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評論：第一次看見批判相對論的是在五十三年前，是北京幾個中學生寫的，以粗淺的中學物理知識來大批判。後來看到有年長者（也可能是專業人士）寫批判相對論，仍然以牛頓理論批判愛因斯坦。四人幫粉碎之後聽說那是陳伯達背後指使的。現在又出這把戲了！

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確可以質疑，它遠沒回答人類對宇宙的全部疑問，可是我們那些八股學問和八股學問家是不可能提得出科學的疑問的。

一段荒誕往事：“批判愛因斯坦”

郝柏林（原中科院物理所七室副主任） 2009年

１９６７年底，湖南醴陵第二中學的物理教師周友華寫信給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批判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受到陳伯達支持。周恩來總理派駐中國科學院的聯絡員劉西堯主持過一些討論會，周友華曾被鄭重地請到前排就座。

　　周友華在醴陵二中圖書館的牆壁高處掛了一個重錘，長時間地記錄重錘尖點的位置，他發現重錘並非靜止不動，而是呈現出季節和晝夜等變化，變化的相對幅度約為十萬分之幾，周從而得出結論說萬有引力常數隨溫度變化，提出了一套“熱輕冷重”學說。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些年輕人同周友華進行辯論，指出所觀測的可能是牆壁的熱脹冷縮效應，周則提出牆壁很“結實”，重錘懸點絕不會移動等缺少基本實驗證明的論據。辯論不過了就說：“你們都是反動學術權威”。沈覺漣回答：“我和你一樣掙５６塊”。周說“你相對於我就是反動權威”。然而那時還可以進行辯論。沈覺漣、賴武彥和我三人還寫了兩篇文章，批判周有華的謬論，劉西堯吩咐把這些文章都鉛印成單行本，供大家討論。

　　不過這種情景並沒有持續多久，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呼聲中，對愛因斯坦的批判也走向高潮。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中央黨校的造反派，以及外地來京人員構成的大批判組，紛紛作調查，寫文章。中國科學院也成立了學術大批判組，由駐院解放軍代表直接領導。不久，他們寫了一篇大塊文章。要送到“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已經印成了專供“中央首長”閱批的大字清樣。

　　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主辦的《革命造反》報，在１９６９年８月３０日出版的第２０７期第３、４版上刊登了題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必須批判》的長文，署名是中國科學院“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文章中有一段話說：“現已查明：相對論的兩個‘原理’，和它的獨特推論‘同時性的相對性’，在迄今一切有關實驗中都沒有得到任何證明；但是，又都可以在另一些條件下得到驗證而決定取捨！”這裡“現已查明”四字，是從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中共中央關於開出劉少奇黨籍“決定”中抄來的，那裡說“現已查明，劉少奇是一個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

另外一篇文章里有一句話是，愛因斯坦“不打自招”，承認自己是馬赫的門徒。原來愛因斯坦在紀念馬赫的一篇文章中，談到自己受到馬赫思想的影響。由於列寧曾經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批判過馬赫的哲學思想，只要和馬赫掛上鈎，就可以“大獲全勝、班師回朝”，不必再作分析。其實，同一個列寧還說過，馬赫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

劉西堯在中關村福利樓二樓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這篇文章。我和幾位年輕同事的態度是：內部討論由他們說去，我們管不了；文章不能公開發表，給中國丟人現眼。不過，進入會議室後，發現已經輪不到我們發言。原來吳有訓、周培源、錢三強、錢學森、竺可楨等不少前輩學者也坐在那裡。

　　周培源的發言使那些批愛因斯坦的積極分子們大失所望。國內物理學家中直接隨愛因斯坦工作過的只有周培源和束星北二人（關於束星北是否同愛因斯坦工作過，科學史界已經提出質疑）。由於在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擔任過上校物理教官而成為“歷史反革命分子”的束星北遠在山東。批判家們希望周培源能“揭發”一些第一手材料。周培源的發言卻可以概括為“回憶愛因斯坦”。

　　周培源首先回憶了在普林斯頓工作時期的愛因斯坦如何衣着樸素、如何關心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如何在戰後參與世界和平運動。周說，有人批評愛因斯坦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這是不知道歷史。法西斯德國驅逐和屠殺了那麼多猶太人，愛因斯坦的態度在當時有進步意義。周培源最後說，１９５５年愛因斯坦逝世、周恩來總理髮了唁電。《人民日報》的一位記者來到家裡，忙了一夜，協助寫出了一篇悼念愛因斯坦的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第一版上是周總理的電報，第四版刊登了周培源的文章。

錢學森發言時首先說，昨天晚上讀了革命小將的稿子，感到非常興奮，我們年輕時就寫不出來這樣的文章。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小將，敢於向愛因斯坦這樣的學術權威挑戰，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他接着說，愛因斯坦這個人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而且不僅限於科學界。如果我們能根據毛澤東思想對愛因斯坦作出正確的評價，我們就會在國際科學統一戰線中增加許多朋友，否則就會失去一些朋友。因此我們要極為慎重、做好調查研究、不要急於發表文章。

這次會議上有位學物理的年輕人發言說，根據相對論，珍寶島事件中誰先開槍，只要換一個參考系就可能顛倒過來。他忘記了羅倫茲變換保持因果性不變這一基本原理。不過，這類由青年科學工作者指出的“問題”，確實給當時進駐高等學校和研究所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留下深刻印象，增加了他們發動群眾批判資產階級反對學術觀點的決心。所幸的是那位青年人後來科學上進步很大，１５年後成為正教授，對相對論和引力理論都有過貢獻。

那篇文章終於沒有在“兩報一刊”發表。

　　不久，大批判組的成員們到上海去“匯報”他們的觀點。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組織他們同工人座談。座談會上這些人自己成了被批判的對象。上海的工人理論家們指出：“你們這是搞純學術批判”、“對於愛因斯坦這樣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首先要從政治上批倒批臭”。這些受到了深刻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們興奮地回到北京，在物理研究所召開座談會，匯報上海之行的體會，比較在北京和上海的不同感受。物理所的一些研究人員從會議室走進走出，個別人提了一兩個問題，沒有人對他們表示支持。被“結合”在所革命委員會裡的革命幹部郭佩珊說：你們看，我們的人都很忙，以後你們寫了文章送給我們學習

學習就成了。

大批判組接着到原子能研究所（後來從中分出高能物理研究所）去匯報。作完報告、一個問題也沒有。主持人表示感謝，宣布散會。於是，大批判組得出結論，對批判愛因斯坦“越是外行越支持、越是內行越不支持”。外行們着手組織更大規模的批判行動。

　　原來陳伯達對於批判相對論作過“指示”：應當開萬人大會批判相對論、把中學生、小學生都請來。不久，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們籌備就緒，寫報告給空軍黨委，準備召開萬人大會（當時航空學院歸空軍“軍管”）。空軍黨委把報告送到陳伯達處請示，陳卻在報告上批示說：先不要開萬人大會；要作千百次實驗證實或推翻一個論點；用五十年可以，用一百年也可以。

陳伯達的態度發生急劇轉變的原因何在？原來這時陳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不妙。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指着陳說：“馬克思主義的本性不會改變，修正主義的本性不會改變，你陳伯達的本性也不會改變”。１９７０年８月黨中央盧山會議上陳伯達配合林彪要設“國家主席”，要稱毛為“天才”。毛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陳，接着就在黨內開展“批陳整風”運動。當時只是“指陳射林”，並未點出林彪的名字。直到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林彪機毀人亡之後，才正式提出“批林整風”。陳伯達在最後的日子裡，以“科學技術”作救命稻草，跑到天津去抓激光技術的推廣，甚至連１９７０年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２０年的大會也不想參加，還是黨中央命令他回京開會。這些都是後來學“批陳整風”的正式傳達材料中提到的事情。

　　這時，對愛因斯坦的“批判”也開始降溫。１９７１年初，駐中國科學院首席軍代表石煌宣布，今後各個學科的大批判，由各個研究所負責，院裡不再統一領導。不久，所革命委員會郭佩珊找我談話說：院裡把“相對論大批判組”下放給物理所領導，所里要派個幹部去，特來徵求我的意見。郭還說，你們不是對於科學政策有不少意見嗎？伯達同志親自過問相對論批判，他的秘書經常同大批判組有聯繫，你們的意見可以通過他反映到伯達同志那裡去。

我當時已經知道陳伯達關於開萬人大會的兩次批示，覺得到這樣被“親自過問”的地方去很不好工作，就以小天線計算任務太重（這也是實情）為理由，謝絕了所革委會為我分配的這份工作。（按：我原來是物理所七室副主任，１９６７年１月革命群眾“奪權”後沒有再擔任職務，經過１９６９年“九大”前後的整黨，沒有發現問題，按政策應當重新分配工作，這也是工宣隊和軍宣隊“落實政策”範圍之內的事。）

　　不過，我同這個“相對論大批判組”還是有緣分的，這個組裡有志於科學研究的幾位年輕人，後來學習了不少現代微分幾何和場論知識。一位從中央黨校來的批判組成員、我國一位著名太平天國史專家的兒子，從內部揭發他們“在批判愛因斯坦的旗幟下拜倒在愛因斯坦腳下”，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運動中物理所還派了工作組，“幫助”他們批判錯誤傾向，不過沒有批動，１９７６年“四人幫”倒台，那位揭發者悄然離去。１９７９年原“大批判組”中的理論物理工作者，成為新成立的理論物理研究所的一部分。這些全是後話。

對愛因斯坦的這場批判，剩下了一個重大問題，這就是毛澤東本人的作用。我知道兩件與此有關的事情，兩者都直接涉及到劉西堯。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的保密時間較長。到了９月底，絕大多數普通老百性還不知道林彪出了事。取消１０月１日的國慶節閱兵和群眾遊行，大家私下裡只是猜測毛主席的健康不佳，沒有往林身上想。９月３０日這一天，周總理聯絡員劉西堯好像很清閒，他在物理研究所一整天，上午看了幾個實驗室，下午在“小紅樓”召開了黨員業務幹部座談會，聽取“批陳整風”匯報。當時我和陳春先等正在起草一篇批判陳伯達的大會發言稿。我們提出應當把陳支持批判相對論寫進去。劉西堯說，批判相對論不是陳伯達自己的事，這裡面有毛主席的意思，這件事還是先不要寫。

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期間，錢學森在國防科委內部貼了劉西堯一張大字報。大意是：你說過批判相對論是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你又不向我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毛主席沒有這樣的指示，你就是捏造毛主席指示，否則你就是扣壓毛主席的指示。

我估計劉西堯從陳伯達那裡聽說過毛主席關於批判相對論的話，但並沒有機會直接見到毛。陳在位時，劉按照陳傳達的意思辦事。由於不能排除陳伯達“假傳聖旨”的可能性，陳倒台後，劉只能緘口不提毛。

　　〔說明：這是在１９９０年代後期撰寫的一篇回憶，２００９年初次發表於《負戟

吟嘯錄——一個前沿戰士對中國科學的感懷》一書中，新加波世界科學出版社八方文化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