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光美相比，口口聲聲要讓中國人民世世代代懷念毛澤東，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家人和後代不但沒能象王光美那樣“慈悲為懷”，不但一度想把毛主席夫人江青直接砍頭，對毛澤東的後代他鄧小平也曾百般刁難，甚至讓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失去自由”長達五年時間。在中共內部，所謂“陳雲同志曾力排眾議反對判江青死刑”的故事盡人皆知，主要依據之一是著名中共黨史專家陳東林發表的《陳云為何力排眾議反對殺江青？》一文。文中記載：陳雲曾對浙江省委書記鐵瑛說：“處理‘四人幫’與處理林彪反革命集團要有區別，‘四人幫’這些人禍國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盡壞事。而在戰爭年代，他們也沒有任何戰功。林彪反革命集團則有些不同，他們主要是部隊的。像黃、吳、李、邱他們，包括林彪，過去這些人都打過許多仗，也立過各種戰功。他們現在犯了罪，應該處理，但與‘四人幫’應該有所區別。”即使對江青集團的首犯，陳雲也不主張完全按刑事犯罪處理。審判“四人幫”前，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許多同志主張判江青死刑。陳雲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鬥爭終究是一次黨內鬥爭。”有人說：“黨內鬥爭也可以殺。”陳雲說：“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辦。”這裡所說的“政治局開會討論”，“主張判江青死刑”的“許多同志”，包括了鄧小平，華國鋒，王震和韋國清等。筆者也聽到過當時的政治局委員鄧穎超和烏蘭夫也都是主殺派。前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中顧委委員李銳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兩點半，胡耀邦在他與世長辭的前十天，約李銳到會計司胡同家中長談7個半小時，在這次最後的長談中，胡耀邦談到處理"四人幫"的問題："大家一致贊成公審，最初鄧小平主張江青、張春橋應處死刑，立即執行。葉帥和我、趙紫陽等都反對，徐帥堅決反對，陳雲說，如只我一票反對，也要記錄在案。主張殺頭的鄧小平最後也同意大家的意見了。中國大陸有回憶文章說， 在審判“四人幫”期間，有一天，洪老（學智）來看徐帥。一進門就說，老帥呀，唯一的一票啊，好啊，老帥的意見還是有作用的。什麼唯一的一票？老帥事後才向我們講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中央在討論對江青的量刑時，多數同志主張殺江青，只有徐帥提出，從國際國內的大局考慮，建議不殺江青。中央採納了徐帥的意見。筆者也就此向幾位內部人士，包括陳雲二公子陳方的朋友討論過，按照陳方朋友的說法，“唯一”的說法肯定不準確，徐帥是第一個提出反對小平死刑意見的，陳雲接着徐帥的話，在政治局會議上向“主殺派”很不客氣地說：“如果你們堅決要殺，請在會議記錄里寫上‘陳雲同志不同意’”。繼而又有胡耀邦等人相繼表態“刀下留人”。正因為鄧小平堅持所謂“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並以當時的“著名民主黨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給中共中央的“主殺信”為例，政治局裡議來議去，終於決定把江青和張春橋判處死緩，其實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鄧小平和另外幾個主殺派的意見。按照陳方朋友的說法，鄧小平和陳雲第一次擺上檯面的分歧就是這次“殺不殺江青” 的黨內激辯。陳方的朋友當時還告訴筆者，當時那次政治局會議的討論過程中，陳雲除了強調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的理由，還因為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鄧小平心生不快。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李銳先生在美國哈佛訪問期間，筆者也曾向李銳先生詢問過此事，李銳先生說，自己的長子文革跳樓自殺落下高度截癱，他鄧小平當然恨江青不死（大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隨着江青被宣判死緩，當年在北大整過鄧朴方的造反派頭頭聶元梓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刑滿出獄後，連生活費都沒有着落，完全靠幾個親戚接濟過活。鄧朴方在北大跳樓自殺摔成高位截癱時，鄧小平夫婦還沒有被發配江西，但父子、母子卻不能相見。臨去江西之前鄧小平與子女們，特別是與鄧朴方相見的要求被無情拒絕。在江西生活了一段時間後，鄧小平才收到妹妹鄧先群的信，告訴他鄧朴方的處境已經非常惡劣。於是鄧小平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自己對黨別無所求,只希望允許將重殘的大兒子接到身邊自己護理。毛澤東那裡於一九七二年初批准了鄧小平的請求，但有關方面又拖延到六月份才將鄧朴方送到鄧小平在江西的住處。按照鄧小平女兒鄧榕的描述，第一眼看到自己長子的慘狀，卓琳和鄧小平的繼母夏老太太都忍不住痛哭失聲。鄧朴方告訴父母，一九七一年的大年初一，北大軍宣隊即派人把他從醫院裡趕了出去，押送到條件極差的北京郊區清河社會救濟院。剛剛被送進去的時候,一股難以忍受的大小便氣味熏得我直流眼淚,髒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經用了好幾個月。一個房間住了十一個殘廢人,冬天沒有暖氣,只有一個小煤球爐子,燒不多久就滅了。小屋裡仿佛象個冰窟,床上的被褥十分單薄,每夜都會被凍醒。他下肢癱瘓了,但但上肢還靈活有力。每天他都咬着牙和別人一塊用鐵絲編織字紙簍,每編出一個簍底可以賺一分錢,編出一個簍幫賺四分錢,一個月拼命干也只能掙到四、五塊人民幣。鄧朴方說:這段歲月最難打發,因為他急於知道家人,尤其是父母雙親的下落。一天早上,他趁同室的哥們還在熟睡未醒時,一個人搖輪椅溜出救濟院,直奔北京城裡。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他用了四個多小時搖到。聽完了兒子的訴說，已經年近七十的鄧小平成了每天照顧高位截癱兒子的唯一“壯勞力”，每天在卓琳和夏老太太的幫助下為兒子翻身、換衣、洗澡，艱難地把兒子從床上挪到輪椅上，晚上再把他挪回到床上。往事不堪回首，沒人知道鄧小平在默不做聲地照顧自己高位截癱兒子時是否會隨時產生“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念頭。曾已何時,毛澤東夫婦曾使鄧小平一個完好的家庭肢離破碎,令鄧家數名子女在饑寒交迫中哀嚎,令鄧家最寄厚望的長公子永遠喪失了正常人的大部分生理功能。而毛家的公主李訥(當時化名蕭力)此時卻二十六歲便成為《解放軍報》負責人(正大軍區級);毛家子侄毛遠新年紀輕輕便躍升大軍區政委）,後又擔任“毛澤東同志聯絡員”(同鄧小平女兒蕭榕日後在鄧小平身邊擔負的職責一樣,只是職務上的叫法不同),毛夫人江青更是驕狂不可一世。也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同時,鄧小平成功扳倒了華國鋒,中國的“第一家庭”從此正式被鄧家取代。緊接着,改革開放開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員迅速開始了“帶頭致富”的過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訥同時也開始了她這一生最慘澹的時光。隨着江青的入獄，江青與毛澤東所生的女兒李訥被趕出中南海，並神秘地失蹤了一段時間(據稱是住院治病)，毛澤東的外孫、李訥的兒子李效芝(後隨繼父姓王)從五歲開始即被迫跟着一位阿姨度過了五年無父無母的悽慘生活。恢復自由之身以後，李訥已經落得了全身病痛，長期在家裡病休,只拿“基本工資”;而改嫁的丈夫從雲南離休調京後工資收入微薄,不足以應付北京城裡日益上漲的物價,故兩夫婦的日子一度過得十分艱難----尤其是當時的中國大陸 的大部分國家工作人員每月的獎金和其他外快收入要遠高於基本工資的年代。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官方的公開文章中曾以讚揚的口吻提到李訥“平民生活”的苦辛,甚至冬天還要自己蹬着車輪車去市場採買按人口配購的五分錢一市斤的“冬貯大白菜”;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都要和普通人一樣,擠坐公共汽車趕到天安門,排着長隊等候“瞻仰毛主席遺容”。一九九一年五月江青自殺前,李訥因為多種慢性病需要同時治療和保養,前後花了數千元醫療費。她自以為所謂“公費醫療”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仍然沒有被他父親的叛逆者取消,所以開始並沒有着急。但到單位報銷時，單位會計向她出示有關財務規定，說明她的藥費中有一大部分屬於“公費醫療”制度規定不能報銷的“自費藥品”。