟。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發，俄國臨時政府被推翻，布爾什維克上台。以段祺瑞等人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拒絕承認蘇維埃俄國政權。蘇俄政府宣布將臨時政府任命的駐華公使庫達舍夫（庫達攝夫）、中東鐵路局長霍爾瓦特等人免職，但民國政府仍留納、認可舊俄駐華官員，並繼續向原俄國使團償付庚子賠款中應付俄國的部分。

由於中東鐵路俄國軍警紛紛倒向蘇維埃，地位不穩，難以控制局面的霍爾瓦特遂與中國政府談判，並提出了請中國軍隊進駐中東鐵路沿線維持秩序的要求。哈爾濱工兵蘇維埃認為霍爾瓦特向中國出賣俄國利益，要求其交權下台。

1917年12月4日，列寧致電哈爾濱工兵蘇維埃，發出了武裝奪權的指示。紅、白勢力劍拔弩張，中東路區有隨時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可能。

12月5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照會中國政府，要求中國派兵進駐中東路區，保護當地外國人安全，維護社會秩序。白俄公使庫達攝夫也敦促中國政府向中東路區派兵。

12月7日，北京政府命令吉林督軍孟恩遠派兵前往哈爾濱，並命令奉天、黑龍江兩省予以協助。

清末民初的東北行政地圖

12月12日，哈爾濱俄國工兵蘇維埃發出布告公民書，宣稱：自本日起，哈爾濱工兵蘇維埃對外代表俄國行使主權，所有該地有關國家及公共機關均受工兵蘇維埃管轄。

同一天，中華民國大總統馮國璋委任總統府顧問何宗蓮中將、總統府侍衛武官長張宗昌中將為大總統特使，並命令二人即日前往哈爾濱，會同吉林督軍孟恩遠、濱江道尹施紹常等處理中東路區“俄亂”事宜。

12月17日，進駐哈爾濱的吉林軍隊設立了中東鐵路警備司令部，吉林混成第3旅旅長陶祥貴任總司令，團長麼佩珍為副司令，吉林混成第2旅旅長高士儐任會辦。

12月18日，何宗蓮、張宗昌、陶祥貴等與霍爾瓦特開會，密商解除中東鐵路沿線蘇維埃武裝及將其遣送出境的具體方案。

12月26日，中國軍隊在高士儐、麼佩珍率領下對“過激黨”（布爾什維克）武裝執行強制繳械。駐紮哈爾濱各處的“工兵蘇維埃”，或者和平繳械，或者略作抵抗後被繳械。被解除武裝的中東路區俄國“過激黨”武裝共4000多人。自28日起，包括留金在內的被繳械蘇維埃人員，經中東鐵路陸續被中國軍隊押送出境。

12月28日，中東鐵路警備司令部和濱江道尹發布告示，宣布中國軍隊正式駐守中東鐵路沿線。

12月29日，北京政府任命吉林省長郭宗熙兼任中東鐵路督辦。1918年2月1日，中東鐵路督辦公署在哈爾濱正式設立辦公。

1918年初，霍爾瓦特招募了蒙兵3000人，用以補充俄國護路軍。18年1月5日，中國當局將霍氏所募蒙兵強行給資遣散。

2月6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哈爾濱設立了“中東路臨時警備司令部”，黑龍江督軍署參謀長張煥相兼任司令（時任黑龍江督軍是鮑貴卿），張明文、張奎武為左、右副司令。

2月11日，濱江縣（隸屬於濱江道）在哈爾濱中東路界內設立了臨時警察總局，濱江縣知事張曾矩兼任局長，同時，在哈爾濱道里設置了中國警察崗位，這是中國首次正式在哈爾濱道里駐警。

1918年4月27日，中東鐵路股東會議在北京召開，決定董事會自哈爾濱遷至北京，選舉吉林省長郭宗熙為董事會總理，霍爾瓦特為協理兼總辦，高爾察克（沙俄海軍上將）、顏世清（原吉長道尹）等人為理事。次日，董事會任命拉琴諾夫為中東鐵路管理局代理局長。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