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標題：新冠疫情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事故-病毒泄漏引發造成的嗎？

本文寫作較倉促，如有疏漏、錯誤之處，請各位網友不吝批評、批駁、指正，我相信，我們可以共同得出最合乎事實和邏輯的結論，我們可以做有獨立思考能力、自我判斷能力的人，我們可以不做信息控制體系愚弄、擺布的玩偶。

2021年5月26日，拜登發表聲明，要求美國情報機構加倍努力，在三個月內查明，COVID-19是源自動物（人類與受感染動物的接觸），還是源自實驗室事故。

不愧是老到的資深政治家，調查設計得很“高明”，無論調查結果是兩個選項中的哪一個，都不會對美國有害。如果病毒來自動物，那麼自然與美國完全無干；如果疫情源自實驗室事故導致的病毒泄漏，那麼發生泄漏的，當然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仍然對新冠疫情的產生沒有重大責任，美國頂多只需要檢討一下自己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瓜葛，如合作關係、資助關係就可以了。

所以，拜登調查剛一立項，美國的責任就已經巧妙地撇清了。這一調查後續的意義，只在於決定：新冠疫情，到底是由動物背鍋，還是由武漢病毒研究所、中國完全背鍋。

新冠疫情至少存在三種來源可能性：動物來源，病毒泄漏，病毒投放。在設立之時即自行切割“病毒投放”選項，這使得拜登調查天生不健全不完備。

世衛組織3月30日的調查報告有明顯缺陷，拜登的調查呢？世衛調查報告的缺陷是結果的缺陷，而拜登調查的缺陷是調查本身在自我製造缺陷。

拜登的調查值得你期待嗎？一個剛出世就自我閹割，自我製造殘缺的調查，值得你信賴嗎？他們是打算向世人還原疫情的真相，還是要編織出一個所謂的真相？

新冠溯源調查是一項極其重大，務必嚴謹、慎重的工作，正常的，自然而合乎邏輯的做法是：在調查之初，不應先入為主地排除任何重大選項；任何選項的確認或排除，都應該發生在充分的調查、分析、討論、辯論之後；如果選項較多，可以先通過初步的優先級評估，將部分選項列為次要選項，或列為第二階段展開的選項。調查還未正式開始，不依據明確的、堅實的理由，莫名地冒然摘除某個選項，將其排斥、隔絕在調查之外，動機姑且不論，這種行為本身就是極不科學，極不嚴謹，極為輕率，非常不負責任，非常不值得信賴的。

如果新冠病毒既非來自動物，也非來自實驗室事故造成的泄漏，你的調查有什麼意義？你是不是也非從你的選項中強行杜撰一個結論？

拜登為什麼急於排除“病毒投放”選項？是“病毒投放”顯而易見不可能發生嗎？美國政、科、媒各界為什麼一再刻意強調“實驗室事故”-“病毒泄漏”，而一直避談“病毒投放”？是他們手下留情？或者，他們的做法只是無心之舉？

就基本特徵和責任歸定而言，“病毒泄漏”，“病毒投放”有着天壤之別。

病毒的泄漏地與病毒的存儲地是位置相關的，泄漏病毒與擁有病毒是綁定的。“病毒泄漏”的潛台詞是：新冠病毒就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如果作出“病毒泄漏”的“結論”，那麼幾乎必然，武漢病毒研究所不僅將成為病毒泄漏的責任主體，還將成為製造新冠病毒的元兇！！！把武漢病毒研究所“確定”為“元兇”之後，美國的各個病毒研究機構就全都洗白，全都安然上岸了，肇事嫌疑者們也不必再縮頭縮腦、謹言慎行、小心翼翼、惶惶不安了，他們可以免於被世人目光聚焦、拷問了。

“病毒投放”的特徵與“病毒泄漏”截然不同：病毒的投放地和病毒的來源地可以完全無關。如果新冠病毒是被投放的，那麼它可能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也同樣可能來自世界上其它某個擁有P4或P4實驗室的病毒研究機構；它的來源地與投放地完全可以遠隔重洋，相距千里、萬里；從來源地到投放地，新冠病毒樣本可能還在一個、兩個或更多中轉地駐留過（新冠病毒樣本是否可能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駐留過？本文不能排除這一可能性）。如果調查“病毒投放”選項，那麼美國的眾多病毒研究機構應同時被列為調查對象，它們的研究內容、論文，實驗室材料，實驗日誌，以及實驗室病毒樣本的輸出（、輸入）記錄，都必須被深入、細緻地審查。這是拜登和美國政府不願面對的，即使他們還未確認自身的責任，這種調查也讓他們深為恐懼。哪個國家在病毒功能增益（G-o-F，Gain-of-Function）研究領域最活躍、最深入、最領先，歷史最悠久，水平最尖端，成果最豐碩，這是不言自明的。

拜登的調查，和過去一年多以來美國科、媒、政界及WHO將“新冠實驗室來源說”斥為陰謀論”如出一轍，都是搶先將證據鏈最充足、最完備，邏輯鏈最堅實、最貼合自恰的選項排除在外，以便編織、擺弄符合他們需要的所謂“真相”。

如果心裡沒有鬼，那麼何須緊張？如果不心虛，那麼何不沉住氣，通過完備而深入的調查，分析、研究、評估所有的可能性，等調查清楚了再下結論？何必急不可奈地一早就排除這個，排除那個？為什麼要急着排除？因為它顯然不可能？還是因為它是你們難以面對的真相？

習近平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有難以言說的苦衷。美國呢？一年多以來，美國科、媒、政等各界的所謂主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全力控制、壟斷言論，將對新冠起源的質疑、探討污名化為“陰謀論”，打着科學的幌子壓制、禁止相關科學討論、科學辯論，在各大刊物壓制論文發表，在各大平台封禁異議聲音。。。他們不惜在最著名的民主國家，做本應只在極權國家發生的事情，這是簡單的動機所能驅使的嗎？請靜心想一想：他們不約而同，全力以赴，只是在幫習近平捂蓋子？他們只是在為武漢病毒研究所兩肋插刀？他們一直這麼講義氣？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是被收買了這麼簡單？他們真的是智商比習近平低得多的被利用了的白痴？他們連民主國家最基本的言論自由的臉面都不要了，回答我，他們這麼做是為了別人嗎？

他們是否如你一直以為的那樣，清白而又無辜？本文不多作展開，我只列一項資料。

2017年12月19日，美國政府解除了一項有關“增強型”危險病原體研究的禁令，重新允許科學家申請聯邦經費，開展製造具有更強致病能力或傳播能力病原體的研究。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說：“功能獲得性研究非常重要，能夠幫助我們識別快速演化的、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的病原體，並制定有效對策。”

柯林斯認為，最新政策框架形成了對功能獲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G-o-F）的“強有力的監管”，而多學科審查流程將促使此類研究“安全、可靠和負責任”地實施。

始於2014年10月22日，由奧巴馬政府頒布的“功能增強”研究禁令就此宣告結束。

調查武漢病毒研究所，調查石正麗等中國科學家是應該的。但是我忍不住想問問你們：我想你們不會都是獨眼龍。為什麼沒有功能增益（G-o-F）研究紀錄（作為主持者）的石正麗們是“重大嫌疑犯”，而你們身邊那些從2011年起就開始了G-o-F研究的更具病毒改造能力、天賦、經驗的功能增益資深老手、頂級行家們卻沒有一點嫌疑？他們為什麼是根本不必懷疑，完全無須調查的天然“清白者”？ 你們的調查邏輯過於強悍，這是人類的邏輯，還是異形的邏輯？這是調查，還是演戲？

2017年12月美國政府解除“功能增益”研究禁令，2019年11月（或更早）在武漢出現了新冠病毒，這兩件事純粹是巧合？它們之間的潛在關聯可以視若烏有？可以置之不理，或者裝着看不到？可以不予調查，不必探究？

禁令解除後的兩年時間裡，美國科學家沒有功能增益-改造出任何一種新型病毒嗎？

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覺：石正麗是“冠狀病毒跨物種傳播”領域的業內權威之一，因此肯定是冠狀病毒功能增益研究（即功能獲得性研究G-o-F）的重要參與者。這個錯覺我也有過。我後來才逐漸認識到，石正麗所做的工作是病毒搜集、分離、分析、發現，她做的是“讀”的工作，而非“寫”的工作。“寫”的工作，即通過基因編輯、基因改造來賦予病毒更強的致病能力、傳播能力，才是病毒功能增益的內容。石正麗沒有以主持者的身份發表過任何功能增益相關的論文。如果我的這一認識是片面的或錯誤的，請網友們立即指出反例。2015年秋著名的北卡病毒嵌合實驗的主持者是Ralph S Baric，第一作者是Vineet D Menachery，石正麗在該實驗中的貢獻只是提供了rsSHC014病毒的刺突蛋白質粒和基因序列。

有人還移花接木，捏造了如下謊言：美國某些機構曾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從事功能增益研究。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其一，至少從公開發表的論文看，一再進行功能增益研究的，不是中國病毒學家，而是美國病毒學家!其二，美國人並未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功能增益研究，他們是在資助石正麗團隊搜集蝙蝠冠狀病毒！中方接受資助的交換條件是石正麗團隊向美國人提供採集、分離得到的病毒樣本。大批來自中國的病毒樣本被運送至美國的各實驗室，用於包括功能增益在內的病毒研究。自2008年4月至2018年9月，通過PREDICT項目（美國國際開發署、生態健康聯盟聯合創辦），美國從中國共獲得了上萬件動物及人體病毒。

新冠疫情發生後，對2017年底重啟“病毒功能增益研究”一事，美國政界、科學界、媒體全都諱莫如深、緘口不言，唯一的例外是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2021年6月8日，在美國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的"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聽證會上，博明提議，美國應以身作則，停止功能增益研究，並恢復奧巴馬政府對功能增益研究的禁令。博明說：“功能增益研究旨在幫助預測當前的大流行病，但實際上可能反而為這次大流行埋下了種子”。

顯然，和絕大多數美國政客一樣，拜登也揣着明白裝糊塗，全當自己國家不是"功能增益研究"的主力軍。把調查矛頭對準別人家的孩子就足夠了，自己家的孩子都是天生清白、無辜，天然應該免於調查的，即使他們完全存在肇事可能，即使他們的履歷與製造新冠病毒最為吻合，即使他們是世界上最有能力製造出新冠病毒，並賦予新冠病毒種種非凡能力的人。一個“老練成熟”的政治家，是不會讓調查失去控制，自找麻煩，引火燒自已家後院的。

吸麻後，李鐵和馬子去飆法拉利。二人在車上嗨得過於忘我，玩得太大，沒成想，玩出了一起嚴重車禍。李鐵駕車倉皇逃逸。
李剛負責調查車禍事件。他召集手下開會，鄭重其事地說：我要求你們加倍努力，調查全市所有的BMW、奔馳、奧迪、桑塔納，9天之內，務必從中找出肇事車輛和肇事者，向我報告。我們一定要給遇難者的家屬一個交代，給社會一個交代。
畢會後，李剛給夫人打了個電話：給我問問鐵子，他今天是不是又開法拉利出去瘋了？

從拜登的聲明判斷，李剛已經清楚李鐵的所做所為了。當然，李剛主持的肇事調查是不會調查法拉利，不會查到李鐵頭上的。

拜登聲明發出後，媒體、輿論隨即火力全開，展開了對武毒所的口誅筆伐。武漢病毒研究所再次來到了風口浪尖，幾乎成了所有海外媒體、海外網友認定的准泄毒犯。

可以開始正題了。

武漢新冠疫情，全球新冠大疫情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事故”-“病毒泄漏”引發導致的嗎？這個問題，我去年7月已經專文分析、否定過。今天，我不想重複去年的語言，我打算從新的角度，再次闡明：新冠疫情根本就不是武漢病毒研究所事故泄漏造成的！。

“病毒泄漏說”，即“新冠病毒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的”這一說法是錯誤的。為什麼？因為它絲毫不能解釋武漢的疫情事實，它與大量的疫情事實毫無吻合之處，每每相反，處處矛盾。

假定新冠病毒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實驗室事故在病毒所內或鄰近區域產生了一個或若幹個泄漏點，泄露點是帶有新冠病毒的位置、物品或動物。泄漏點的新冠病毒將造成人類的初代感染。

泄漏點可能在實驗室內或病毒所內，也可能在病毒所外。泄漏點可能是相對固定的，如沾染了病毒的地面、破損的帶毒實驗器皿，或排放到實驗室外某處的帶毒廢液；泄漏點也可能是移動性的，如排出的帶毒氣溶膠，或者一批被私下販賣的攜帶新冠病毒的實驗動物。

被泄漏病毒（泄漏點的新冠病毒）直接感染的人將成為COVID-19的零代病人或零代感染者。為簡化描述，下文中的零代病人也同時代表零代感染者。零代病人可能是病毒所的工作人員，也可能是接觸過泄漏點的附近市民或其它人員。

武漢病毒研究所有兩個園區，一個是位於武昌區的小洪山園區，一個是位於江夏區的鄭店園區。小洪山園區實驗室的最高等級是P3，P4實驗室在鄭店園區，鄭店園區也有P3實驗室。

先說小洪山園區。

如果病毒泄漏發生在小洪山園區，那麼疫情應該大概率首先發現於長江東岸的武昌區，而不是長江對岸的江漢區。然而，2019年12月30日前金銀潭醫院收治的27名新冠早期患者，除寥寥數人外，絕大多數卻來自華南海鮮市場（包括荊州等地來該市場採購者）、市場所在的江漢區或周邊的長江西岸地區。這是武漢疫情的第一個重大反常，這一情況差不多是在說，（主要的）病毒泄漏不是發生在武昌區的小洪山園區，而是發生在江漢區的華南海鮮市場一帶。對這一反常，似乎可以作出如下解釋：某個零代病人，他是偶然在小洪山園區附近被感染的，但是，他是江漢區人，他的工作單位在華南海鮮市場或附近，他的日常活動區域，也在江漢區，是他造成了華南海鮮市場及江漢區的諸多後續感染。這種解釋成立嗎？稍後我們將會明了，這個解釋並不成立，因為它將得出一個錯誤推論：華南海鮮市場的早期患者是被某零代病人傳染的1代或1代以上的續發病人。接着往下看。

如果小洪山園區發生了病毒泄漏，那麼，零代病人將在各泄漏點的接觸區域產生，他們將較高比例地成為重症患者。1代病人將在零代病人的活動軌跡上，活動範圍內產生。大體來說，離泄漏點越近，被零代病人接觸傳染的頻率越高，機會越大。當零代病人數量很小時，其活動情況的偶然性可能會在遠離泄漏點處造成較多的1代病人；但是，如果零代病人較多，那麼不同零代病人活動的偶然性將相互抵消，這時，1代病人的統計學分布也將體現出與泄漏點距離的相關性。或者說，離泄漏點較近處的早期病人（零代、1代）一般應多於離泄漏點較遠處的早期病人(當然，隨着傳染代數的不斷增加，傳染區域的反覆交叉，新冠患者的分布最終將趨於均勻）。上述判斷不是絕對的，可能出現各種偏差，但截然相反的情況應該是很難發生的。我們再來看新冠27名早期患者的情況。這27人中，華南海鮮市場從業者超過20人，另有幾人雖不在市場工作，但也與該市場有直接的接觸（或暴露）史。也就是說，除少數幾個例外，27名早期患者要麼在華南海鮮市場工作，要麼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我們看到，與正常情況截然相反的早期患者分布偏偏就是發生了！還不只如此。27名患者中的重症患者，也幾乎全都是華南海鮮市場從業人員或市場接觸者，疫情早期，無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重症患者極為少見。截然相反的早期重症患者分布也極為意外地發生了！

如果病毒是長江東岸的小洪山園區泄漏的，為什麼長江西岸的早期患者遠遠多於東岸？為什麼長江西岸的的早期重症患者也遠遠多於東岸？為什麼長江西岸的早期疫情反而遠比東岸嚴重？為什麼會出現與正常情況截然相反的疫情分布？這是“病毒泄漏說”難以解釋的武漢疫情的第二組重大反常。

有網友提出了以下情況：實驗室發生了事故，導致若干實驗人員被感染；但事故被控制在實驗室內，病毒並未泄漏到實驗室外和病毒所外。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實驗室外的泄漏點感染，後續感染完全由被感染的實驗人員引發。武漢疫情有可能是這種情況導致的嗎？這種情況其實也涵蓋在上述分析之內，是一種泄漏點在實驗室內，且零代病人樣本數較小的情況。稍後我將對這種情況再作一個專門的分析。

華南海鮮市場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小洪山園區）的位置關係圖1,2

還有更多的重大反常。由地圖可見，小洪山園區附近有武漢大學醫學部、湖北大學、武昌南站等經常發生人群聚集的場所。如果病毒是從小洪山園區泄漏的，那麼大概率地將在這幾個人群聚集場所首先形成疫情爆發點。然而，實際情況是，這幾個場所既沒有出現疫情爆發，也沒有顯著的早期疫情。而且，長江東岸沒有任何一個地點疫情爆發或集中出現早期疫情。爆發點在哪裡呢？在長江西岸，距小洪山園區直線距離12公里的華南海鮮市場。為什麼在鄰近的人群聚集場所沒有出現疫情爆發，而是在12公里外、隔江的華南海鮮市場發生了疫情爆發呢？這是“病毒泄漏說”難以解釋的武漢疫情第三組奇特反常。

疫情在華南海鮮市場爆發了，但在與該市場相鄰的漢口火車站、漢口汽車站卻奇怪地都沒有爆發性的早期疫情出現。這是武漢疫情的第四組重大反常。漢口火車站、漢口汽車站、華南海鮮市場與小洪山園區直線距離皆為12公里，三地彼此相距不超過1公里，漢口火車站、漢口汽車站比華南海鮮市場人群更密集，人員流動更頻繁。是什麼原因讓新冠病毒放過了傳播條件更好的漢口火車站、漢口汽車站？華南海鮮市場被新冠病毒“特意”“挑中”的真正原因是什麼？華南海鮮市場有什麼讓新冠病毒青睞的，其它場所沒有的東西？華南海鮮市場是被新冠病毒挑中的，還是被什麼人挑中的？

不先在近處感染，不先在長江同側感染，不先在大學園區爆發，不在火車站爆發，不在汽車站爆發，唯獨在華南海鮮市場爆發併集中產生重症患者，這是為什麼？“實驗室事故泄漏”的新冠病毒是怎麼學會挑三揀四，看地方下（感染）菜碟的？華南海鮮市場的哪一樣，哪二樣東西讓新冠病毒青眼有加？趨之若鶩？

上述種種反常，種種與“病毒泄漏說”矛盾和截然相反的武漢疫情實況告訴我們：武漢的新冠疫情，包括華南海鮮市場的感染爆發，極不可能是小洪山園區實驗室事故-病毒泄漏造成的！

澄清了小洪山園區，我們再來看鄭店園區。請看下面這張地圖。

地圖中，數字1代表華南海鮮市場所在的江漢區，數字4代表小洪山園區所在的武昌區，江夏區在地圖的最南部，地圖已標明鄭店園區所在的江夏區鄭店鎮的位置。可查知，江夏區政府與武昌區政府的直線距離為48公里，由此判斷，鄭店園區與華南海鮮市場的直線距離超過50公里。鄭店園區也在長江東岸，相比小洪山園區，它與華南海鮮市場及江漢區的距離要遠得多。新冠疫情不是小洪山園區造成的，那麼，可能是由鄭店園區造成的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如果鄭店園區發生了病毒泄漏，那麼，先行感染的區域大概率將是江夏區，在病毒擴散到長江西岸的江漢區，在華南海鮮市場形成爆發之前，它將大概率先行在長江東側的江夏區、武昌區、洪山區造成感染，並在這三個區的某些地點形成爆發。這同樣無法與疫情的實際情況吻合。不難判斷，前面的四組重大反常對鄭店園區仍然適用，而且更加適用。

“病毒泄漏說”（特指從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事故泄漏）不成立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反證，即武漢疫情的如下零代病人特徵：
1、武漢的新冠零代病人不唯一，或者說存在多個零代病人，他們都沒有上代人類傳染者，他們相互之間也不存在傳染關係；
2、疫情的人際傳播不是始自唯一的零號病人，疫情是從多個零代病人開始，多分支並行傳播的；
3、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早期患者（包括市場從業者和其它接觸者、暴露者）幾乎全都是零代病人，流行病學追溯查不出他們的傳染上代，也查不出他們彼此之間的傳染關係。（新冠不會“人傳人”的誤判，就是從這一情況得出的）
4、華南海鮮市場的零代病人分處不同的商鋪，這些商鋪並非全都集中於一處，它們分處在市場西區的不同位置，在市場東區也有少量分布。

註：“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早期患者幾乎全都是零代病人”，但新冠早期患者並非全都是零代病人，27名早期病例中，有一家三口病例，有母子病例，這二組病例中存在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可能被家人傳染的1代病人。

從以上零代病人特徵3、4可以推斷出如下重要線索：華南海鮮市場有新冠病毒的多處泄漏點！華南海鮮市場的20幾名早期病人不是被人傳染的，他們是被泄漏點的病毒直接感染而成為零代病人的！

如果新冠病毒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事故泄漏的，那麼，12公里或50公里外，隔着一條大江的華南海鮮市場的多處病毒泄漏點（每處泄漏點可能有若干帶毒物品）是怎麼產生的？

有人也許會提出下述解釋：華南海鮮市場的多個泄漏點會不會是被販賣到該市場的攜帶新冠病毒的實驗動物呢？答案還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1、新冠早期患者無一是野生動物商鋪店主或從業人員；
2、新冠早期患者無一有華南海鮮市場野生動物接觸史；
3、武漢市衛健委首次通報（2019年12月31日）的27個病例，無一有活禽接觸史；
4、5月25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承認：“自己在1月初曾經到武漢親自採集了一些標本，提取的動物樣本中沒有檢出（新冠）病毒，但在包括下水道廢水在內的環境樣本中，有檢出（新冠）病毒”。

前面我們提到過一種實驗室內部事故的情況：實驗室發生了事故，導致若干實驗人員被感染；但事故被控制在實驗室內，病毒並未泄漏到實驗室外和病毒所外。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發生在實驗室外的泄漏點感染，後續感染完全由被感染的實驗室工作人員引發，即後續所有感染者都是實驗室內感染者的直接或間接傳染後代，1代病人的分布情況也完全由實驗室感染者的活動軌跡和活動範圍決定。

前面我們還提到過一種感染地在武昌區，活動地主要在江漢區的情況，我們將之具體化為：某個零代病人在小洪山園區附近被泄漏病毒感染。他（/她）的日常愛好就是逛華南海鮮市場，他經常頻繁穿梭、盤桓於市場的多個商鋪之間；而且，除了自駕去華南海鮮市場外，他幾乎不去別的地方。該零代病人是後續感染的主要引發者。

武漢疫情可能是由這二種情況之一造成的嗎？答案仍然是不可能。為什麼？因為華南海鮮市場的20餘名早期患者幾乎都是零代病人，而不是1代或1代+病人。華南海鮮市場的早期患者不是被任何人傳染的，他們是被該市場帶有新冠病毒的某種通用物品直接感染的。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新冠疫情不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事故-病毒泄漏”造成的。
2、沒有任何疫情跡象表明，在疫情出現前，武漢病毒研究所曾發生過新冠病毒泄漏；
3、武漢新冠疫情源自蓄意的病毒投放；
4、新冠病毒的研發地、最初來源地是世界上某個P4或P3實驗室。

（正文完）

附：COVID-19存在多個零代病人的幾個相關依據

1、2020年1月30日，中國疾控中心、山東第一醫科大學的陸柔劍等研究人員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聯合發表了一篇題為“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and epidemiology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mplications for virus origins and receptor binding”（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組表徵和流行病學：對病毒起源和受體結合的啟示）的論文，論文指出：
a）2019-nCoV（新冠病毒的早期命名）是在很短時間內起源於同一個來源，且最近才出現在人群中。
b）蝙蝠冠狀病毒不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直接祖先。

（病毒的同一來源可能是什麼？是某隻動物嗎？）

2、2020年5月20日，復旦大學盧洪洲教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基因組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陳賽娟院士領導的聯合攻關團隊，在國際權威期刊《自然》（Nature）雜誌發表了題為“Viral and host factors related to the clinic outcome of COVID-2019”的論文，論文指出：
a）自2019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病原體可能已較為廣泛地存在於人群中；
b）華南海鮮市場並非疫情最初的源發地；
c）病原體很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從共同祖先的多個分支獨立傳播擴散，最終形成這次爆發。

（共同祖先來自哪裡？共同祖先的多個分支指什麼？它們和零代病人有何關係）

3、2020年2月7日，來自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中南大學、蘇州大學和湖南大學的研究人員在Cell Host & Microbe期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Genome Composition and Divergence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Originating in China”（源自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的基因組組成和差異）的論文，論文研究了1月12日前提交到國際共享基因數據庫的三個新型冠狀病毒樣本基因組：Wuhan/IVDC-HB-01/2019（GISAID登錄號：EPI_ISL_402119）（HB01），Wuhan/IVDC-HB-04/2019（ EPI_ISL_402120）（HB04）和Wuhan/IVDC-HB-05/2019（EPI_ISL_402121）（HB05），在對這三個基因組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注釋、比較之後，他們指出：這三種2019-nCoV毒株的基因組序列幾乎是一樣的，在大約29.8 kb的基因組中僅有5個核苷酸不同。

（這三位病人體內的病毒，來自上一代感染者，還是來自同一病毒的copy？）

4、2020年1月27日，香港中文大學流行病學教授唐金陵在接受中央社採訪時說，“華南海鮮市場當時應該存在病毒的多點來源，而且它們之間比較分散，幾十個病人又短期內同時出現，且沒有彼此接觸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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